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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在提出这个解释的时候，我知道这并不是解释这段情节的唯一方向，侍者也可以被视为未能满足他口腔期待的父亲，而面包店女人的情节因此更进一步回到与母亲的关系中，及其所有连带的欲望与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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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这是身体（可能是遗传的）与情绪因素相互影响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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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他囊中的太阳”，可能的一个意义是被父亲占有的好母亲。如我先前所指出的，因为小婴儿感觉到：当他被剥夺了母亲的乳房时，是父亲得到了它。父亲纳入了好母亲，并因而从婴儿那里抢走了她。这种感觉激起了嫉羡与贪婪，而且也是发展为同性恋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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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对好母亲的稳固内化（一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过程）程度上会有所不同，而且永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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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这些经验还有另外一面，比如宝拉·海曼（Paula Heimann,1955）在他的文章中描述的：病人意识到的感觉也能够表达他的分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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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我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中提出，害怕因为投射性认同而被拘禁在母亲体内的恐惧，是各种焦虑情境（幽闭恐惧症为其一）的基础。我现在要补充的是，投射性认同可能导致害怕自体丧失的部分被埋在客体当中，永远无法复原。在故事中，法比安在转换进入普加与弗格森之后，感到他被埋葬了，而且再也无法逃脱，这意味着他会死在他的客体中。我想在此提出另外一点：除了害怕被囚禁在母亲体内之外，我发现另一个促成幽闭恐惧症的因素，是与个人身体内部有关的恐惧，以及对身体内部有威胁的危险。我再一次引用弥尔顿（Milton）的诗句：“你成为自己的牢房。““Thou art become(O worst imprisonment）the Dungeon of thy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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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这一点在技术上极为重要，因为我们总是必须选择当下最为迫切的材料来加以解释。而且，在这个背景下，我要说的是：在有些分析时段，有些病人似乎完全被投射或内射所支配。另外，记住这一点很重要：相反的过程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也保持运作，因而早晚会再次进入情景，成为主导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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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我想说的是，无论分裂与投射如何强烈地运作，只要活着，自我就永远不会完全崩解，因为我相信朝向整合的冲动——无论受到什么干扰，即使是在其根源上——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天生所固有的。这和我的以下观点一致：若是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一个好客体，就没有任何婴儿能够生存下来。这些事实让分析有可能带来某种程度的整合，有时候甚至是在非常严重的病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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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将好的东西与自体好的部分散布到外在世界，这加重了对他人的怨恨与嫉羡的感觉，因为这些人被认为拥有了他失去的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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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我们知道，弗洛伊德的“理想自我”（ego ideal）概念，是其“超我”概念的前身，但是有一些理想自我的特质，并未被纳入其超我概念中。我认为，我对法比安试图重新取得的理想自我的描述，比起弗洛伊德对“超我”的观点，更接近他原本对“理想自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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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第十章 嫉羡与感恩[1]（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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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一直对人们熟知的两种态度的最早来源感兴趣——嫉羡（envy）与感恩。我得到这样的结论：从根源上说，嫉羡是逐渐侵蚀爱和感恩的感觉最强的因素，因为它影响着所有关系中最早的关系，即和母亲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个人整体情绪生活的根本重要性，已经在一些精神分析的作品中得到证实。我认为，通过进一步探索在此早期阶段可能产生很大干扰的一个特定因素，我为自己关于婴儿发展和人格形成的发现，增添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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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嫉羡是破坏冲动的一种口腔施虐（oral-sadistic）和肛门施虐（anal-sadistic）的表达，从生命开始就运作着，而且它是以体质为基础的。这些结论与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作品中的某些要素一致，不过也蕴含着一些差异。亚伯拉罕发现嫉羡是一种口腔特性，但是根据他的假说，他认定嫉羡和敌意在稍后的时期才开始运作，也就是在第二口腔施虐阶段，这与我的观点不同。亚伯拉罕并未提到感恩，但是他形容“慷慨”（generosity）是一种口腔特征。