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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同时代以及稍后的评论家们几乎都对他陷于单调、狂妄的感觉主义深表反对，他们更为支持联想的原则；这些评论家——如杰勒德（Gerard）、凯姆斯爵士（Lord Kames）、艾莉森（Alison）、佩恩·奈特（Payne Knight）和斯图尔特（Stewart）等人——采取了一种避免极端立场的传统理论进路，倾向于折中主义，当然也因此使得这些学说的倡导者们显得谦虚和理性。这种折中主义允许他们在反对伯克的同时，从伯克那里借鉴良多。例如，阿伯丁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詹姆斯·贝蒂（James Beattie）就持这一观点。在《论诗与音乐》（On Poetry and Music）（Edinburgh，1778）中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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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评论家们都正确地认识到，在对伟大事物的描述中，如果人们在接受其图像或概念时……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就会有效地激发人们产生与崇高相伴随的尊敬、恐惧以及其他类似的情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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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书的一个注释中，伯克被视为“最好的评论家”之一；其后再也没有提起他；但是，贝蒂对伯克的继承并不仅限于这一段话。在他讨论美与声音之甜蜜的关系的专题论文中，他所谓“平缓的声音就像光滑、平坦的水面”——其实就是共通感在起作用——以及“渐进的变化”，都似乎是从伯克那里借鉴而来。在《论道德与批评》（Dissertations Moral and Critical）（Dublin，1783）中，贝蒂把注意力转向崇高，宣称其结果就是“让人感觉愉快的讶异”，他还讨论了惊骇带来的愉快感受，并且对黑暗与沉寂的功用进行了考察。他还引用了《圣经》中对马的描述，而那段话正是《探讨》一书同样引用过的；好像他还借用了诗意暗示的观念；最后，在讨论诗的意象需要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时，贝蒂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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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对海伦的形象不着一墨，但他告诉我们，即便是特洛伊最年长的元老都不得不倾服……他描写她的美貌所能获得的力量，而非着力于其眼睛、嘴唇、身材以及其他美丽之处。[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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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就不仅仅是追随伯克的理论了，而简直就像对伯克的语言修辞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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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贝蒂认为，一名“大众化的教授”应当借用“他人的观点和思考”。这肯定也是爱丁堡修辞学教授休·布莱尔（Hugh Blair）的信条；同样的话出现在他在1759年发表的描述他自身行为的演讲中，后来以《关于修辞学与纯文学的演讲》（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1783）为名结集出版。在这本书中，伯克的名字被四次提到；[58]布莱尔对他的观点的借鉴则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目。后者同样引用了“约伯记”中关于马的描写——“它的颈项上悬着惊雷”——来说明崇高的力量。伯克列出“黑暗、幽静和沉寂”作为“正常状态的匮乏”，它们因为可怕而不寻常；布莱尔引用了维吉尔式的阐释，以及德赖登（Dryden）和皮特（Pitt）对其的翻译，从而严格地追随了伯克。布莱尔也重申了伯克关于模糊性的观念，引用了他作为“一名天才作家”的精确表述以及圣经式的阐释。[59]没有必要再举出更多的例子了。在布莱尔表示不会接受伯克理论的核心内容的同时，他却随心所欲地（就像其他一些人那样）借用伯克《探讨》一书中所强力表述的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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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那些职业理论家们对于伯克关于崇高与美的观点的一般反应。他们反对他的主要理论；他们显得既谨慎又颇具怀疑能力，将之转换为一种“温和的”崇高观念，而在美这一方面，他们也主要依靠传统理论。但是，其他读者们却不会放弃思考《探讨》一书带给他们每个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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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Gibbon）就是这样一个人。1762年的9月和10月，他花了很长时间阅读朗吉弩斯；到了11月1日，他就拿起了《探讨》一书，认为它是“一个（对于前者的）自然补充”。他迅速地阅读了此书，在11月4日就翻到了最后一页；他发现，“此书深具独创性、明白晓畅并且直截了当”；虽然吉本不能完全接受伯克的理论，但他对其中的一部分持赞成态度。[60]不过，他对伯克理论的哲学意义的赞成程度，远比不上他的先见：伯克不过是“对朗吉弩斯的自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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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有趣例子则说明了伯克对于一名优秀作家的影响，前者不曾接触过关于美与崇高的公开争论。