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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达到稳定的时候，有些基本的因素就发生了改变。在此，我关心的不是自我的进展（正如我曾试图呈现的，它在每个阶段都和情绪的发展及焦虑的缓解息息相关），我要强调的是在无意识过程中的改变。我认为，如果我们将这些改变联系于焦虑的起源，就会更容易理解。在此，我要重提我的论点：破坏冲动（死本能）是引起焦虑的首要因素；[37]贪婪因为抱怨与怨恨（也就是破坏本能的外在表现）而升高，而这些外在表现又反过来为被害焦虑所增强。在发展过程中，当焦虑减弱且比较安稳地被防护着的时候，怨恨与贪婪都减弱了，而这一点从根本上导致了矛盾情感的减少。根据本能来表达这一点：当婴儿期神经症自然发展时，也就是当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都被减弱与缓解时，融合生本能与死本能（也就是在力比多与攻击之间）这两方面的平衡已经在某些方式上改变了。也就是说，在无意识的过程中，即在超我的结构中，以及在自我的无意识与意识部分的结构与领域中，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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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在不同的力比多位置之间，在前行与退行之间的摆荡波动是童年期最初几年所具有的特征。它们的产生与被害及抑郁焦虑（发生在婴儿早期）的变迁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这些焦虑不仅是固着与退行的基本因素，也长久地影响着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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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发展的前提之一，是在退行与前行之间的互动中，原来已经达到的进展的基本方面仍然可以维持住。换句话说，整合与合成的过程并未受到根本与永久性的干扰。如果焦虑被逐渐缓解，前行必须会超越退行，而且在婴儿期神经症的过程中，心理稳定的基础便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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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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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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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雷·丽宝（Margaret A.Ribble）曾报告对500名婴儿的观察［《与人格发展有关的婴儿期经验》（Infantile Experience in Relation t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1944）］，并表达了她的看法，其中有一些补充了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上所获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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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命初期婴儿与母亲的关系，她强调婴儿对“被母亲照料”的需要超越了吸吮的需要，例如在第631页，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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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人格的品质与凝聚性，大多取决于他在情绪上对母亲的依恋。这种依恋，（用精神分析的话来说）或是对母亲的贯注，由他从母亲那里获得的满足经验中逐渐发生。我们已经研究了这一发展性依恋的本质，它是如此的难以理解，但是其细微处却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主要促成其形成的是三种感官体验：触觉、动觉（或是对身体位置的感觉）与听觉，几乎所有的婴儿行为观察者都提到了这些感觉能力的发展，但是未曾强调它们对母亲与婴儿之间个人关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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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几个不同的地方强调了这种个人关系对于儿童身体发展的重要性，例如在第630页，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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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婴儿照顾上最细微的不规律性，例如与母亲接触太少、身体接触太少、保姆换人或是常规的改变等，经常会导致婴儿的一些紊乱，诸如脸色苍白、呼吸不规则、喂食困难等。对于先天体质上敏感或缺乏组织的婴儿来说，这些紊乱如果太过频繁，可能会永久性地改变器质性（organic）与精神性（psychic）的发展，而且威胁到生命的例子也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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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段文字中，作者将这些紊乱概括如下（第6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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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婴儿的大脑与神经系统尚未发育完成，他无时不处于功能解组的潜在危险当中。外在的危险是与母亲突然分离，母亲在直觉上或认知上必须要保持这种功能的平衡。实际的忽视或者爱的缺失，可能同样具有灾难性；内在的危险似乎是升高的紧张，这种紧张来自生物需求，以及有机体无法维持其内在能量，或是代谢的平衡与反射的兴奋性。其中对氧气的需求极为迫切，因为婴儿的呼吸机制尚未发展妥当，不足以应付因快速的前脑发展而升高的内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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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丽宝的观察，这些功能紊乱可能等同于危胁生命的危险，可被视为死本能的一种表达。而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死本能是朝向有机体自身的［《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我曾主张：这种危险由于引发了被灭绝的恐惧与对死亡的恐惧，是导致焦虑的首要原因。丽宝的观察所阐释的事实是：生物、生理及心理的因素从婴儿出生时就是密切相关的。