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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先前我曾提出，婴儿想用有毒的（爆炸与灼热的）排泄物攻击母亲身体的幻想，是他恐惧被母亲毒害的根本原因，而且也是妄想症的根源。同样的，想要吞噬母亲（及其乳房）的冲动，在婴儿心里将她变成了一个会吃人的危险客体（《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两篇文章，以及《儿童精神分析》的第八章）。弗洛伊德也提到过小女孩怕被妈妈谋杀或毒害的恐惧，他说这种恐惧“可能在以后构成妄想症的核心”（《精神分析新论》S.E.22,第120页）。他还说“怕被毒害的恐惧可能也和乳房的撤离有关，毒药就是使人生病的营养”（同上，第122页）。在弗洛伊德更早的文章《女性性欲》（Female Sexuality）中，他提到了女孩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害怕“被母亲谋杀（吞噬？）”，并提出：“这种恐惧对应着孩子针对其母亲的一种敌意，它是在训练与身体照顾的过程中，因为母亲强加的种种限制而发生的。而投射是儿童精神组织在早期阶段最喜欢使用的机制。”他也结论道：“在对母亲的依赖中，我们找到了女人日后发生妄想症的根源。”在此背景中，他提到了1928年布伦斯维克（Ruth Mack Brunswick）所报告的案例——《一个妄想症病例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a?Case of Paranoia）。在这个案例中，疾病的直接来源是病人对自己姐姐的俄狄浦斯固着（S.E.21,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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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我们可以在此比较躁郁症病人对食物的态度。如我们所知，有些病人拒绝食物，其他病人则暂时表现出贪婪的增加，还有些病人的症状在这两种反应之间摆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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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超越快乐原则》（1920）。参见：第三章，其中有关于这个游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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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在设置情境中观察儿童》（The Observation of Infants in Set Situation）中，温尼考特详细讨论了棉线轴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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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哀悼与抑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ia,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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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曾指出，虽然抑郁感觉的关键经验与应对这些经验的防御是发生在生命的第一年中，但孩子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克服其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这些焦虑在婴儿期神经症的过程中反复地被激活与克服，但是从未被根除，因此，持续一生都有可能再次复苏，虽然程度较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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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humming top”，一种状如陀螺，会旋转并发出嗡嗡声响的玩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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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关于象征形成对于心理生活的重要性，参见：伊萨克斯（1952）及我的文章《早期分析》与《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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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近来对于产前行为模式的研究，特别是葛塞尔（A.Gesell）所描述与总结的行为［《胚胎学》（The Embryology of Behaviour）］，提供了思考关于原初自我和体质因素在胚胎时运作程度的材料。