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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些改变与分裂过程的减弱，与自我整合和客体关系的进展（特别是婴儿能够将母亲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感知与内射的能力）是息息相关的，我所描述的这些，都发生在3-6个月进入抑郁位置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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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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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我与超我关系中的基本调适，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没有发生的话，那么精神分析程序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使病人能够回溯性地完成它们。只有通过分析发展的最早期阶段（以及稍后阶段），并且不只分析正向移情关系，也对负向移情关系进行彻底分析，才有可能达成这样的任务。在波动起伏的移情情境中，形成原初超我及客体关系的外在与内在形象（好的与坏的），被转移到精神分析师身上。于是，他必然常常会代表恐怖的形象。而且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婴儿期的被害焦虑才能被充分地体验、修通且减弱。如果精神分析师倾向于增强正向的移情关系，那么就避免了在病人心中扮演坏形象的角色，而主要是被内射为好的客体。于是，在某些病例上，对好客体的信任可能被强化。但是这样的好处可能很不稳定，因为病人尚未能够体验在早期阶段中同双亲的恐怖与危险方面有关的恨、焦虑与怀疑。只有通过分析正向移情与负向移情，精神分析师才能够交替地以好客体、坏客体的角色显现，时而被爱，时而被恨，时而被赞美，时而被惧怕。病人因而能够修通并缓解早期的焦虑情境。好形象与坏形象之间的分裂减少了，它们变得比较能够被合成在一起，也就是说攻击性被力比多所缓和。换句话说，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在其根源上被减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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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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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提到，力比多在口腔水平上的固着，是抑郁症的根本病因学因素之一。他用一个特别的病例来描述这种固着：“在抑郁位置中，他沉溺于对母亲乳房的渴望，这个渴望是难以言喻的强烈，并且不同于其他任何的事情。如果个体长大后，力比多仍然固着在这一点上，那么就具备了发生重度抑郁症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亚伯拉罕文选》，第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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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的结论，让我们更加了解抑郁症与正常哀悼之间的关联。他用两个病例的摘要片段证实了他的结论，事实上，这是最早接受完整分析的两个躁郁病例（这是精神分析发展中一次新的冒险）。在此之前，很少有发表的临床数据来支持弗洛伊德对抑郁症的发现。如亚伯拉罕所言：“弗洛伊德概要地描述了发生在抑郁病人身上的心理性欲（psycho-sexual processes）过程，他能够从偶然治疗抑郁症病人的经验中获得有关这些过程的一种直觉性想法。但是迄今为止，精神分析文献中并没有多少临床资料被发表以支持这个理论。”（同上，第433-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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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只有通过这少数几个病例，亚伯拉罕已经了解到：在童年期（5岁时）就已经有过真正的抑郁症状态了。他说他倾向称其为“随着俄狄浦斯情结而来的‘原初的情感倒错’（primal parathymia）”，并且总结描述如下：“我们称作抑郁症的就是这种心理状态”。（同上，第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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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多·雷多（Sandor Radó）在他的论文《抑郁症的问题》（The Problem of Melancholia,1928）中，更进一步地认为：正在吸吮的婴儿的饥饿处境中，可以见到抑郁症的根源。他说：“在被威胁失去爱的情境（弗洛伊德）中，特别是正在吸吮的婴儿的饥饿处境中，可以发现抑郁气质最深层的固着点。”拉多提及弗洛伊德的陈述：自我在躁狂状态中再次与超我结合为一体，他推论道：“这个过程是精神内在经验（那种发生在吸吮母亲乳房时与母亲整合的经验）的忠实重复。”不过，拉多并未将这点结论应用在婴儿的情感生活上，他只提到抑郁症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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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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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两个段落中概述的生命最初6个月的样貌，意味着对我发表在《儿童精神分析》中的某些概念的修正，我在该书中描述了来自各种来源的攻击冲动的混合，我称之为“极度施虐阶段”。我仍然相信：攻击冲动在被害焦虑盛行的阶段达到高峰。或者换句话说，被害焦虑是由破坏本能激起的，并且不断地因为将破坏冲动投射到客体而增强，因为被害焦虑的本质在于它增强了恨意与对客体的攻击，这个客体被感觉为具迫害性的，而这一点又反过来增强了被害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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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精神分析》出版之后，我完成了抑郁位置概念的建构，依我现在所见，在3-6个月大时，随着客体关系的进展，破坏冲动与被害焦虑都减弱了，抑郁位置便发生了。虽然我对于“被害焦虑与施虐性盛行两者之间有密切关联”的观点并未改变，但是在日期方面我必须做一个变更：以前，我提到施虐性居于高峰的阶段大约是第一年的中期，现在我认为这个阶段跨越生命的最初三个月，而且对应于偏执——分裂位置（本章第一节有描述）。如果我们假定：攻击性在婴儿身上的总量因人而异，那么我认为这个总量在刚出生时，不会比食人冲动、尿道冲动、肛门冲动及幻想强烈运作的阶段要少。如果只是考虑量的方面（不过，这种观点并没有考虑到决定两种本能运作的其他各种因素），可以这么说：当攻击性的更多来源被触及，并且有可能表现出更多攻击性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个分配的过程。越来越多的能力倾向（aptitudes）（身体的与心理的）逐渐开始运作是发展所固有的，而来自各种来源的冲动与潜意识幻想，彼此交织重叠、互动、增强，这样的事实也可以被视为表现了整合与合成的进展。此外，攻击冲动与幻想的混合，与具有力比多性质的口腔、尿道及肛门幻想的混合相对应。这意味着：力比多与攻击性之间的抗争在更宽广的领域上发生了。