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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学术背景中的人生艺术化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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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自然资源被浪费，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环境污染严重。追求物质享受，精神生活空虚。在高度自动化的环境中，人的工作越来越单调、机械，人成为工具的一部分，人性被分裂，人的本质受到摧残。“在当今世界存在的众多问题中，有三个问题十分突出，一个是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失衡，一个是人的内心生活的失衡，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失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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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问题，西方许多学者，例如德国的社会学家韦伯、哲学家海德格尔、美籍德裔哲学家马尔库塞等对西方现代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批判矛头直指工具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就是人以理性为工具来改造世界、控制自然，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发展。人的生活活动变成单纯的工具操作，人成为“理性的动物”，世界被程序化、符号化。世界成为某种功利意义的符号后，它就失去了审美意义。在理性的重压下，感性几乎荡然无存。人感到寂寞和孤单，出现了病态的冷漠或“不感症”。“这种感官的异常迟钝，这种心理性的‘不感症’，不仅使人失去自己曾经有过的敏感与激情，使人的生活变得异常的贫乏、单调和枯燥，而且更使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人与物之间日益疏远、日益隔膜起来，他人成为一堵墙，人变得越来越孤独，越来越绝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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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这种生存状态，用清代学者王夫之的话来说，就是终日劳碌，“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迷于名利，与世沉浮，心里没有源头活水，他们的大病是生命的干枯，“生命的机械化”。在批判工具理性的时候，西方学者强调人自身的存在要有诗意，就是要从平庸猥琐的生存境界进入到生机勃勃的生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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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不断理智化和理性化。从原则上说，再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原来人们相信神秘力量的存在，常常祈求神灵，求助魔法。宇宙被看做为有生命的、有神性的有机体，人是活的宇宙的一部分。人还没有从神奇的、有艺术魅力的世界中分裂出来。古希腊人认为，树可以像人一样说话；一个神在河里洗澡，这条河就成为他的妻子。这时候宗教很发达，存在着一个信仰的世界。信仰的世界也就是价值的世界和意义的世界。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发生着上千年的、持续的“除魅”过程，即指理性和科学逐渐代替传统宗教信仰的魅力的过程。“为世界除魅”是韦伯的著名提法，据说这个提法是他从席勒那里借用过来的。“除魅”的德语是Entzauberung，意思是“使失去魅力”、“使失去吸引力”。所谓“为世界除魅”，就是使世界失去神性、诗意和艺术魅力。当信仰世界、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存在时，世界是有神性的、有诗意和艺术魅力的。现在世界被理智化、理性化了，技术和计算替代了神性的功效。宗教信仰衰落了，宗教活动也被理智化。于是，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失落了，销声匿迹了。丰富浓郁的世界只剩下一个单调的、赤裸裸的理性世界，就像有血有肉的人变成一个干枯的生物标本。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失衡，感性和理性、情和思相分裂。在物质世界日益发展的同时，精神世界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成为所谓“文明的碎片”。人置身于不断丰富的世界中，只会感到“活得累”。人为物役，成为机器的奴隶。那么，是否有超越单纯的实践和技术层面的意义呢？韦伯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来自托尔斯泰对生命意蕴的叩问：“对于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怎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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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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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晚年开始研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在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中，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西方学界所看重，他们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文学界。我们在第九讲中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以艺术家、心理学家和道德家的眼光观察世界，他深刻描绘的社会的种种悲剧令人震颤。他的很多作品思考人生哲理，挖掘人性内涵，透过形象传达出深刻的人生意义。列夫·托尔斯泰出身于名门贵族，他一直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列夫·托尔斯泰中的“列夫”，在俄语里是“狮子”的意思。宗白华先生说：“托尔斯泰的脑额之下一双狮子眼睛，透射进世界上每一片形相，和人心里每一个角落。”〔5〕他否定本阶级富裕而有教养的生活，晚年弃绝拥有巨大庄园的家庭而出走，途中患肺炎，10天后在一个车站逝世。托尔斯泰出走时，一定思考着生命意蕴的问题。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托尔斯泰的“沉思所针对的全部问题，日益沉重地围绕着死亡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现象这一疑问。他以为回答是肯定的，而文明人则以为否”。“既然死亡没有意义，这样的文明生活也就没了意义，因为正是文明的生活，通过它的无意义的‘进步性’，宣告了死亡的无意义。”〔6〕韦伯所说的是终极关怀、终极价值的问题。所谓终极关怀，就是对存在的意义、对生和死的问题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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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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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卢梭《梦》，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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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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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高更《我们从哪里采？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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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十五讲 李泽厚先生把生命的意蕴问题表述为“人会如何活下去，为什么活，活得怎么样”。也有人借用《红楼梦》中的说法来表示对“瞬间与永恒”的思考。妙玉见到宝玉时问：你从何处来？黛玉葬花词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这是何处去的问题。从何处来是生，到何处去是死。这些都是对人生的哲学拷问〔7〕。19世纪法国画家高更的一幅画就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命名。画面自左向右描绘了人生的三部曲：过去（诞生），现在（生活）和未来（死亡）。高更说这幅画表现了他在种种可怕的环境中所体验过的悲伤之情。这正是对生命意蕴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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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宇宙、社会和器物中的生命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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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命意蕴和人生艺术化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若干方面来看。首先对生命意蕴的理解，“使现实的人生启示着深一层的意义和美”（宗白华先生语），因而显得更有情趣。在《艺术与中国社会》一文中，宗白华先生虽然没有使用“生命意蕴”的术语，但是他实际上把生命意蕴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宇宙中的生命意蕴。“中国人在天地的动静，四时的节律，昼夜的来复，生长老死的绵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条理的。”〔8〕这段话我们在第二讲中已经援引过。这“生生而具条理”是天地运行的大道。这也是宇宙的人情化，人赋予宇宙温暖的、巨大的情感。中国古代认为人身是小天地，天地是大人身。《淮南子·本经训》说：“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天有九重，人有九窍；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关节）。人的头圆像天，足方像地，人与天地同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这句话是何等的感慨！它最能表现中国人对生命意蕴理解的风度和境界。生命就像流水一样逝去而又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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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三讲中谈到，道学家（理学家）评论人物，注重所谓“气象”，即人格魅力。比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周敦颐是北宋理学家的开山祖，他不仅重视人的气象，也重视天地的生意、生机。他喜欢“绿满窗前草不除”，别人问原因，他说：“观天生物气象。”他认为天地的生意使他从自身有限的存在中解放出来而体验到无限和永恒，从而得到一种精神享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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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次是社会生活中的生命意蕴。儒家学说对生命的最高度的把握和最深度的体验，被贯彻到社会生活中就形成了礼乐文化。“礼”和“乐”是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基石，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讲中将谈到，这里仅作一个简单的说明。“礼”指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乐”指个体内心的和谐。中国人的个人人格和社会组织是宇宙秩序和宇宙生命的表征，所以，礼和乐荷载着形而上的光辉。“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10〕宗先生用宇宙论的语言说明了人的存在和活动，人生活在宇宙中，他就有了归依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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