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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隐逸传》记载:(宗炳)“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宗炳把所游历的山川美景画下来,挂在室内。他和山水有了很深的默契,在自然山水里意识到音乐的境界,赞颂山水的妩媚时群山仿佛有灵性,皆作回应。真是境与神会,真气扑人。这是自然美欣赏中的胜境。可惜的是,宗炳的画作已经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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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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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说:“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美的东西不是因为自己而美,而是因为人的发现才得以彰显。也就是说,自然美的欣赏只有客体是不够的,必须有审美主体的存在才能构成审美关系。比如兰亭这个地方,如果没有王羲之的到来,那么此处的翠竹清泉,只能在寂静的空山中自长自流,历经千载而不为人知。而他写了《兰亭集序》后,人们纵然不亲到兰亭,也能感受到那里的清雅宜人。古人还说:“赤壁,断岸也,苏子再赋而秀发江山。岘首,瘴岭也,羊公一登而名重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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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赤壁赋》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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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叶朗先生盛赞这八个字,认为这是涉及审美活动的本质的极其重要的命题,这个命题“含意丰富而深刻,胜过了厚厚一大本美学著作”。这个命题和我们前面援引的王羲之的两句诗“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说的是一个意思。根据我们对澄怀味象的理解,我们可以把自然美的欣赏归结为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怎样做到“澄怀”?第二,怎样做到“味象”?第一个问题说的是主体具有怎样的条件才能成为审美主体;第二个问题说的是怎样从自然中见出美,也就是说自然怎样由感性实体成为审美对象,即自然怎样“以其感性存在的特有形式呼唤并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了主体的审美体验”〔14〕。在实际的审美过程中,这两个问题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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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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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自然,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是欣赏自然美的前提。在西文中,“自然”(nature)一词也有“本性”的意思。亲近自然容易使人进入本真的状态,优美幽深的自然山水能够荡涤我们胸中的尘滓。在大自然的熏陶下人可以变得清明平和,悦适宽快。宋代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遭到谪迁的人在春和景明的日子登上岳阳楼,看到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会感到“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我们虽然没有到过滕王阁,然而读到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的句子“落霞与孤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作一番神游,我们会感到一种天人合一的苍茫感,心胸也会像秋水长天一样清朗开阔。这正是“澄怀”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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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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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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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文指东晋简文帝,他丰姿华润。西晋灭亡,东晋从洛阳迁都建康。朝廷对建康台城内三国时东吴宫苑,仿照洛阳华林园进行修葺,这就是文中的华林园。濠濮是两条河流的名字,庄子和他的弟子曾游濠梁水上。庄子也曾在濮水垂钓。华林园的林木泉水,当然比不上濠濮壮阔,然而也绿荫遮蔽,鸟兽禽鱼与人相依相亲,令人作濠濮之想。所以,只要能与身边的自然景物心会神合,就不必到远处另行寻觅。正是“饱受月色雨声,何异万壑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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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先生把对自然美的欣赏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爱微风以其凉爽,爱花以其气香色美,爱鸟声泉水声以其对于听官愉快,爱青天碧水以其对于视官愉快”。二是“起于情趣的默契忻合”,如“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李白)。三是“泛神主义,把大自然全体看作神灵的表现,在其中看出不可思议的妙谛”〔15〕。对于中国文人来说,多数属于第二种层次。与自然默契忻合,就是与自然相亲相依。晋宋时代的陶渊明和谢灵运(谢玄的孙子)是中国最早的山水诗人。西方的自然诗起于18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初期,中国的自然诗比西方的要早1300年。从陶渊明和谢灵运的山水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自然的由衷眷恋。陶渊明传诵最广的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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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采菊见山,景与意会,人与自然相遇相待。与自然“欣然有会意”,然而不“欲辨”,只求与自然默契相安,而不求对自然的沉思和彻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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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历来受到盛赞的名句还有:“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谢灵运的名句“明月照积雪”、“池溏生春草”、“野旷沙岸净”等也包含着他对自然仔细的观察和深切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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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与自然山水“默契忻合”,他们在自然山水中“托身得所”。