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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面。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容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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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何晏的天生丽质，并非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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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说》还记载了因美丧命和因美保命的故事。卫玠是善通老庄的风流名士，他很有学问，连心高气傲、很少服人的荆州刺史王澄也为他的玄谈所绝倒。卫玠不仅有学问，而且长得很美，冰清璧润。我们上面提到的“神仙中人”杜弘治也远不如他美，杜弘冶是“肤清”，卫玠是“神清”。卫玠的舅舅骠骑王济很有风姿，然而他见到卫玠就叹息说：“珠玉在侧，觉我形秽。”不过，卫玠体质较弱，由于苦苦思索玄理，竟至成病，身体到了“不堪罗绮”的地步。他从豫州（武昌）来到洛阳，洛阳人士早就听说过他的姿容，前来观看的人络绎不绝，“观者如堵墙”。卫玠不胜劳累，一个半月后就死去了，当时人称“看杀卫玠”。一个人长得美，招惹很多人前来观看，竟然被“看杀”，这足见对人的美的欣赏达到何等热烈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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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援引了发生于晋代的美的力量不可抵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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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尝著斋后。主（温尚明帝女南康长公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惋，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于是掷刀前抱之：“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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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是东晋著名的将军。他受朝廷之命，平定西蜀。当时蜀为李势割据，攻克成都后桓温娶李势的妹妹为妾，宠幸有加。桓温的妻子南康长公主想除掉她。这时候李势的妹妹正在梳头，她长发拖地，肤色如玉。见到有人要来杀她，她神定气静，抱着必死的决心，因为国破家亡，死已不足惜。桓温的妻子见她姿貌端丽、宛若仙子，就扔掉刀，抱住她亲昵地说：“丫头，我见了你也觉得可爱，更何况桓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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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势的妹妹的故事使我们想起古希腊美女芙丽涅的遭遇。希腊雕刻家普拉克西特最著名的作品裸体雕像《尼多斯的阿芙洛蒂忒》（《尼多斯的维纳斯》）以芙丽涅为模特。虽然在希腊运动会上裸体已经成为习惯，可是人们还是不能容忍用女裸体模特做雕像。因此，芙丽涅受到法庭的传讯。在法庭上，为她辩护的律师突然扯下她的衣服，她美丽丰腴的胴体裸露在众人面前。法官们为她的美所震慑，一致宣布她无罪。19世纪法国画家席罗姆根据这个题材作了一幅精美的油画《法庭上的芙丽涅》。油画中裸体的芙丽涅头微微右侧，光洁的手臂遮住面部，因为她被出其不意地扯去衣服而感到羞涩和无奈。处在画家背影部位的法官们对芙丽涅胴体优美的曲线、柔软白嫩的肌肤和局促不安的姿态惊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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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品藻要形神结合，人外表的姿容、品貌、体态、举止和内在的才情、智慧、精神、心灵相结合。魏晋的人物品藻特别重视人的神韵。我们上面提到的杜弘治和卫玠在美上的差距就是“肤清”和“神清”的差距。宗白华先生屡次谈到，晋人风神潇洒，他们的心灵萧散超脱，因为魏晋玄学使得晋人的精神得到空前绝后的大解放。和晋人这种优美自由的心灵最为契合的艺术是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书法。晋人独特的书法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出来的。“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8〕洗尽尘滓的胸臆、乘云御风的情怀使晋人生机活泼、超然绝俗。他们不是“汉代经学的拘拘章注小儒，也不是后世理学的谦谦忠厚君子，而是风度翩翩、情理并茂的精神贵族”〔9〕。对人物神韵的赞赏，在《世说新语》中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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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容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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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稽王指晋简文帝，晋废帝当政时，他以会稽王的身份辅佐朝政。简文风姿美好，举止端详，并且很有雅量。有一次，桓温和简文、太宰王晞一起乘车。桓温暗中派人在车前后鸣鼓大叫，太宰王晞惶恐不安，请求下车。桓温暗中看了一下简文，只见他穆然清恬，举止自若，不觉为他的德量所折服。海西公主持朝政的时候，大臣们很早上朝，朝堂还很昏暗，然而简文来到以后，如朝霞升起，朝堂顿时明亮。这种朝霞满堂的神韵和人格魅力虽然看不到，但是可以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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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家们重视“气象”，“气象”就是人格魅力、人格感召力。冯友兰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门（哲学系的前身）做学生时，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冯友兰先生在晚年的《三松堂自序》中回忆道：“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10〕冯友兰先生说的“满屋子气象”类似于“轩轩如朝霞举”。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写过千古流传的《爱莲说》，他喜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莲的“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符合他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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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娇若惊龙”。