他对伯克的仰慕显然被鲍斯威尔（Boswell）详细地记载了下来；这样，通过后者的记载，我们就看到了对《探讨》的赞成意见；但正是这一观点的发自内心，使得我们有必要加以注意。在1769年10月16日，约翰逊谈到了“正确的批评方法”；他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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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克所著《论崇高与美》一书中，我们发现了真正的艺术批评……解释出为何那么多的戏剧中出现了鬼魂，以及解释出为何出现这一鬼魂要比那一个更好一些，这都没有多大价值。我们必须解释的是，何以恐惧感能够打动人的心灵。[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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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谈话中，约翰逊认为“真正的批评”必须关涉到“人之心灵的活动”。因此，虽然他认可伯克关于崇高与美的分析，他关注的重点却主要是他的心理学考察：尝试着寻求“某种有些用处的关于我们内心激情的清晰知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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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有意识地运用它们看出来，约翰逊赞成伯克的术语以及附属定义。在《英语词典》（Dictionary）（1755）中，约翰逊没有明显区分崇高与美；而在《探讨》一书出版后两年，约翰逊所著《拉塞拉斯王子的故事》（Rasselas）的第十章中，伯克的影响就随处可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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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诗人来说，没有什么可以是毫无用处的。无论怎样的美丽动人，以及无论怎样的令人生畏，都必须契合于他的日常想象：他必须熟悉所有那些可怕的巨大事物或者优雅的细小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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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经验转变为两种清晰界定的类型，而这一划分在稍后的《诗人传》（Lives of the Poets）中也多次再现。比如，“愉悦与恐惧”被认为是“诗意的真正来源”，“高贵的令人生畏”相对于“优雅的光彩炫目”，“令人愉快”相对于“使人生畏”，而对于“崇高”的认识则需要“惊骇”。[63]这样，虽然约翰逊并不完全是一个伯克理论的追随者，他对于感官体验的分类和对相关术语的使用则显然受到了《探讨》一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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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最为尊重的一个人——“这是一位怎么赞美他的杰出都不为过的文学家”——并且也是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之一，就是东方学者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83年之后被称为威廉爵士）。[64]他也沉迷于伯克的理论并且加以应用。这种应用第一次出现于他在1772年所著的两篇文章中：其一为“论东方国家的诗歌”（On the Poetry of the Eastern Nations），其二为“论艺术，或通常所谓模仿”（On the arts，commonly called Imitative）。在第一篇文章中，他宣称“那些能够促发崇高感的黑暗的和令人恐惧的事物……在《荒凉多石的阿拉伯半岛的故事》（Desert and Stony Arabia’s）中再寻常不过了”；而在第二篇文章中，他又借鉴了伯克关于“存在趣味的统一标准”的观点，认为艺术发生作用通过同情而非模仿，并且当它们“仅仅是描述性的时候，艺术本身通过某种形式的替代物发生作用”。[65]然而，主要的证据表现在他那本获得国际赞誉的学术著作《亚洲诗歌评论》（Poeseos Asiaticae Commentariorum）中，这本书出版于1774年，而就在其前一年，威廉·琼斯爵士被选入了伯克所在的“文学俱乐部”。在这本书中，他运用了来自“埃德蒙·伯克”[66]的原创理论，数次提到《探讨》一书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将其中一些论述译为拉丁文。奇怪的是，琼斯不仅直接借用伯克的理论，而且他一点都不怀疑伯克的理论可以用来当做标准以检视外国文学。更为甚者，他认为他的欧洲大陆的读者们都非常熟悉这些标准；而他不需要为之作出论证。这种归之于伯克的奖赏是相当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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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逊的圈子里，也有证据表明，即便在《探讨》一书面世20年后，伯克的理论原则仍然没有得到严谨的使用。在《斯拉尔夫人轶事》（Thraliana）一书中，斯拉尔夫人（Mrs Thrale）记述了一个帕克博士（Dr Parker）讲给她听的故事，并在序言中加了一段相关评论：伯克肯定会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非常好地表达了他的崇高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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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她是一位店主的女儿，被带去观看霍格思的名画“旺斯特德家族”。