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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十五讲 第十三讲 艺术的“不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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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满足人的某种特殊需要的作用，叫做艺术功能。它既包括艺术创作对艺术家的功能，又包括艺术作品对知觉者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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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提供了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策略和经验，有些农民革命的领袖在攻城略地、埋伏袭击等方面仿效《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计谋。这是艺术的认识功能，即艺术提供关于客观现实和主观世界的知识和信息的能力。胡适先生针对中国的小说和戏剧说过：“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有一个美满的团圆。现今戏园里唱完戏时总有一男一女出来一拜，叫做‘团圆’，这便是中国人的‘团圆迷信’的绝妙代表。有一两个例外的文学家，要想打破这种团圆的迷信，如石头记的林黛玉不与贾宝玉团圆，如桃花扇的侯朝宗不与李香君团圆，但这种结束法是中国文人所不许的，于是有后石头记、红楼圆梦等书，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起来好同贾宝玉团圆，于是有顾天石的南桃花扇侯公子与李香君当场团圆！”〔1〕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指出：“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欺骗。——这实在是国民性问题。”〔2〕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艺术中存在，在西方艺术中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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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尔王》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另三部是《哈姆雷特》、《奥瑟罗》和《麦克白斯》），它叙述古代不列颠王李尔年迈体衰，把国土分给三个女儿。长女和次女善于逢迎，得到国王欢心。三女科底丽雅由于坦率爽直，反被剥夺遗产，嫁给法国国王。后来，长女、次女和她们的丈夫百般虐待李尔王，把他逼疯。在暴风雨中，他冲出女儿的宫廷，奔向荒野。科底丽雅兴兵讨伐，结果她和李尔王都被俘虏，科底丽雅被吊死，李尔王也疯癫死去。观众不愿意看到这种悲剧结局，希望给悲剧人物有更好的命运。从1681—1838年一百五十多年中，西方舞台上演的不是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而是伽立克等人的改编本。在改编本中，科底丽雅和爱德伽成了婚，李尔也重登王位。这种改动表明了“真、善终将胜利”的信条，符合观众的心理愿望。这是艺术的补偿功能，即艺术补充现实生活中未能得到满足的需要、补充某些情感欠缺或信息空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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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欧洲有人提倡在日内瓦设剧院，法国启蒙运动者卢梭写了一封万言的长信去劝阻他。卢梭以为人性本来好善恶恶，戏剧却往往使罪恶可爱，德行显得可笑，所以它的影响最危险。瑞士人如果要保持山国居民的朴素天真，最好不要模仿近代“文化城市”去设戏院来伤风败俗。卢梭在这里说的是艺术的教育功能，他主张艺术培育良好的道德，而戏剧伤风败俗，应在排斥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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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功能远远不止这些，并且，上述功能也不是艺术所特有的。科学有认识功能，宗教有补偿功能，道德有教育功能，那么，艺术有没有它特有的、根本的功能呢？回答是肯定的。这就是艺术的审美功能，即艺术产生美感的能力。《红楼梦》问世后，立即惊动了当时的社会。人们读它、谈论它。有些青年人为书中的爱情故事所感动，更深夜静的时候常常隐隐哭泣。这足见《红楼梦》审美功能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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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审美功能被我国学者概括成两个简约的命题：“不用之用”（鲁迅先生语），“无用便是大用”（丰子恺先生语）。从物质功利性看，艺术是无用的，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指出，艺术“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然而，从精神功利性看，艺术可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想”。丰子恺先生也指出：“美术的绘画虽然无用（详之，非实用，或无直接的用处。）但其在人生的效果，比较起有用的（详言之，实用的，或直接有用的。）图画来，伟大得多。”〔3〕丰子恺先生所说的“美术的绘画”就是“艺术的绘画”，如人体肖像画；他所说的“有用的图画”则用于某种实目的，如人体解剖图。在人生效果上，前者比后者要伟大。所以艺术的无用是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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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功能究竟有多少种？艺术的审美功能和其他功能的关系怎样？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还得从艺术功能的研究历史、特别是20世纪我国对艺术功能的研究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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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艺术功能的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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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功能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对它最初研究已经表明艺术的多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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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孔子论述过艺术的功能。《论语·阳货》记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是“感发志意”，使精神感动奋发。“观”是“观风俗之盛衰”，观察社会生活的变迁。“群”是“群君相切磋”，使个人融入社会、使个人社会化。“怨”是“怨刺上政”，批评社会现实。在古希腊，柏拉图最强调艺术的教育功能，他把艺术完全变成为他的社会政治目的服务的工具。同时，柏拉图也承认艺术的审美功能（艺术形式的美能使人产生快感），并且论述过艺术的净化功能：“母亲们要让不想睡觉的孩子入睡，她们采用的不是安静的方法，而是运动的方法，把孩子抱在手里固定地摇晃；她们不是沉默不语，而是哼着某种曲调，仿佛直接给孩子弹琴。母亲们运用同扬抑格和诗才相结合的这种运动，医治孩子们的烦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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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多功能性研究最明显地体现在15—16世纪荷兰作曲家和理论家约安·金克托利斯的《音乐效用的总结》一文中，他列举了音乐的二十种功能，包括同宗教相联系的功能（“装饰对上帝的赞美”，“驱逐恶魔”等），以及“驱忧解闷”，“引起狂喜”，“使人愉悦”，“治愈病人”，“减轻劳动”，“鼓舞斗志”，“唤起爱”，“增加筵宴的欢愉”，“使乐师驰名”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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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我国对艺术功能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50年代以前，对艺术功能作多元阐述；第二阶段是50—70年代，艺术功能的研究被模式化、固定化；第三阶段是80年代以后，在新的理论层次上确认艺术的多功能性，从多元阐述走向系统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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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功能的多元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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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我国学者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吸纳国外艺术研究成果，阐述了多种艺术功能。