我想进一步提出结论：母亲对婴儿持续的关爱与照顾，强化了婴儿与母亲的力比多关系，而这个关系对“体质敏感或是缺乏组织”的婴儿来说，甚至攸关其生存。这一点支持了生本能对死本能的抗争。我在本文与《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本卷）中充分地讨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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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宝医生的结论中，另外一个与我的结论相契合的议题，与她所描述的大约发生在第三个月的改变有关。这些改变可以被视为我所描述在抑郁位置发展时，对应于情感生活特征的生理反应。她说（第6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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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呼吸、消化与血液循环的器质性活动开始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表示自主神经系统已经掌控了其独特的功能。我们从解剖学的研究知道，胎儿的循环系统通常是在此时被阻断的……大约在此时，典型的成人脑波模式开始在脑电波图上显现……而它们可能意味着一种比较成熟的大脑活动形式。观察显示，情绪反应的发作（虽然不是常能区分清楚，但是明显地表现出正向与负向的方向）涉及了整个运动系统……眼睛聚集良好，能够跟随着母亲的移动；耳朵运作良好，能够区别母亲的声音。母亲的声音或影像产生了正向的情绪反应，在以前，这样的反应只能靠接触来获得，而且现在包含了适当的微笑，甚至是真正的喜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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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些改变与分裂过程的减弱，与自我整合和客体关系的进展（特别是婴儿能够将母亲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感知与内射的能力）是息息相关的，我所描述的这些，都发生在3-6个月进入抑郁位置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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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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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我与超我关系中的基本调适，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没有发生的话，那么精神分析程序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使病人能够回溯性地完成它们。只有通过分析发展的最早期阶段（以及稍后阶段），并且不只分析正向移情关系，也对负向移情关系进行彻底分析，才有可能达成这样的任务。在波动起伏的移情情境中，形成原初超我及客体关系的外在与内在形象（好的与坏的），被转移到精神分析师身上。于是，他必然常常会代表恐怖的形象。而且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婴儿期的被害焦虑才能被充分地体验、修通且减弱。如果精神分析师倾向于增强正向的移情关系，那么就避免了在病人心中扮演坏形象的角色，而主要是被内射为好的客体。于是，在某些病例上，对好客体的信任可能被强化。但是这样的好处可能很不稳定，因为病人尚未能够体验在早期阶段中同双亲的恐怖与危险方面有关的恨、焦虑与怀疑。只有通过分析正向移情与负向移情，精神分析师才能够交替地以好客体、坏客体的角色显现，时而被爱，时而被恨，时而被赞美，时而被惧怕。病人因而能够修通并缓解早期的焦虑情境。好形象与坏形象之间的分裂减少了，它们变得比较能够被合成在一起，也就是说攻击性被力比多所缓和。换句话说，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在其根源上被减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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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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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提到，力比多在口腔水平上的固着，是抑郁症的根本病因学因素之一。他用一个特别的病例来描述这种固着：“在抑郁位置中，他沉溺于对母亲乳房的渴望，这个渴望是难以言喻的强烈，并且不同于其他任何的事情。如果个体长大后，力比多仍然固着在这一点上，那么就具备了发生重度抑郁症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亚伯拉罕文选》，第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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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的结论，让我们更加了解抑郁症与正常哀悼之间的关联。他用两个病例的摘要片段证实了他的结论，事实上，这是最早接受完整分析的两个躁郁病例（这是精神分析发展中一次新的冒险）。在此之前，很少有发表的临床数据来支持弗洛伊德对抑郁症的发现。如亚伯拉罕所言：“弗洛伊德概要地描述了发生在抑郁病人身上的心理性欲（psycho-sexual processes）过程，他能够从偶然治疗抑郁症病人的经验中获得有关这些过程的一种直觉性想法。但是迄今为止，精神分析文献中并没有多少临床资料被发表以支持这个理论。”（同上，第433-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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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只有通过这少数几个病例，亚伯拉罕已经了解到：在童年期（5岁时）就已经有过真正的抑郁症状态了。他说他倾向称其为“随着俄狄浦斯情结而来的‘原初的情感倒错’（primal parathymia）”，并且总结描述如下：“我们称作抑郁症的就是这种心理状态”。（同上，第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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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多·雷多（Sandor Radó）在他的论文《抑郁症的问题》（The Problem of Melancholia,1928）中，更进一步地认为：正在吸吮的婴儿的饥饿处境中，可以见到抑郁症的根源。他说：“在被威胁失去爱的情境（弗洛伊德）中，特别是正在吸吮的婴儿的饥饿处境中，可以发现抑郁气质最深层的固着点。”拉多提及弗洛伊德的陈述：自我在躁狂状态中再次与超我结合为一体，他推论道：“这个过程是精神内在经验（那种发生在吸吮母亲乳房时与母亲整合的经验）的忠实重复。”不过，拉多并未将这点结论应用在婴儿的情感生活上，他只提到抑郁症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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