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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神分析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Psycho-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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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安娜·弗洛伊德的著作《儿童精神分析治疗》（The Psycho-Analytical Treatment of Children,1927）中，有对此早期方法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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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儿童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1923）、《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The Rôle of the School in the Libidi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1924）与《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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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也见：《谈儿童抚育》（On the Bringing up of Children,Rickman主编，?1936）与《从早期焦虑看俄狄浦斯情结》(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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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它们主要是：小的木头男人与女人（通常有两种大小）、汽车、独轮手推车、秋千、火车、飞机、动物、树木、砖块、房屋、篱笆、纸、剪刀、刀子、铅笔、粉笔或水彩、胶水、球与弹珠、橡皮泥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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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它们是可清洗的地板、自来水、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张小沙发、几个靠垫及一个抽屉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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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上述玩玩具与游戏的例子，可见于《儿童精神分析》（特别是第二、三、四章），也见于《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Personification in the Play for Children,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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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个孩子的分析开始于1924年，他是帮助我发展游戏技术的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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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儿童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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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莉塔分析了83次，楚德分析了8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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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从早期焦虑看俄狄浦斯情结》(1935),《克莱因文集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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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力比多发展简论》(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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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露丝分析了190次，彼得分析了27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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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对亚伯拉罕的发现的重要性的不断确信也是我在他那里接受分析的结果。我的分析开始于1924年，在14个月后因为他的疾病与死亡而被迫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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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儿童精神分析》第三章中，是以“厄娜”（Erna）这个名字来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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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参见：《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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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参见：《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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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这些与其他结论，见于我曾提及的两篇文章，即《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和《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也见于《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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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大概是在分析一个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男病人（只分析一个月）时，我了解到精神病性质的焦虑，以及需要诠释这些焦虑的迫切性。在1922年，一个准备去度假的同事要我帮他照顾一名精神分裂病人一个月。从第一个小时开始，我就发现我不该让病人有任何时间保持沉默，我觉得他的沉默意味着危险。每当这样的状况发生时，我就会诠释他对我的怀疑，例如：我和他的叔叔密谋要让他再度受到禁制（他最近才被解除禁制），这些材料是他在其他场合曾经表达的。当我如此诠释他的沉默（将其与先前的材料联结）时，他便会坐起来，以威胁的语气问我：“你想把我送回疗养院是吗？”不过他很快就安静下来，开始更自由地说话。这显示了我的方向是正确的，应该继续对他的怀疑及被害的感觉做诠释。在某种程度上，对我的正向与负向移情发生了。但是曾经有一度，当他对女人的恐惧感非常强烈地浮现时，他要求我给他一位可以帮助他的男性分析师的名字，我告诉他一个男性分析师的名字，但是他从未联系过这位同事。在那个月期间，我每天见这个病人，那位要我照顾这个病人的分析师回来时发现有些进展，希望我继续分析，我拒绝了，因为我非常清楚，在没有任何保护或其他适当的安排下治疗一个妄想症病人的危险性。在我分析他期间，他经常在我房子对面站几个小时，仰望我的窗户，只有少数几次他按了门铃要求见我。我要提一下的是，不久以后他再度受到禁制。虽然我在当时没有从这次经验中获得任何理论性的结论，但我相信这个分析的片段也许促成了我日后对婴儿期焦虑的精神病本质的洞识，以及我的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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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如我们所知，弗洛伊德发现了正常与神经症之间并没有结构上的不同。这一发现在理解一般的心理过程中是最重要的。我的假设是：在婴儿期，精神病性质的焦虑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构成了婴儿期神经症的基础，这个假设是对弗洛伊德发现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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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我在上一段中提出的结论，可以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找到完整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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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就此而论，比较恩斯特·琼斯博士的重要文章《象征的理论》（The Theory of Symbolism,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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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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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这个结论已经影响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沟通方式的了解，也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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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正常、神经症与精神病三者之间，除了共同的特征之外，其根本差异我在此无法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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