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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不同的地方表示：破坏冲动（即死本能的表达）在感觉上首先是针对自我的。面对这些破坏冲动，即使它们是逐渐发生的，当病人将这些冲动当作自己的一些方面接受下来并整合它们时，他就会觉得自己暴露在破坏之中。也就是说，整合的结果是在特定的时候病人会面对一些巨大的危险：他的自我可能会被淹没；当认识到人格中存在分裂的、破坏的和怨恨的部分时，他可能会失去自体中理想的部分；病人的破坏冲动不再受到压抑，分析师可能变得充满敌意，并对这样的破坏冲动进行报复，也因此变成一种危险的超我形象；分析师代表好客体的部分受到破坏的威胁。分析师面临的危险会造成我们在取消分裂、迈向整合时所遭遇的强烈阻抗。如果我们记得婴儿对原初客体的感觉，就可以理解分析师面临的危险。婴儿觉得其原初客体是美好的，是生命的来源，因此也是无可取代的。他担心自己破坏原初客体，这种焦虑是主要情绪困难的原因，并且它突出地进入到抑郁心理位置出现的冲突之中。因为认识到破坏性嫉羡而产生的罪疚感，可能会使病人暂时抑制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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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能的甚至自大狂的幻想作为对抗整合的一种防御有所增强时，我们会遇到一种非常不同的情境。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阶段，因为病人会通过增强其敌意态度和投射找到庇护。因此他认为自己比分析师优秀，指责分析师对他评价过低，通过这种方式他为憎恨分析师找到一些正当理由。分析至今取得的所有成绩，他都觉得是自己的功劳。回到早期情境，还是婴儿时，病人可能幻想自己比父母更有力量，甚至幻想是自己创造了母亲或生了她，并且拥有母亲的乳房。于是，是母亲抢走了病人的乳房，而不是病人抢走了母亲的乳房。此时，投射、全能和迫害感都在最高点。每当在科学或其他工作上的优越感很强烈时，这些幻想的某些部分就会起作用。同样，也会有其他因素可能激起对优越的渴望，例如各种来源的野心，尤其是罪疚感，这些因素基本上都和对原初客体或其后来替代者的嫉羡和破坏有关。因为这类关于抢夺原初客体的罪疚感，可能会导致否认，否认采取的形式是声称其具有完全的独创性，因而排除了从客体那里拿走或接受任何事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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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段中，我强调了在分析嫉羡生来就很强的病人时某些地方出现的困难。然而，分析那些深层的严重的紊乱，在很多情况下，可以防范因过度嫉羡和全能态度造成精神病的潜在危险。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要试图加快这些整合的步骤。因为如果病人对人格中的分裂认识得太突然，他在应对时会有很大困难。[46]被分裂开来的嫉羡和破坏冲动越强，当病人意识到它们时，也就觉得它们越是危险。在分析中，我们应该缓慢地、循序渐进地使病人洞察到自体分裂的痛苦。这意味着破坏的那些方面，被再三地分裂开来并重新获得，直到产生更大的整合。结果是责任感增强了，也更加充分地体验到罪疚感和抑郁。当这些发生时，自我得到加强，破坏冲动的全能感连同嫉羡一起被减弱，在分裂过程中被压抑的爱和感恩的能力也就得到了释放。因此，分裂开来的方面逐渐变得更能被接受，病人也越来越能够压抑对爱的客体的破坏冲动，而不是分裂自体。这意味着对分析师的投射（将其变成危险和报复的形象）也减弱了。于是分析师发现，帮助病人朝向进一步的整合变得容易多了。也就是说，负向治疗反应的强度正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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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正向移情还是负向移情中，分析分裂过程及其潜在的憎恨和嫉羡，对分析师和病人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种困难产生的一种结果是，有些分析师倾向于增强正向移情而避免负向移情，并且试图通过扮演病人过去无法安全建立起来的好客体的角色，来强化爱的感觉。这种程序，在本质上不同于借着帮助病人在自体上达到更好的整合而旨在用爱减缓恨的分析技术。我的观察显示，那些基于安慰的技术很少成功，尤其是它们的效果不能持久。每个人对安慰确实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可以追溯到最早期与母亲的关系。婴儿不仅期待母亲照顾自己所有的需要，而且每当他体验到焦虑时，也渴求她显示一些爱的迹象。在分析情境中，这种对安慰的渴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不要低估了它对病人的重要性，不管是成人或儿童都一样。我们发现，尽管病人意识的（通常是无意识的）目的是接受分析，但是他们从未完全放弃想要从分析师那里获得爱和欣赏从而得到安慰的欲望。即使病人合作，允许我们分析心灵深层的破坏冲动和被害焦虑，这样的合作最后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受到想满足分析师和被他所爱的渴望的影响。觉察到这一点的分析师，就会分析这些愿望的婴儿期根源。否则，分析师认同了他的病人，病人对安慰的早期需求就可能强烈地影响分析师的反移情，因此也影响到他的技术。这种认同也很容易引诱分析师站到母亲的位置，立即对这种冲动让步，来减轻孩子（病人）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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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病人说：“我能理解你正告诉我的事情，但是我感觉不到它。”这就出现了走向整合的一个困难。我们意识到，事实上这时我们就谈到了人格的一部分，无论从哪一点看，这一部分的人格在当时，无论对病人还是分析师，都是不能充分企及的。如果我们可以用现在和过去的材料向他说明，他如何以及为何一再地把自体的各个部分分裂开来，我们帮助病人进行整合的尝试才令人心服。这种证据通常是由会谈时段前做的梦来提供，也可能是从分析情境的整个背景中收集来的。如果对一个分裂现象的解释，以我所描述的方式得到充分的支持，那么它就可能在下一次会谈中，通过病人报告的梦的片段或者带来更多的材料，得到证实。