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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掌握的原始资料详尽赅博,“在搜集和翻译原始资料方面所花的功夫比起编写本身至少要多两三倍。”当然,写完部分章节后,他也会参阅有关著作,为的是补苴罅漏。这样,朱先生的研究较少受到其他观点的干扰,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从而保持长久的学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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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的17年中,没有哪位西方美学家能够像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深刻而广泛地影响我国的文艺思潮和文艺政策。在当时编写的文艺理论著作中,他们的遗产作为百科全书式的经典被大量引用,他们成了“攻无不克的矛”,而作为陪衬的“康德、黑格尔是一戳即穿的盾”。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一些著作对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价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和很大的偏颇,早已不合时宜了。然而,当时编写的《西方美学史》却挣脱了政治的俗套,坚持从分析原著出发,把研究重点实事求是地从车尔尼雪夫斯基转移到别林斯基身上,并且把他们放在西方近代美学的总体背景上与康德和黑格尔相比较,再确定他们的历史地位。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朱先生对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研究“没有赞美诗,没有祖先祭礼的纯情氛围,只有解剖室的宁静和顺藤摸瓜的推理。没有旗帜与炸弹,只有手术刀和显微镜。没有杂念。没有冲动。一点也不考虑如何为我所用,而重在洞悉理论本身:其发生、方法、结构、逻辑矛盾等等”〔31〕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氛围和为政治服务的学术氛围,就会了解朱先生坚持独立的学术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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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美学史》耐读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在于,朱先生运用历史主义方法,把每个美学家摆在作为有机联系的历史过程的美学史中来考察,清晰地指出每种美学思想的来龙去脉和渊源联系,显示出浑厚深沉的历史感。通过朱先生对各种美学思想的渊源剖析和影响研究,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然而脉络清晰、井然有序的美学思想发展图景。美学思想的发展既非无本之木,又非简单的、接力棒式的师承。这是一个不断扬弃、不断创新的过程,既有影响,又有超越,各种思想的碰撞产生出新的火花,照耀着美学史的漫漫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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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各种美学思想放在整个美学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这不仅取决于研究方法,而且取决于学术功底。朱先生对西方美学的全貌十分熟悉、了然于胸。有了这种基础,他在分析美学思想的联系、某个美学家在美学史中的地位和贡献、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创新等问题时,显得游刃有余,举重若轻。限于篇幅,《西方美学史》对许多问题的阐述十分简洁,“蜻蜓点水式地点一下就过去了”。然而,由于厚积薄发,这一“点”往往是点睛之笔。在评价罗马美学家朗吉弩斯的美学思想时,朱先生写道:“朗吉弩斯的理论和批评实践都标志着风气的转变:文艺动力的重点由理智转到情感,学习古典的重点由规范法则转到精神实质的潜移默化,文艺批评的重点由抽象理论的探讨转到具体作品的分析和比较,文艺创作方法的重点由贺拉斯的平易清浅的现实主义倾向转到要求精神气魄宏伟的浪漫主义倾向。”〔32〕这种统摄全局的点睛之笔在《西方美学史》中时有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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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美学史》耐读的第三个原因是,朱先生十分注意结合美学家的体系来研究他们的术语和术语史。美学史在某种意义上是美学术语史。在美学史、特别是在西方美学史中,研究术语和术语史,仔细地辨析美学家们所使用的术语的区别,是项不可或缺的任务。不研究某些关键术语的历史,我们对美学通史的认识“就难免是一盘散沙或是一架干枯的骨骼”。美学家的体系产生了研究他们术语的必要性,而研究他们的术语又不能不考虑他们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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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美学史》中,对各种术语的质询、辨析和重新审视,达数十起之多。这形成了《西方美学史》的一个重要特色。在结束语中,朱先生还以很大的篇幅考察了美、形象思维、典型、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术语史。他在研究西方美学术语时,还常常与中国道家术语、禅宗术语、中国古代美学术语和古汉语相比照,使读者更易理解。任何一种复杂的哲学体系和美学体系,如果对它进行了充分的、透彻的研究的话,必定能够用明白如话的语言表达出来。用自己的、明白如话的语言进行术语学研究,这是朱先生给我们树立的榜样,也是术语学研究的一种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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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研究者这样评价朱先生对中国美学理论建设和未来走向的影响:“朱光潜,作为一代学术巨匠,对当代中国美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他的精神、人品、学识,无时不在教喻和激励当代中国美学学人。”〔33〕“诗学,是朱光潜理论体系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中国美学界,如果有谁拿出一部可以与朱光潜《诗论》比高低的著作来,我以为这便是中国美学走向世界的里程碑。”〔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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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朱先生的著作,你会感到作者是你亲密的朋友,而“不是长面孔的教师,宽袍大袖的学者,也不是海角天涯的外国人”。朱自清先生把朱光潜先生的著作比做宝山,如入宝山,你决不会空手而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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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宗白华先生的学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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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宗先生的学术历程,我们不妨把他和朱先生做一番比较。他们之间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明显不同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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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朱光潜先生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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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先生于1897年诞生在安徽安庆,3个月前朱先生诞生于安徽桐城。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安徽老乡,虽然宗先生的祖籍是江苏常熟。自幼年起,宗先生先后在南京、青岛、上海学习。朱先生的处女作是1924年发表的《无言之美》,朱自清先生等友人都称赞这篇文章说理的透彻。