我们对其中若干种做个简单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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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审美功能。王国维受到康德“审美不涉利害”的观念的影响，在20世纪率先明确地主张艺术的纯粹性和独立性。在艺术功能间题上，王国维反对把艺术作为政治道德的手段，主张艺术应该具有“纯粹美术之目的”。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学者把英语art译作“美术”。因此，王国维在这里所说的“美术”，以及上文中丰子恺先生所说的“美术的绘画”中的“美术”，都是指“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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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识功能。20世纪上半叶，我国很多学者都论述过艺术的认识功能，但是研究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美和真、艺术和科学的同一性来理解艺术的认识功能。梁启超从“真美合一”的观念出发，认为艺术能够产生科学，真就是美，求美先从求真入手。“科学根本精神，全在养成观察力。养成观察力的法门，虽然很多，我想，没有比美术更直捷了。因为美术家所以成功，全在观察自然之美。怎样才能看得自然之美，最要紧的是观察自然之真。能观察自然之真，不惟美术出来，连科学也出来了。所以美术可以算得科学的金钥匙。”〔6〕艺术和科学一样，具有认识功能。虽然艺术和科学有很多联系，然而它们还有根本的区别，梁启超把它们完全等同，未免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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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艺术认识功能的另一种角度是把艺术看做为客观现实的反映。艺术反映客观现实，必然包含着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基于这样的理由，胡秋原先生在1930年就明确阐述了艺术的认识功能：“首先，艺术是生活之认识。艺术不是空想感情，以及心情随意的游戏。艺术不是表现诗人主观感觉和经验，也不是唤起读者的‘良善感情’为第一目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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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我表现功能。艺术满足艺术家表现内在精神世界的需要的能力，叫做自我表现功能。强调艺术表现自我，是对艺术摹仿现实、反映现实的观点的否定，这和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影响的增加有关。20世纪20年代，我国有些艺术理论家明确地主张艺术表现自我。1923年郭沫若先生在《批评与梦》一文中写道：“艺术是自我的表现，是艺术家的一种内在冲动的不得不尔的表现，……自然不过供给艺术家以种种素材，使这种种的素材融合成一种新的生命力，融合成一个完整的新世界，这还是艺术家的高贵的自我！”〔8〕艺术确有自我表现功能，但是郭沫若先生把它绝对化了。其观点的片面性在于，把艺术家的内在感情、情绪和欲求当做艺术创作的惟一根源，客观现实在艺术创作中完全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自然向艺术家提供的素材，仅仅给艺术家随意处置、利用、融合，并为艺术家的主观世界所吞噬，完全取决于“艺术家的高贵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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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暗示功能。艺术对知觉者产生情感感染、唤醒他们意识和潜意识中的感情能力，叫做暗示功能。艺术的暗示功能强烈时，知觉者仿佛进入某种催眠状态，接受艺术作品所暗示的感情。19世纪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曾经谈到这种艺术功能：“艺术是这样的一项人类的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符号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类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9〕托尔斯泰对艺术功能的这种理解，在20世纪前半期我国的艺术理论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30年王森然先生指出：“托尔斯泰把情绪的传导，当作一种人类团结的工具，实有几分至理。真的，凡是一件艺术品，如果不能拿感情传导到观者或听者身上去，那就不是艺术了。”〔10〕艺术之所以有暗示功能，因为艺术是充满感情的，而感情能够感染，这种感染在很大程度上是潜意识的，从而成为一种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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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净化功能。艺术舒缓、宣泄知觉者过分强烈的情绪、恢复心理平衡和心理健康、从而产生审美快感的作用，叫做净化功能。20世纪20年代梁实秋先生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文（《浪漫的与古典》，上海新月书店1927年版）中指出，摹仿论是古典主义理论的中心，而排除涤净（Katharsis）是艺术的根本任务。梁实秋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艺术的净化功能，他把希腊语Katharsis译为“排除涤净”，现在通译为“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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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补偿功能。1921年胡愈之先生在《新文学界与创作》一文中写道：“文学家创造出诗世界，想象的世界，把想象的人物，想象的事情安插进去。这种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的补足（Complement），我们对于物质世界有所不满时，可以在想象的世界上，寻得慰安之物。”〔11〕胡愈之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艺术的补偿功能。在20—30年代研究艺术功能的著作中，“慰安”是一个较常出现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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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社会组织功能。艺术像号角，召唤社会共同体团结一致；艺术又像投枪，刺向敌对的社会共同体。艺术的这种作用叫做社会组织功能。鲁迅先生的《摩罗诗力说》最充分地说明了艺术的社会组织功能。他把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欧洲一些著名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如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称为“摩罗诗派”（意即“恶魔诗派”）。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他们的作品起到极大的社会组织功能。例如，1844年3月，奥地利人民革命的消息传到布达佩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立即写了一首《民族之歌》到群众中朗诵，号召匈牙利人民为争取自由和解放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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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社会改造功能。艺术改造和变革社会现实的作用，叫做社会改造功能。艺术可以对社会发生重大的影响，然而主张艺术能够改造和变革社会，这就过分夸大了艺术的作用，把艺术抬高到不适当的位置。这种夸大艺术作用的观点在20世纪上半叶屡见不鲜。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呼吁“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2〕。在梁启超那里，艺术仿佛具有决定一切的作用。更有甚者，徐朗西先生在《艺术与社会》一书中把艺术称为“社会的原动力”〔13〕，他援引唐代画家张彦远关于“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的论述，指出中国古代视绘画为“治国平天下之重宝”。把艺术说成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那就把艺术的地位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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