这类解释积累的结果，可以逐渐使病人在整合和领悟上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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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整合的焦虑，必须在移情情境中被充分了解和解释。先前我已指出，如果在分析中重新获得自体被分裂开来的部分，对自体和对分析师的威胁就会在病人心中升起。在处理这种焦虑时，如果在材料中可以发现爱的冲动，我们不应该低估爱的冲动，因为最终是它们使病人缓和其怨恨和嫉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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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个特定时刻，无论病人多么觉得解释并未正中要害，这通常都可能是阻抗的一种表达。如果我们从分析一开始就充分注意到那些一再将人格中破坏性的部分（特别是憎恨和嫉羡）分裂出来的企图，我们就可以（事实上，至少在大多数案例中）使病人迈开朝向整合的步伐。只有在分析师不辞辛劳、小心谨慎和坚持不懈的工作之后，我们才能期待病人获得一种更稳定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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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用两个梦来说明分析中的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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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提到的第二个男病人，在他分析的后期，当他在各个方面都出现较大的整合与改善时，他报告了下面的梦。这个梦显示了因抑郁感到痛苦而造成整合过程中的起伏波动。他在一栋公寓的楼上，他朋友的朋友X在街上叫他，要他一起散步。病人并未加入X，因为公寓里的一只黑狗可能会跑出去而被车子碾到。他抚摸这只狗。当他向窗外看时，X已经“走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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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关联分析把公寓带进和我的关系中，黑狗和我的黑猫有关，他把黑猫形容为“她”。病人从未喜欢过X，他是他的一个老同学。他形容他是个圆滑虚伪的人。X也常常借钱，虽然他后来也会把钱还上，但他的态度是自认有权利要求这种好处。不过，X后来在他的专业上表现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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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认识到“他朋友的朋友”是他自己的一个方面。我解释的要点是：他越来越能认识到他人格中一个不招人待见，甚至令人恐惧的部分。“狗——猫”（分析师）面临的危险是会被碾（也就是受伤）。X要求他一起散步，这象征着朝向整合的一步。在这个阶段，通过关联到尽管X有缺点，但后来在他的专业上表现得很好，一个充满希望的要素进入了梦中。在梦中他更接近自己的一面，不再像先前的材料那样，充满了破坏和嫉羡，这也是进步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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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关心“狗——猫”的安全，表达了他希望能保护分析师，免受他自身的敌意和贪婪倾向的伤害，这种倾向由X代表。这导致已经部分愈合的分裂暂时扩大了。然而，当X（他自己被拒绝的部分）“走远”了，显示他并没有完全消失，整合的过程只是暂时受到干扰。那个时候病人的情绪处于典型的抑郁状态，对分析师的罪疚感和保护她的愿望非常明显。在这一背景下，对整合感到恐惧是因为觉得分析师必须被保护，以远离被病人压抑的贪婪和危险冲动。我确定他仍旧把其人格的一部分分裂开来，但是贪婪和破坏冲动的压抑已经变得更加显著。因此，解释必须同时处理分裂和压抑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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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男病人也在他分析的后期带来一个梦，这个梦想显示了更进一步的整合。他梦到他有一个行为不良的兄弟，犯了一桩严重的罪行。这个兄弟受到一家人的接待，却抢劫这家人并杀了他们。这件事深深地困扰着病人，但是他又觉得必须忠于他的兄弟并拯救他。他们一起逃走，并且发现他们在一艘船上。这里让病人联想到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并提到沙威（Javert），他一生都在迫害一个无辜的人，甚至跟踪这人到他躲藏的巴黎下水道里。但是，沙威最后自杀了，因为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一生都浪费在错误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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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接着继续讲述这个梦。他和他的兄弟被一名警察逮捕，警察和善地看着他，所以病人希望自己最后不会被处决。他似乎把他的兄弟交给了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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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很快意识到：这个行为不良的兄弟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他最近用“行为不良”来表达他自己行为中一些很小的问题。