自然山水不仅是他们欣赏的对象,而且成为他们的慰藉和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世说新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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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任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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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猷就是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的哥哥王徽之。他借住空宅,令人种竹,这是“把玩‘现在’,在刹那的现量的生活里求极量的丰富和充实,不为着将来或过去而放弃现在的价值的体味和创造”〔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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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亲近自然的传统一直保留了下来。清代画家郑板桥对自己的居室的设计是:“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所取得的效果是:“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郑板桥把竹石当做他的生活伴侣,“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他与竹石物我同一,达到心灵和自然景色融为一体的愉悦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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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瓦尔登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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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登湖》是19世纪美国作家梭罗的一本名著。梭罗从哈佛大学毕业多年后,单身只影,拿着借来的一把斧头,跑到自己家乡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城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畔,砍树伐枝,为自己盖了一座木屋。在没有工业污染的大自然怀抱中,他上午耕作,中午在树荫下休息,下午读书。他在瓦尔登湖畔过了两年自耕自食的生活,并写下了《瓦尔登湖》一书。这是西方人厌倦城市生活、皈依大自然的一个值得重视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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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登湖》描绘了纯洁透明的湖水和茂密翠绿的山林。在这澄净的环境中,梭罗以一颗纯净的心思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的天性的深浅。湖所产生的湖边的树林是睫毛一样的镶边,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崖是它的浓密突出的眉毛。”〔18〕“湖的现象是何等的和平啊!人类的工作又像在春天里一样的发光了。是啊,每一树叶、桠枝、石子和蜘蛛网在下午茶时又在发光,跟它们在春天的早晨承露以后一样。每一支划桨的或每一只虫子的动作都能发出一道闪光来,而一声桨响,又能引起何等甜蜜的回音来啊!”〔19〕与城市生活相比,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完全算不上富裕,然而他感到自己非常富有,因为他“富有阳光照耀的时辰以及夏令日月”。夏天的时候,瓦尔登湖四周给浓密而高大的松树和橡树围起,有些山凹中,葡萄藤爬过了湖边的树,梭罗常常乘船从葡萄藤下通过。他偷闲地过了许多这样的时刻,一点也不后悔,相反,感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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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不仅热爱自然,而且他以“真正自然中的家”开创了超前的生态研究。他从城市皈依自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反思迅速发展的美国经济对生态环境的剧烈改变的结果。这里有着对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的深入思考。梭罗的意义和瓦尔登湖的价值就在于此。梭罗发现,一个人一年中工作六周就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剩下的时间他要从事自己的研究。他的简朴生活中有着更高的精神追求。他在1859年就提出,每个城市应该保留一部分森林和荒野,以便城里人能从中得到“精神的营养”。在这种意义上,梭罗可以说是生态美学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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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西方对自然美的欣赏比中国要晚得多。据统计,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中,对事物的审美评价有493次,对人和神的审美评价有374次,而对植物的审美评价才有9次。19世纪瑞士文化史家布克哈特说:“准确无误地证明自然对人类精神有深刻的影响的还是开始于但丁。……但是,充分而明确地表明自然对一个能感受的人的重要意义是佩脱拉克——一个最早的真正现代人。这已是14世纪了。在那个时代,为登山而登山是没有听说过的,但佩脱拉克不顾一切地登上了阿维尼翁附近的高图克斯山峰。当白云出现在脚下时,从峰顶所看到的景象使他感动得无法形容。”〔20〕但丁是西方站在中世纪和近代交界线的人物。他在《神曲·炼狱篇》的第四歌中有描绘一座山顶的文字,布克哈特据此认为他是自古以来“只是为了远眺景色而攀登高峰”的第一人。佩脱拉克一般译为“彼特拉克”,他是14世纪意大利的诗人和文艺复兴的先躯。他曾在山林中隐居,不顾危险,攀登高峰,对自然美有切身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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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说在14世纪以前西方没有对自然美的欣赏和描绘。鲍桑葵在他的名著《美学史》中就援引过4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尼斯的格列高利的散文:“当我看到每一座山头、每一座山谷、每一座绿草丛生的平原,再看到一排排各种各样的树木以及脚下那些既被自然赋予美妙的香气、又被自然赋予美丽的颜色的百合花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流云飞向远方海洋的时候,我的心中就产生了一种揉合着幸福感觉的忧郁之感。”〔21〕然而,这种对自然美的沉醉,在漫长的中世纪中,是不为基督教所提倡的。在一个时期内,基督教强迫人们把尊敬的山、泉、湖沼、树木、森林看成为恶魔所造。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否定了基督教的神权中心以及由此带来的禁欲主义,强调人性和世俗性。艺术家们重视自然,达·芬奇把画家说成是“自然的儿子”,强调直接向自然学习。对自然美的感受在人们的意识中得到苏醒。这就是西方对自然美的兴趣到14世纪才开始盛行起来的社会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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