以下也是一个开放问题：是否母亲的心理与身体状态在上述的体质因素方面影响了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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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第八章 精神分析的游戏技术：其历史与重要性（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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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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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一篇主要关于游戏技术的文章以作为这本书的引言[1]时，我受到了以下考虑的鼓励：我和儿童与成人的工作，以及我对精神分析理论整体的贡献，基本上是源自于与幼儿工作时所发展的游戏技术。这并不意味着我后来的工作是游戏技术的直接应用，但是我在早期发展、无意识过程，以及能够触及无意识的诠释的本质中获得的洞识，已经在我对于较大的孩子及成人的工作上有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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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将要简短概述我的工作从精神分析游戏技术发展出来的步骤，但是我将不会对我的发现提出一个完整的总结。在1919年，当我开始第一个个案时，已经有人进行了对儿童的精神分析工作——特别是胡格-赫尔姆斯（Hug-Hellmuth,1921）医生，不过她没有从事过6岁以下儿童的精神分析。尽管她使用图画，偶尔以游戏作为媒介，但并未将游戏发展为一种特殊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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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既定的原则：分析师应当非常节制地给予诠释。除了少数的例外，精神分析尚未探索无意识的深层次：对儿童来说，这种探索被认为具有潜在的危险，这个谨慎的观点反映在一个事实上，即在当时及之后的几年中，精神分析被认为只适用于潜伏期（latent period）之后的儿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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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位病人是一个5岁大的男孩，在我最早出版的文章[3]中，我用弗里茨（Fritz）这个名字称呼他。在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只要影响母亲的态度就足够了，我曾建议她应该鼓励孩子自由地与她讨论许多未能说出口的问题，这些问题明显存在于他内心深处，而且阻碍了他的智力发展。这么做有了好的效果，但是他的神经症并未被充分缓解。很快，我决定应该要对他进行精神分析。这么做时，我偏离了某些既定的原则，因为在孩子呈现给我的材料中，我诠释了我认为最急迫的部分，并且发现我的兴趣专注在他的焦虑及对抗这些焦虑的防御上。这种新的方法很快使我面临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我在分析这个病人时，所遭遇到的焦虑是非常急迫的，而且，虽然我观察到焦虑一再因为我的诠释而缓解，使我确信我工作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有时候我会因为被表面化的新焦虑的强度而感到不安。在这个时候，我向卡尔·亚伯拉罕医生请教。他回复说，既然到目前为止，我的诠释经常带来舒缓的效果，而且分析明显有进展，他不认为需要改变处理的方式。我被他的支持所鼓舞，在之后的几天里，孩子的焦虑从原先的高峰大幅地减弱，达到更进一步的改善。从这个分析所获得的信念，强烈地影响了我全部的精神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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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治疗是在孩子的家中进行，用的是他自己的玩具。这个分析是精神分析游戏技术的开始，因为从一开始，这个孩子主要就是通过游戏来表达他的幻想与焦虑，而且我不断地向他解释游戏的意义，结果是在他的游戏中有更多的材料浮现出来。也就是说，基本上我已经在这个病人身上使用了诠释的方法，而这个方法成为我的技术特色。这种处理方法符合精神分析的一项基本原则，也就是自由联想，当我诠释的不仅是孩子说的话语，也解释他玩玩具的活动时，我将这个基本的原则应用在孩子的心理上，而孩子的游戏与各种活动（事实上也就是他的整体行为），是他们用来表达成人借用言语所表达内容的方法。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也受到弗洛伊德建立的两个法则的指引，从一开始我就将它们视为基本法则：探索无意识是精神分析工作的主要任务，而分析移情关系则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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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年和1923年之间，我从其他儿童案例中获得了更进一步的经验，但是游戏技术发展中确切的一步，是我在1923年治疗一个2岁零9个月大的孩子时所做的精神分析。我已经在我的《儿童精神分析》[4]一书中，以莉塔（Rita）之名提供了这个儿童案例的细节。莉塔的困扰是夜惊（night terrous）和动物恐惧症，她对母亲的态度非常矛盾，同时她黏母亲到无法被单独留下的程度。她有明显的强迫性神经症，而且有时候非常抑郁。她的游戏都受到抑制，无法忍受挫折，这使她越来越难养育。我当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案例，因为我分析这么小的孩子，完全是一项新的试验。第一次治疗似乎印证了我的担忧，当莉塔和我被单独留在育婴室时，她立即表现出了一些我认为是负向移情的迹象；当时，她焦虑而沉默，随即要求去外面的花园，我同意了，并且随她同去（我要补充的是，在她的母亲与保姆看来，这是失败的迹象）。