他也认为在嫉羡中，肛门要素是一种重要成分，并且强调它们是一种口腔施虐冲动的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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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认为，在口腔冲动的强度之中有一个体质要素，我赞成这个进一步的根本观点。他也将躁郁症（manic-depressive illness）的病因与口腔冲动的强度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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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亚伯拉罕和我的作品都更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破坏冲动的重要意义。在他写于1924年的《力比多发展简论》（Short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ido,Viewed in the Light of Mental Disorders）一文中，虽然《超越享乐原则》（Beyond Pleasure Principle）已于四年前出版，亚伯拉罕并未提及弗洛伊德关于生本能与死本能的假说。然而，在他的书中，亚伯拉罕探索了破坏冲动的根源，并且比之前的研究更明确地将这些理解运用于心理障碍的病因上。在我看来，虽然他并未使用弗洛伊德生本能与死本能的观念，他的临床工作，尤其是他对首例接受分析的躁郁症患者的分析，却是基于对这个方向的洞察。我认为亚伯拉罕的早逝，使他无法认识到自己的发现的全部内涵，以及它们与弗洛伊德所发现的两种本能之间的根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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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要出版《嫉羡与感恩》时，正是亚伯拉罕逝世30年之后，亚伯拉罕的发现的全面的重要意义因我的作品得到更大的认可。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极大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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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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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打算对婴儿最早的情绪生活提出进一步的看法，并得出关于成年期和心理健康的某些结论。探索病人的过去、童年期及其无意识是理解其成人人格的前提，这本来就在弗洛伊德的发现之中。弗洛伊德在成年人身上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并从这类素材中，不只重构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细节，还有其时间点。这种方法已经成为精神分析方法的典型特征，亚伯拉罕的发现对它做出了极大的补充。我们也应该记住，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心智的意识部分是由无意识发展出来的。因此，我采用了一种现今在精神分析中熟悉的步骤，追溯婴儿早期的素材。我最先在小孩子的分析中发现这些素材，随后又在成人的分析中发现。对小孩子的观察很快就确认了弗洛伊德的发现。我相信我对更早阶段（生命最初几年）的一些结论，也同样可以通过观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确认。通过病人所呈现的素材，我们去重构关于较早阶段的细节和资料。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实际上是必要性——弗洛伊德在以下段落中，做了最令人信服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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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寻找的是病人遗忘岁月的一幅图景，这幅图景应该是同样可信的，在所有基本方面也应该是完整的……他（精神分析师）的建构工作，或者称为重构（reconstruction）工作更好一些，很像是一位考古学家在挖掘某些已被破坏、掩埋的住处，或某些古代的建筑。事实上，两种过程是一样的，只是分析师是在更好的情况下工作，并且掌握更多的素材，可以用来协助自己，因为他所处理的不是已经破坏的东西，而是仍然存活的东西，也许还有其他理由。但是正如考古学家从依旧矗立的基座中建造起建筑物的墙，从地层的凹陷中确定圆柱的数量和位置，并从废墟所发现的遗迹中重构壁饰和壁画，分析师也是这样进行的。他们从记忆的碎片、关联分析以及分析主体的行为中，得出他们的推论。两者都有一种无可争论的权利：通过补充和组合幸存的遗迹来重构。此外，他们都容易经历相同的困难和错误来源。……正如我们所说过的，和考古学家比起来，分析师是在更好的情况下工作，因为他有任其处置的素材。然而在考古学家的挖掘中却没有这类材料可供对应参考，例如可追溯至婴儿期的重复反应，以及所有与这些反应有关、通过移情显示的现象。……所有的本质都被保存下来。即使是那些似乎完全被遗忘的事情，也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呈现出来。这些事情只是被埋藏起来，导致主体无从接触。实际上，如我们所知，也许我们可以质疑，是否真有精神结构会遭到全面破坏。我们能否成功地揭示完全被隐匿的部分，只能取决于分析的技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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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教导我，充分成长的人格的复杂，我们只能借由对婴儿心智所获得的洞识，和追踪其后期生命的发展来了解。也就是说，分析的进行是从成人期回溯到婴儿期，再经由一些中间阶段返回成人期，这种循环往复的来回运动，是依据普遍的移情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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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全部的作品中，我赋予婴儿最初的客体关系（对母亲的乳房和对母亲的关系）根本的重要性，并且得出结论：如果这个被内射的原初客体（primal object）带着相当程度的安全感植根于自我，就奠定了一种令人满意的发展基础。这种联结涉及一些先天的因素。在口腔冲动的主导下，乳房被本能地感觉为滋养的来源，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则是生命本身的来源。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心理和身体上亲近这种令人满足的乳房，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那种失去的出生前与母亲的一体感（unity）和伴随其中的安全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婴儿充分地专注于乳房或其象征（奶瓶）的能力。这样一来，母亲被变为一个被爱的客体。很有可能，婴儿在出生前已拥有的母亲成形的部分使婴儿有种天生的感觉：在他之外有某个东西，将会提供他所需要的和欲求的一切。好乳房被纳入，成为自我的一部分，而一开始在母亲里面的婴儿，现在他自己的内在有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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