我们应该记得，在前一个梦中，他曾提到一个他无法处理的不良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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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到的迈向整合的一步，表现在病人为行为不良的兄弟负责，与他在“同一艘船上”。我的解释是：谋杀并抢劫那些和善地接待他的人的罪行，是他攻击分析师的潜意识幻想，这还涉及他经常表达的焦虑，担心他想从我这里得到越多越好的贪婪愿望会伤害我。我将这一点与他和母亲关系中早期罪疚感联系起来。和善的警察代表不会严厉控诉他的分析师，会帮助他摆脱自己坏的部分。此外，我还指出在整合过程中，分裂（自体的和客体的分裂）的使用再次出现。这一点显示在分析师作为双重角色的形象上：既是和善的警察，也是迫害者沙威（在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病人的“坏”也投射在他身上。虽然病人理解他对自己人格中“行为不良”的部分负有责任，但是他仍旧在分裂他的自体。“无辜”的人代表着他，而他遭追捕所进入的下水道，意味着他的肛门和口腔破坏性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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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再现不仅是因为被害焦虑，也是因为抑郁焦虑，因为病人觉得他无法带着自己坏的部分面对分析师（当她以一种和善的角色出现时），而不伤害她。这就是为什么他诉诸联合警察来对抗他自己坏的部分的原因之一，在当时他就希望灭绝这些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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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早期曾经接受“某些个体在发展上的差异是因为体制因素”的观点。例如，他在《性格和肛门性欲》（Character and Anal Erotism,1908）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认为强烈的肛门性欲在许多人身上是体质性的。[47]亚伯拉罕在口腔冲动的强度中发现一个天生的要素，他将口腔冲动和躁郁疾患的病因联系起来。他说：“……真正体质的和与生俱来的，是对口腔性欲的一种过度强调，同样在某些特定的家庭，肛门性欲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优势因素。”[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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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前已经提到，在与原初客体（即母亲的乳房）的关系中，贪婪、怨恨和被害焦虑有一种体质基础。在这个讨论中，我有所补充：嫉羡作为口腔和肛门施虐冲动的一种强力表达，也是体质性的。在我看来，这些体质因素在强度上的差异，和弗洛伊德提出在生死本能的融合中，其中一个本能的优势有关。我相信，其中一个本能的优势和自我的强弱有关。我经常提到自我的强度与自我必须处理的焦虑（作为一种体制因素）之间的联系。忍受焦虑、紧张和挫折有困难，是自我（从出生后生命开始）相对虚弱的一种表达——自我与它所体验到的强烈破坏冲动和迫害感相比较的一种虚弱。这些加诸虚弱自我的强烈焦虑，导致诸如否认、分裂和全能感这些防御的过度使用。这些防御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最早期发展的特征。我的补充与我的理论是一致的：一个体质上强壮的自我，不会轻易变成嫉羡的牺牲品，并且更能有效地实施好和坏之间的分裂，而我认为这样的分裂是建立好客体的前提。于是，自我比较不会受那些导致碎裂的分裂过程（带有明显的偏执——分裂特征）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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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从开始就影响发展的因素，是婴儿所经历过的各种不同的外在经验。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婴儿早期焦虑的发展。在难产和喂食经验不足的婴儿中，这些焦虑会特别严重。然而，我所积累的观察使我确信，这些外在经验所造成的冲击，与天生破坏冲动在体质上的强度及继之而来的偏执焦虑，有比例上的关系。很多婴儿并没有很不利的经验，然而却有严重的喂食困难和睡眠困难，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严重焦虑的各种迹象，这是外在环境无法充分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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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众所周知的是，有些婴儿面临严重的被剥夺和不利的环境，然而并没有发展出过多的焦虑，他们的偏执和嫉羡特性并没有占优势。这一点通常是由他们后来的经历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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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工作中，我曾有过很多机会，将性格形成的源头追溯到先天因素的各种变异。关于出生前的影响因素，我们还有更多需要学习的地方，然而再多关于这些的知识，也不会减损天赋要素在决定自我强度与本能冲动的强度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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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天生因素的存在，指出了神经分析治疗的限制。虽然我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但我的经验告诉我，我们可以在一些案例中造成根本的、正向的改变，即使其体质基础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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