在10-15分钟后，当我们回到育婴室时，她们很惊讶地看到莉塔对我相当和善。对这种转变的解释是：当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我曾经解释她的负向移情，这再一次违反了一般的做法。从她说的一些事情，以及她在开放空间里比较不那么害怕的这个事实，我的结论是：当她单独与我在房间的时候，她会特别惧怕我可能对她做的某些事情。我解释了这一点，并提及她在夜里的惊吓，我将她怀疑我是一个具有敌意的陌生人联结到她的恐惧：夜里有坏女人会在她一个人时攻击她。在这个诠释之后几分钟，当我提议回到育婴室时，她立即同意了。如我之前提到的，莉塔在游戏方面的抑制是明显的，她除了强迫性地帮洋娃娃穿脱衣服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做。但是，我很快了解在她的强迫症底下隐藏的焦虑，并且诠释了它们。这个案例加强了我那正在成长的信念：对儿童进行精神分析的前提，是要了解并且诠释那些幻想、感觉、焦虑，以及游戏所表达的经验，或者是（如果游戏被抑制了）造成抑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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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对弗里茨一样，我在孩子的家中做分析，并且用她自己的玩具，但是在这个仅仅维持了数月的治疗中，我得到的结论是：精神分析不应该在孩子的家中进行，因为我发现虽然她非常需要帮助，她的父母也认可了我应该试试精神分析，但她母亲对我的态度非常矛盾，而且整个气氛对治疗带有敌意。更重要的是，我发现移情的情境——也就是精神分析程序中最重要的的部分，只有在病人能感觉到治疗室或游戏室（事实上是整个分析）是与其日常家庭生活分开时，才能被建立起来并且加以维持。因为只有在此条件下，病人才能克服他对于体验及表达那些不符合常规的思想、感觉和欲望的阻抗。对儿童来说，他们感觉这些不符常规的事情是与许多被教导的事情相抵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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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1923年，在分析一个7岁的女孩时，我做了更有意义的观察。她的神经症困难明显并不严重，但是她的父母担心她的智力发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虽然相当聪明，但是跟不上其他同龄的孩子，她不喜欢学校而且有时候会逃学。以前她与母亲的关系是有感情并依赖的，但自从她开始上学以来就变了，她变得羞怯而沉默。我对她做了几次治疗都没有什么进展。已经清楚的是，她不喜欢学校，从她胆怯地说出来的事情以及其他意见，我已经能够做一些诠释。这些诠释制造了一些材料，但是我的感觉是自己无法用这个方法获得更多进展。有一次我又发现这个孩子没有反应并且退缩，我离开她，告诉她我稍后会回来。我到我自己小孩的婴儿房拿了一些玩具、车子、小人物、几块积木和一辆玩具火车，把它们放进箱子里，再回到病人那里。这个小孩之前并不曾画画或是从事其他活动，但她立即对这些小玩具产生了兴趣，开始玩起来。从这次游戏中，我推断两个玩具小人代表了她自己和一个小男孩（他是我之前曾听她提过的一个同学），看起来这两个小人的行为存在不为人知的秘密。其他玩具人偶被认为是在干预与监视，被厌恶地放在一旁。她玩这两个玩具的方式带来了一些灾难，例如摔倒或是撞车，这与焦虑升高的迹象一起重复着。这时候我提到她游戏中的细节并解释道：有些性活动似乎曾经发生在她与她的朋友之间，而之前她非常恐惧这一点会被发现，因而不信任其他人。我指出她在游戏时曾经变得焦虑，而且似乎就要停止游戏。我提醒她，她不喜欢学校可能与她害怕老师会发现她与同学的关系而惩罚她有关，最重要的是她很害怕，而且不信任母亲，现在她可能对我有同样的感受。这个诠释对孩子的影响是很显著的，她的焦虑与不信任刚开始时升高了，但是很快就转变为明显的释然。她的脸部表情改变了，虽然没有承认或否认我的诠释，但是接着她通过制造新的材料及变得更自由地玩耍与说话，显示了她的赞同，她对我的态度也变得更为友好而且较少怀疑。当然，与正向移情交替发生的负向移情一再浮现，但是从这一次治疗以后，分析开始顺利地进展。正如我被告知的，同时还有一些好的改变发生在她与家人的关系上，特别是她和母亲的关系。她对学校的排斥减弱了，对学业变得更有兴趣，但是她在学习方面的抑制，源于很深的焦虑，只能在治疗过程中逐渐地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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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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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叙述了使用我特别为儿童病人保留在箱子里的玩具（我将玩具装入这个箱子，第一次带到治疗室），证实它们对于她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经验和其他的经验，帮助我决定哪些玩具最适合精神分析的游戏技术。[5]我发现一件很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用小的玩具，因为它们的数量与多样性，能够让儿童广泛地表达各种幻想与经验。为了这个目的，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玩具必须是非机械性的，而且人形只有颜色与大小的分别，不应该显示任何特定的行业，它们非常简单的形式可以让孩子根据在游戏中所浮现的材料，将它们用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中，因此他能够同时呈现各种经验与幻想，或者真正的情境。这也让我们有可能对于其心理运作获得一个比较连贯、有条理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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