（《容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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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风骨清举，当时的人给他的这个品题使人想起他的书法。他的书法字势雄逸，如浮云飘游，如龙跳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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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人对外发现了自然美，对内发现了人情美，并且常常用自然美来形容人情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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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容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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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容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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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人物品藻是在玄谈中进行的，是玄谈的一部分。玄谈是对老庄哲学的探讨，通过相互驳难辨析形而上的道理。在玄谈中魏晋知识分子表现出活泼的思辨精神、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探求真理的热忱。有的人在玄谈中“自叙其意，作万余言”。玄谈辩难不仅“理致甚微”，而且“辞条丰蔚”。《世说新语》常常用“‘才峰秀逸”、“才藻奇拔”来形容。宗白华先生慨叹当时没有一位文学天才把重要的玄谈辩难详细记录下来，否则我国就会有可以和柏拉图的对话集媲美的作品。由于魏晋的人物品藻是玄谈的一部分，所以，它浸润着晋人空灵的精神、幽深的哲学意味和宇宙的深情。人物品藻以审美的语言，对人物的外貌和内心进行审美评价，这种评价与当时的一般美感和艺术中的精神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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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体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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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魏晋人物品藻相近的西方美学著作是亚里士多德的《体相学》。体相学研究身体与灵魂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什么样的灵魂，就有什么样的外貌；反之亦然，灵魂、心性也随身体状况的变化而变化。虽然《体相学》被学术界怀疑为后人伪托，然而正如《亚里士多德全集》第6卷译者所指出的那样，《体相学》和收入该卷的其他著作，“如果撇开作者问题不谈（事实上，它们到底系何人所作，已无法确知），仅从内容上看，它们确实是值得我们认真清理的一笔精神财富”。从这些著作中，“我们不能不强烈地感受到亚里士多德爱智慧、尚思辨、重探索的思想遗风，不能不被古人热忱、真诚的求知欲望和踏实、细致的求知作风所折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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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美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体相学正是研究灵魂和身体、内部心性和外部面貌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在体相学中通过外部表征认识到内在灵魂，那么，我们对对象就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这里的“表征”亚里士多德用希腊语semion表示，即表示事物特征的标志或符号，它是“符号学”一词的来源。这使得亚里士多德的美学具有符号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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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通过人的运动、外形、肤色、面部的习惯、毛发、皮肤的光滑度、声音、肌肉以及身体的各个部位和总体特征，来分析人的性情。例如，动作缓慢表示性情温顺，动作快速表示性情热烈。声音低沉浑厚标示着勇猛，尖细乏力意味着怯懦。身体扭捏作态者是媚俗的，短步幅与慢步态者是软弱的。眼睛下面生有垂突物者嗜酒，因为眼睛下面的垂突物是滥饮的结果；眼睛上面生有垂突物者嗜睡，因为人从睡梦中醒来时，上眼睑总是下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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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对人的体相的分析，包含着对人体美的欣赏：“那些脚掌生得宽大结实，关节灵活肌腱强壮者，性情也刚烈，是雄性的表征；而那些脚掌窄小，关节不强健，外貌虽不雄壮，但比较富有魅力者，性情也柔弱，是雌性的表征。”〔12〕出于对妇女的轻视，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不如男性勇猛和诚实，甚至女性比较邪恶，“身材不匀称者是邪恶的，雌性就带有这种特性”〔13〕。然而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又主张女性的身体比男性美，女性和雌性动物“整个身体的外貌，与其说是高贵，勿宁说是更富有魅力”〔14〕。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亚里士多德把秩序、匀称（对称）和确定性看做为美的性质，然而不匀称的女性身体却富有魅力、显得美。实际上，亚里士多德说的是两种美的概念。女性身体美是一种外在的形式美、感性美，而秩序、对称和确定性指与宇宙和谐一致的、内在的有序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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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体的各个部位中，眼睛是最重要的表征之一。亚里士多德描绘了眼睛的顾盼生姿和脉脉含情：“眼睛不停地向四周环视者，眼珠处在眼睛中央，眼睑低垂，眼睛自下而上地温柔凝视者，眼睛向上转动者，以及一般而言，凡眼眶蓄泪，目光温柔者，都富有青春活力。这在女子方面是显而易见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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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相表征和内存性情的对应关系不是绝对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腰腹强健者性情刚烈。但是，腰腹强健者也有性情不刚烈的，性情刚烈者也有腰腹柔软的。亚里士多德完全懂得，体相特征只说明一种可能性，并不说明必然性。只有哲学才能够辨析某些事物的必然性，使用哲学方法得出的结论有时会和体相观察所得出的结论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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