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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我在这里试图传达的技术层面。从一开始,所有的情绪都附着于第一个客体之上。如果破坏冲动、嫉羡和偏执焦虑是过度的,婴儿会极大地扭曲和扩大所有来自外部来源的挫折,而母亲的乳房从外在和内在皆占优势转变为迫害客体。于是,即使真实的满足也不足以反制被害焦虑。将分析带到最早的婴儿时期,我们使病人能够复苏根本的情境——我经常说这种复苏是一种“感觉记忆”(memories in feeling)。在这种复苏过程中,让病人可能对早期的挫折发展出一种不同的态度。毫无疑问,如果婴儿确实暴露于非常不利的状况下,那么就算回溯地建立好客体也不能抵消坏的早期经验。然而,将分析师内射为一个好的客体,如果不是基于理想化,那么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提供内在好客体的效果,而且内在的好客体是病人之前非常缺乏的。同样,投射的弱化和因此达到的更大宽容,势必与较少的愤恨有关,即使早期情境非常不利,这也使病人能够发现某些特征,并复苏过去的愉快经验。要达成这个目标的方式,是分析那将我们带回最早客体关系的负向和正向移情。这之所以变的可能,是因为分析所造成的整合已经强化了生命开始时的虚弱自我。在这些方向上,精神病人的精神分析也可能会成功。更加整合的自我变得可以体验罪疚感和责任感,这些是在婴儿时期无法面对的。客体合成产生了,经由爱缓和了恨,而作为破坏冲动必然结果的贪婪和嫉羡也失去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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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另一种方式表达,被害焦虑和分裂机制降低了,病人就可以修通抑郁心理位置。他最初无法建立一个好客体,当这种无能在某种程度上被克服时,嫉羡便随之降低,享受和感恩的能力就逐步增加。这些改变扩展到病人人格的许多层面,范围从最早期的情绪生活到成人的各种经验和关系。我相信,在分析早期紊乱对整体发展的影响中,存在着我们帮助病人的最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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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想对我的朋友劳拉·布鲁克(Lola Brook)表达深深的感激,她和我一起进行这本书——《嫉羡与感恩》的整个准备工作,我的许多其他文章也是如此。她对我的作品有一种罕见的理解,并且在每个阶段帮助我做内容的阐释和评鉴。我还要感谢艾略特·贾克医生(Dr.Elliott Jaques),当这本书还在手稿阶段时,他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并帮助我搜集论据。我还要感谢朱迪丝·费伊小姐(Miss Judith Fay),她在做索引时承担了许多繁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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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中的建构》(Constructions in Analysi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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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有的这些都被婴儿以比语言所能表达的更原始的方式感觉到。当这些前语言的情绪和幻想在移情的情境中被唤醒时,它们就表现为我所谓的“感觉中的记忆”(memories in feelings),并且在分析师的帮助下,它们被重构并被付诸言词(words)中。当我们在重构和描述其他属于早期发展阶段的现象时,也必须以相同的方式使用言词。事实上,如果没有从我们的意识领域借来言词,我们就无法将无意识的语言翻译成意识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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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我的一些作品中:《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EarlyStages of the Oedipus Complex)和《婴儿的情绪生活》(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我都提到了口腔——尿道——肛门施虐来源的嫉羡,发生在俄狄浦斯情结最早的阶段,并且将它和毁坏母亲拥有物的欲望进行联系。特别是在婴儿的幻想中,母亲容纳父亲的阴茎。早在我的论文《一例六岁女孩的强迫性神经症》(An Obsessional Neurosis in a?Six-Year-Old Girl)中(这篇文章宣读于1924年,但当时并未出版,后来它出现在《儿童精神分析》中)就已经提过,嫉羡与对母亲身体的口腔、尿道和肛门施虐性攻击密切相关,扮演一个突出的角色。但是,在那篇文章中,我并没有特别把这种嫉羡与抢走、毁坏母亲乳房的欲望进行联系,虽然我已经非常接近这些结论。在我的文章《论认同》(On Identification,1955)中,我讨论了嫉羡在投射式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再回到我的《儿童精神分析》一书,我提出不只是口腔施虐,而且尿道施虐和肛门施虐的倾向,也在非常小的婴儿身上运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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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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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艾略特·贾克医生使我注意到,嫉羡(envy)的语源学词根的拉丁文是“indivia”,来自动词的“invideo”——斜目而视(look askance at)、恶意地或怀恨地窥视、投以邪恶的目光、嫉羡和悭吝任何事。这个词的一个早期的用法是在西赛罗(Cicero,罗马雄辩家、政治家、哲学家,106-143?B.C.)的措辞中,他的话译为“通过他邪恶的眼睛制造不幸”。这一点确认了我对嫉羡和贪婪的区分,其中我强调的是嫉羡的投射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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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琼·里维埃(Joan Riviere)在《嫉妒作为一种防御的机制》(Jealousy as a?Mechanism of Defense,1932)一文中,将女性的嫉羡追溯到婴儿期的欲望:要抢夺母亲的乳房并毁坏它们。根据她的发现,嫉妒基于这种原初嫉羡。