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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博克看到丑和崇高之间的某种一致性。丑本身不一定是崇高，但是丑和引起强烈恐怖的那些性质结合在一起，就会显得崇高。在西方现代美学和艺术中，丑这个审美范畴受到高度重视。我们认为，丑和崇高有联系，它可以成为崇高构成的一个方面，但是不能把丑和崇高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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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克还比较了崇高对象和优美对象对人的心理的不同影响。崇高对象使人感到恐怖和惊惧，就像主体生命遇到危险时一样产生恐怖。恐怖是一种痛感，然而崇高对象引起的恐怖却夹着快感，因为它暗示危险却不是真正的、紧迫的危险。也就是说，崇高对象一方面仿佛使人面临危险，而另一方面这种危险又不太紧迫或者得到缓和；优美对象一般具有引诱力，它使人感到爱，在情感基调上始终是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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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把崇高分为两种：数量的崇高和力量的崇高。数量的崇高主要涉及体积，例如暴风雨中的大海、荒野的崇山峻岭、埃及的金字塔和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等。力量的崇高指巨大的威力，同时我们心中有足够的抵抗力与这种威力相抗争。康德写道：“好像要压倒人的陡峭的悬崖，密布在天空中迸射出迅雷疾电的黑云，带着毁灭威力的火山，势如扫空一切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的汪洋大海以及从巨大河流投下来的悬瀑之类景物，使我们的抵抗力在它们的威力之下相形见绌，显得渺小不足道。但是只要我们自觉安全，它们的形状愈可怕，也就愈有吸引力；我们就欣然把这些对象看作崇高的，因为它们把我们心灵的力量提高到超出惯常的凡庸，使我们显示出另一种抵抗力，有勇气去和自然的这种表面的万能进行较量。”〔13〕这里所说的“另一种抵抗力”，指人的勇气和自我尊严。康德所理解的崇高，是一种道德情操，是勇敢精神的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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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克和康德的崇高理论都存在着薄弱的环节。博克仅仅从人的生理本能、而不从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中探讨产生崇高的原因。他认为，人类的基本情欲有两种：一种是维持个体生命的情欲，一种是维持种族生命的情欲。崇高感涉及维持个体生命的情欲，因为只有在个体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这种情欲才活跃起来。崇高对象正激起这种情欲。美感涉及维持种族生命的情欲，因为优美对象激起爱，爱的目的在于绵延生命和进行社交。人爱异性，不仅因为对象是异性，而且因为对象美。康德关于崇高在于体积巨大的观点，也受到后人的批评。英国勃拉德莱在《牛津诗学讲义》中，举了19世纪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写到的麻雀抗拒猎狗的例子。为了护雏，麻雀羽翼怒张，奋不顾身地与猎狗对峙，猎狗竟然望而却步。麻雀的英勇和它的体积不相称，所以，体积的大小并不是崇高的主要因素。尽管前人的崇高理论有不足之处，然而给予我们很多启示。在分析他们的理论的基础上，今人从新的角度对崇高这个范畴做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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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刚性美和柔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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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美学中没有崇高这个范畴。《易经》把各种事物归为阴阳两类，相应地，美的事物也可以分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即刚性美和柔性美。前者如“骏马西风塞北”，后者如“杏花春雨江南”；前者如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后者如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里的刚性美近似于崇高，柔性美就是我们所说的优美或秀美，一种优雅、秀丽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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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先生在《文艺心理学》中写道：“比如走进一个园子里，你抬头看见一只老鹰站在一株苍劲的古松上，向你瞪着雄赳赳的眼，回头又看见池边旖旎的柳枝上有一只娇滴滴的黄莺，在那儿临风弄舌，这些不同的物体在你心中所引起的情感如何呢？”〔14〕鹰和松同具一种美，莺和柳又同具一种美。你遇到任何美的事物，都可以拿它们做标准来分类。“比如说峻崖，悬瀑，狂风，暴风，沉寂的夜或是无垠的沙漠，垓下哀歌的项羽或是横槊赋诗的曹操”，你可以说这都是“鹰和松”式的美；“比如说清风，皓月，暗香，疏影，青螺似的山光，媚眼似的湖水，葬花的林黛玉或是‘侧帽饮水’的纳兰成德〔15〕”，你可以说这都是“莺和柳”式的美〔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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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美学中，刚性美又称为壮美。宗白华先生在1926—1928年间写的《艺术学》讲稿中有一节专门论述了壮美这个审美范畴。宗先生写道，能够引起壮美情绪的有：“（1）自然的——如烈风、暴雨、迅雷、大海、高山、长空万里、沙漠无垠等等皆属之，吾人对之常觉小己之渺小，而受压迫，几若不堪存在者。（2）人造的——如金字塔，大教堂，孤楼高耸，广厦万间，长城蜿蜒，横桥卧波等等皆属之，吾人对之，则觉恐怖而安全，虽使情绪激昂，但仍守其静观状态，故虽恐慌不免，尚可保守静沉也。（3）属于艺术的——如文学上所描写的英雄烈士节妇，勇的戏剧所扮演的殊异人物，凡情调激昂者皆属之，吾人对之，先觉压迫而终乃开放，反使小己扩大因象征之，而情绪移入也，如观图画之海，光明之月，则物我化合，海阔天空，与之合德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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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先生所理解的壮美存在于自然物，人造物和艺术作品中，但是，他没有提到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壮美。