正如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所说的（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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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熟知的那些组织化阶段的一一浮现，我认为不仅对应着力比多在其和破坏本能的抗争中赢得并且建立的位置，而且由于这两种要素永远互相对立，又互相结合，因此也对应着在它们之间逐渐增强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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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进入抑郁位置的能力，与在其内部建立完整客体的能力，意味着他已不再像早期阶段那样，强烈地受到破坏冲动与被害焦虑的左右。不断强化的整合促使其焦虑在本质上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当客体关系中的爱与恨变得更加综合时，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会引起强烈的精神痛苦——即引起抑郁感与罪疚感。恨在某种程度上被爱缓解了，而爱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则受到恨的影响，结果是：婴儿对于其客体的情绪在性质上改变了。同时，整合与客体关系的进展，使得自我能够发展出更有效的方法来处理破坏冲动，以及它们所引发的焦虑。不过，我们不可以忽视以下事实：施虐冲动（特别是由于它们在不同的区域运作）是婴儿在这个阶段所产生的冲突中最强烈的因素，因为抑郁位置的本质包含了婴儿的焦虑——他担心所爱的客体会因他的施虐性而受伤或是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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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第一年中，情绪与心理的过程（重复发生直到5或6岁）可以根据攻击性与力比多斗争的成败来确定；而抑郁位置的修通，意味着在此斗争中（在每一次心理或身体之危机中重来一次）自我能够发展出适当的方法来处理并缓和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根本性地减少并避免攻击性朝向所爱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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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位置”这个词用在偏执与抑郁的阶段上，是因为这些成组的焦虑与防御虽然最初是发生在最早的几个阶段中，但是并不局限于这些阶段，而是会发生且再现于童年期的头几年，或是发生在日后特定的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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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我为这本书（即《精神分析的发展》，参见《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的说明性批注）提供的文章中，我从我的朋友劳拉·布鲁克（Lola Brook）那里获得了有价值的协助。她仔细地看过我的手稿，并且在数据的论述与安排方面提供了许多有帮助的建议，我非常感激她对我的作品持续不减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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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中，对该主题有更详尽的讨论。我提到我采用了费尔贝恩的术语“分裂”，加上我自己的术语“偏执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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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中，弗洛伊德说：“比起我们所相信的，生产过程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割断，在子宫内的生命与最初的婴儿期之间，其实具有更多的连续性。”（S.E.20,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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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曾提出：生本能与死本能的对抗，在出生的痛苦经验中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加强了被此经验所激发的被害焦虑。参见：《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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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梅兰妮·克莱因在此指的是伊萨克斯（1952）、宝拉·海曼（1954）和她自己的文章《婴儿行为观察》（On Observing the Behaviour of Young Infants），这些文章都在《精神分析的发展》一书中发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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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些最初被内射的客体形成了超我。以我的观点来看，超我开始于最早期的内射过程，并且是从好与坏的形象中建立起来。这些好与坏的形象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爱与恨中被内化，而且受到自我的同化与整合。参见：海曼（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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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与内化客体（主要是部分客体）的攻击有关的焦虑，在我看来是疑病症（hypochondria）的基础。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有提及（第144页、第264页、第273页），我也主张婴儿早期的焦虑本质上是精神病性的，也是日后发生精神病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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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我的文章《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中，我提到初次体验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是在抑郁位置时与完整客体的关系上。随着我对发生抑郁焦虑的观点有所修正（参见《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现在我认为，爱恨交织的矛盾在与部分客体的关系中就已经被体验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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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种介于力比多与攻击性之间的互动形式，对应于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一种特殊的融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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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参见：《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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