她的论文有一些有趣素材,来阐释这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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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我的《儿童精神分析》,书中的一些地方用到这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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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论负向治疗反应的分析》(A Contribution to the Analysis of the 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1936)和弗洛伊德的《自我与本我》(The Ego and th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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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婴儿可能事实上得到的乳汁太少,最想要的时候没有得到乳汁,或者得到的方式不对——例如乳汁来得太快或太慢,婴儿被怀抱的方式舒适与否、母亲对喂食的态度、母亲在喂食中是愉悦还是焦虑、是通过奶瓶还是乳房喂食——所有这些因素对每个个案都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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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力比多发展简论》(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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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对婴儿的观察显示了某些这类潜在的无意识态度。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有些婴儿暴怒地哭喊,但当他们开始被喂食时,很快就显得十分快乐。这一点显示他们暂时失去他们的好客体,但是又重新获得。而其他一些婴儿的持续怨恨和焦虑(虽然在喂食的瞬间会减少)可以被细心的观察者收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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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很清楚,剥夺、不满足的喂食和不利的情境强化了嫉羡,因为它们干扰了完全的满足,创造了一个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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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婴儿的情绪生活》(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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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性学三论》(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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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婴儿行为观察》(On observing the Behavior of Young Infants,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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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也见唐纳德·温尼考特(Donald Winnicott)“幻觉乳房”(illusory breast)的概念及他的观点:客体起初都是由自体创造出来的(《精神病和儿童照顾》(Psychoses and Child Care,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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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弗洛伊德说:“无意识似乎不包含任何能给‘生命灭绝’概念提供内容的东西。”[《抑制、症状与焦虑》(Inhibitions,Symptoms and Anxiety,S.E.20,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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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参见我的《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和赫尔伯特·罗森菲尔德(Herbert Rosenfeld)的《对一例带有人格解体的精神分裂状态的案例分析》(Analysis of a?Schizophrenic State with Depersonalization,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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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在早期的文章中,我处理过这个过程的重要性。在此我只想强调,对我而言,它似乎是偏执——分裂心理位置的一个基本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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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我已经提过,理想化出生前的情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需要。理想化的另一个常见领域是母婴关系。特别是那些在这个关系中体验不到充分幸福的人,他们在回顾时会将它理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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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关于这一点,我要提到我的论文《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其中,我将正常哀悼的修通,定义为一种早期好客体重新恢复的过程。我认为,这样的修通第一次发生在婴儿成功地处理了抑郁心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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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尽管我的观点没有改变,认为抑郁心理位置大约开始于生命第一年的4至6个月,而在大约6个月时到达巅峰,我发现有一些婴儿似乎在生命的头几个月中,短暂地经验到罪疚感(参见《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这并不意味着罪疚感已经升起。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描述过作为抑郁心理位置特征的各种过程和防御,例如,和完整客体(whole object)的关系、对内在和外在现实有更强的认识、对抗抑郁的防御(特别是修复的内驱力)以及客体关系的扩展,它们导致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谈到生命开始阶段所短暂经验到的罪疚感,当我写《儿童精神分析》时,我已经接近我所持的观点,书中描述了非常小的婴儿所经验到的罪疚感和迫害感。后来我定义了抑郁心理位置,就更清楚地将(或许太过简单)罪疚感、抑郁和对应的防御分隔在一边,而将偏执的阶段(后来我称为偏执——分裂心理位置)放在另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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