引起壮美的基本原因在于数量和力量。在优美中，内容与形式相互和谐；在壮美中，内容常常超越形式。如高山大漠、恶雷迅电，形式无明显的规定性，甚至将形式冲破无余。壮美对人情感上的影响是，虽恐怖而安全，虽激昂而沉静。面对壮美的对象，我们先感到压迫，和它产生距离，而后使自我提升扩大，向对象移入感情，达到物我化合。宗先生论述壮美的篇幅不长，但是涉及到壮美的存在领域、形成的原因、壮美的特征、效果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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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第十五章《刚性美和柔性美》，是我国系统论述崇高这个审美范畴，对崇高和秀美进行比较研究的最早文献。朱先生分析了朗吉弩斯、博克和康德等西方美学家关于崇高的观点，援引了桐城古文学家姚鼐关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论述。姚鼐列举的刚性美的对象有：雷霆闪电，长风出谷，崇山峻崖，对于人来说如凭高视远，万众勇猛而战等等；柔性美的对象有：云，霞，烟，清风，幽林曲涧，珠玉之辉，初升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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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所理解的崇高和优美存在于自然界、社会生活和艺术中。这些方面的例证我们在前面援引的朱先生的文字中已经可以见到。在艺术方面，朱先生特别以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作品为例加以说明。16世纪意大利雕塑家和画家米开朗琪罗在性格上和艺术上是刚性美和柔性美的极端的代表。“你看他的《摩西》！有比他的目光更烈的火焰么？有比他的须髯更硬的钢丝么？你看他的《大卫》！他那副脑里怕藏着比亚力山大〔18〕的更惊心动魄的雄图罢？他那只庞大的右臂迟一会儿怕要拔起喜马拉雅峰去撞碎哪一个星球罢？”〔19〕而15世纪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恰好是米开朗琪罗的一个反称。他的作品《蒙娜丽莎》是柔性美的象征。“那庄重中寓着妩媚的眼，那轻盈而神秘的笑，那丰润灵活的手，艺术家已经摸索追求了不知几许年代，到达·芬奇才带着血肉表现出来，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成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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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和大卫是远古时代希伯莱民族的英雄和领袖。西方一般认为，优美以希腊文化为源，崇高以希伯莱文化为源。我国学者接受了这种观点，例如，叶朗先生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张世英先生的论文《从朗吉弩斯的〈论崇高〉看屈原的〈离骚〉》（《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都采用了这种说法。《现代美学体系》还引用了《圣经·旧约·创世纪》中的“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来说明神的崇高。朱光潜先生半个世纪之前在《文艺心理学》中也把这句话看做说明崇高的好例。“从黑暗混沌之中猛然现出光来，而这个光又是普照全世界的，这是‘数量的雄伟’。这么一件大事靠上帝说一句话就做成了，这是何等气魄！这是‘精力的雄伟’。”〔21〕朱先生从数量和力量两个方面解释了这句话的崇高内涵。如果往上追溯，那么，朗吉弩斯在《论崇高》第9章中就援引这句话来说明神的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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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十五讲 米开朗琪罗《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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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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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琪罗《大卫》，15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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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十五讲 希伯莱民族是犹太民族的别称，所以，古代犹太文化又称希伯莱文化。希伯莱文化和希腊文化并称“双希文化”，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希伯莱民族对人类文化的第一个重大贡献是《圣经》（即基督教所说的《旧约》）的创作。《圣经》对西方文化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犹太教有几个基本要点：“一、耶和华是世界惟一的上帝（犹太教是一个最早的一神教）；二、希伯莱民族是上帝特别宠爱的骄子（chosen people），巴勒斯坦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promised land）；三、通过犹太民族的祖先如亚伯拉罕，摩西等人，上帝和希伯莱民族定过约（testament），希伯莱民族要永远效忠上帝，上帝也就永远保佑他们，将来还会派遣一位救世主（Messiah，即希腊文的Christ），使他们统治全世界的一切民族。”〔22〕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希伯莱民族是一个颇为特殊的民族。很难找到一个民族像希伯莱人那样，从罗马帝国起，大部分人就离开故土，浪迹天涯，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然而在这样漫长的岁月中，他们竟然没有被世界各民族所同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宗教、哲学、语言、文学、传统、历法和习俗，显示出惊人的民族凝聚力。未必有一个民族像希伯莱人那样，长期受到世界性的排斥、驱逐和捕杀，茫茫苍穹之下，竟无希伯莱人立锥之地，他们简直成了人类的弃儿。然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希伯莱人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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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蒙娜丽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