这时，长长的套房房间的门忽然全部打开，绚丽夺目的光直射入她的眼睛。她什么也没有说，随之以长久的哭泣。——这就是对她的思维的强烈作用。[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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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不管刺激来自什么，只要有强烈的感情和惊奇，伯克所谓的崇高感就可能被激发。但是，这一点在斯拉尔夫人那里被随便滥用。更为严重的是后面的考察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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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人类行为方式和建筑做了研究，发现哥特式建筑最能有力地打动人，而希腊式建筑则在感觉上更为使人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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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再次提到了伯克的崇高和美。[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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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两段话通过它们的漫不经心与放任，展现了一种理论是如何被完全消解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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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超出关切文学理论的这些作家们——例如贝蒂、布莱尔、约翰逊和琼斯等人——来评价伯克的影响时，这个问题就变得负责了。[69]他的许多理论观点都有助于培养对于墓园诗歌、自然文明、萨尔瓦托·罗莎（Salvator Rosa）与罗伊斯达尔（Ruysdael）的画作等的欣赏力，并可以使之系统化。伯克所建基于其上的感性趣味也早就开始流行：一个明证是，从理查德森（Richardson）开始，富有感染力的小说就已经大行其道。但是，对于那位在小说内外改变当时大众趣味的作家，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伯克的影响是直接而且有力的。她就是哥特式小说家安·莱德克利芙（Ann Radcliffe）。[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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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其小说中推出结论说她了解《探讨》一书，然而，我们也可以从她的一段话中正面证实这一点，这段对话专门谈到她死后出版的那本书《布朗德维尔的加斯顿》（Gaston de Blondeville）（1826）。在这次对话中，她不仅提到了“庄严与模糊性的联合，这在伯克那里被描述为带着少许恐惧的安静，它们促发了崇高感”；还专门区分了恐惧与恐怖事物，因为她认识到“伯克从不把客观的恐怖事物作为崇高感的来源”。[71]这是她所作的一个重要区分；这一区分被用来描述她的旅行，在其所著小说中也得到了运用。在小说中，她使读者们不仅在情绪上，而且还要在想象的图景上，开掘出对于恐惧的欣喜感受。最终，在她笔下，伯克的术语被成功地用以描绘风景以及刻画艾米莉·圣·欧贝（Emily St Aubert）在抵达奥多夫的城堡（the Castle of Udolpho）时的心情：“阴影掩盖下的黑暗，荒凉沉寂……山的那些巨大的峭壁有一部分直映入眼帘，每一块都使得艾米莉的严肃感觉转变为害怕：在其周围，她只能看到昏暗肃穆以及令人生畏的、崇高雄伟的形象……”[72]此类描述的频繁使用，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使得伯克的理论在她的读者群中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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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禁不住对莱德克利芙夫人的小说中虚构的风景大加赞赏；同时我们也会迷恋于现实生活中对风景的感官体验。在这两方面，伯克的理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那些支持“别致”的理论家们——他们最终提出了崇高与美之外的第三种类别——来说，伯克就如红衣主教一般。这些理论家中的第一位就是威廉·吉尔平（William Gilpin），在他所著《别致之美三论》（Three Essays on Picturesque Beauty）（1792）中，尽管他不赞同伯克的一些观点，他还是从多方面证明了后者的权威性；在《探讨》一书出版35年后，吉尔平认为已经无需专门向读者提及它的存在和它依然中肯的观点。另外一位理论家尤维达尔·普赖斯（Uvedale Price）在《论别致》（Essays on the Picturesque）（1794）中则表示很难不赞同伯克。他没有怀疑伯克对于崇高与美的分析，而仅仅认为事物中存在一种“不同寻常的性质”，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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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崇高与美的来源和影响，一位伟大的作家已经进行了探讨，而我只是追随他的脚步而已，在这条道路上，他敏锐而全面的天才被公众所熟知和尊敬：事实上我所作的，就是冒险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然而，如果没有他对主要道路的清理和装饰，我就不可能发现这一新的道路。[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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