宗先生的处女作是1920年发表的《萧彭浩(叔本华)哲学大意》,宗先生在中学时修过英文和德文,对德国哲学家康德和叔本华、文学家歌德很感兴趣,他在处女作中论述了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人生观和伦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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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白华先生1980年在北大朗润园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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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时代,朱先生和宗先生都去欧洲留学,朱先生去了英、法,宗先生则去了德国。在出国之前,朱先生和夏丏尊先生、叶圣陶先生等人在上海筹办了立达学园、开明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和刊物《一般》(后更名为《中学生》),书店(出版社)和刊物的读者对象是以中学生为主的青年一代。朱先生到英国后,替这种刊物写稿,并汇集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出版。宗先生在出国之前主编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正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先生向《学灯》投寄新诗,郭沫若先生在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宗先生发现了他的诗才,尽量发表他的诗作。郭沫若先生的著名长诗《凤凰涅槃》就是在《学灯》上发表的。宗先生又介绍田汉先生和郭沫若先生通信。后来,田汉先生把他们三人这一段时期的来往信札整理成《三叶集》,于1920年出版。书出版后,引起青年们广泛的兴趣。宗先生出国后,在《学灯》上刊登《流云》小诗,并于1923年出版了诗集《流云》,他为诗集写的短序令人心醉:“当月下的水莲还在轻睡的时候,东方的晨星已渐渐的醒了。我梦魂里的心灵,披了件词藻的衣裳,踏着音乐的脚步,向我告辞去了。我低声说道:‘不嫌早么?人们还在睡着呢!’他说:‘黑夜的影将去了,人心里的黑夜也将去了!我愿乘着晨光,呼集清醒的灵魂,起来颂扬初生的太阳。”〔35〕宗先生的诗抒发了他的似惆怅、又似喜悦、似觉悟、又似恍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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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风景的酷爱是造就宗先生诗人气质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1937年发表的《我和诗》、1986年发表的《艺术欣赏指要》序中都谈到,儿时在南京,天空的白云和覆成桥畔的垂柳,是他童心最亲密的伴侣。风烟清寂的郊外、清凉山、扫叶楼、雨花台、莫愁湖是他同几个小伙伴每星期日步行游玩的目标。少年时在青岛,宗先生喜欢月夜的海、星夜的海、狂风怒涛的海、清晨晓雾的海、落照里几点遥远的白帆掩映着一望无尽的金碧的海。他有时崖边独坐,听柔波软语,絮絮如诉衷曲。“纯真的刻骨的爱和自然的深静的美在我的生命情绪中结成一个长期的微渺的音奏,伴着月下的凝思,黄昏的远想。”〔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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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当学生时,从来没有上过美学课。宗先生1920年赴德国留学,就读于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1921年转学到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美学和历史哲学,受业于德苏瓦尔(亦译为“德索”)等人。德苏瓦尔作为维持20世纪初期德国美学在西方美学中领导地位的人物,是艺术学独立运动的主将。他于1906年出版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一书标志着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这里的“一般艺术学”相对于“特殊艺术学”而言,“特殊艺术学”如美术学、音乐学、戏剧学等,对各门艺术进行研究。“一般艺术学”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艺术学,它对整个艺术进行研究。德苏瓦尔认为,美学研究美和艺术,它的领域太宽了。应该把艺术划出来,由一门新的学科来研究,这就是艺术学。德苏瓦尔的观点有片面性,但是艺术学的独立运动有其合理性。宗先生直接受到艺术学独立过程的学术氛围的熏陶和浸染。《美学与一般艺术学》的中译本改名为《美学与艺术理论》,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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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长期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宗先生则一直在哲学系任教。宗先生1925年回国后,被聘到东南大学(现在的东南大学的前身)哲学系,当时哲学系系主任是汤用彤先生。1928年东南大学改名为中央大学,宗先生任哲学教授。1930年汤用彤先生到北京大学,宗先生继任中央大学哲学系系主任。1925—1928年宗先生撰写了《美学》、《艺术学》和《艺术学(演讲)》等体系完备的讲稿,这些讲稿明显受到德苏瓦尔的影响,宗先生是我国最早对国际上艺术学独立运动做出应答的学者。他还在我国高校中首先开设了艺术学课程,并同时开设了美学课程。这两门课程一直延续到1948年。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宗先生从南京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20世纪60年代初期,朱先生招收西方美学史的研究生,宗先生则招收中国美学史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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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是朱先生的座右铭,宗先生年轻时也有一则座右铭:“拿叔本华的眼睛看世界,拿歌德的精神做人。”叔本华主要著作有《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对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同样也影响过宗先生。叔本华直接继承了康德关于审美不涉利害的观点,强调审美的非功利性。主体在审美对象中忘却自己,主体和客体合为一体,成为一个自足的世界,与它本身以外的一切都摆脱了联系。朱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也阐述过叔本华的这种观点。宗先生所说的“拿叔本华的眼睛看世界”,就是拿审美的眼光看世界。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开辟了现代西方美学的新方向,结束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的理性主义道路。虽然叔本华当年在柏林大学和黑格尔同时开课,然而他在吸引学生方面遭到惨败,他的听课学生从未超过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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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先生把18—19世纪德国文化巨人歌德当做人生启示的明灯。他在1922年的《题歌德像》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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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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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照海上的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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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一盏孤灯临着地球的浓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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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自然的大梦呀!我羽衣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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