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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每种文化都会发展出一些以改善体验品质为目标的活动，即使在科技最不发达的社会，也有某种形式的艺术、音乐、舞蹈，以及各式各样小孩儿或成人的游戏。新几内亚岛的土著花在搜寻丛林中五彩缤纷的羽毛作为宗教舞蹈装饰品的时间，比找食物的时间还多。类似的例子极为常见，在大多数文化中，人们用于艺术、游戏及仪式上的时间可能都比工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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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活动或许也有其他作用，但能带来乐趣是它们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人类早在3万年前就已开始装饰洞穴，留下的壁画兼具宗教与实用价值。无论石器时代还是今天，艺术存在的理由始终未变—说穿了很简单，它对画家和观画的人都是心流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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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幽远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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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古以来，心流跟宗教一直有密切的关系。人类的很多最优体验都是在宗教仪式的背景下发生的。艺术、戏剧、音乐、舞蹈，都可以说是起源于今天所谓的“宗教”氛围中；换言之，这些活动都以把人与超自然的力量及实体结合在一起为目标。游戏也是如此，玛雅人的篮球可说是最古老的球赛，它本是宗教庆典的一部分，与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异曲同工。这样的关联并不意外，因为我们所谓的宗教，实际上就是创造意识秩序的最古老、最野心勃勃的尝试。由此可见，把宗教仪式视为最深远的乐趣来源，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就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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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艺术、游戏与人生，大致上已与超自然的力量脱节。过去从旁协助阐释人类历史并赋予意义的宇宙秩序，已瓦解为一堆不相衔接的残砾。多种意识形态企图取而代之，争相为人类行为提出最好的解释：市场供需规律与控制自由市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希望说明人类在经济上基于理性的抉择；唯物史观提出的阶级斗争规律，针对的是非理性的政治行动；社会生物学的基因竞争，阐释的是为什么我们会帮助某些人，却设法消灭另一些人；行为主义的效果定律，说明的则是我们如何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学习重复一些令我们感到愉快的动作，这些都是植根于社会科学的现代宗教。它们并不像过去那些解释宇宙秩序的模式，能获得广大支持，并产生美感的作品，或带来乐趣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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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心流活动趋于世俗化，古时的奥运会与玛雅球赛那套强有力的意义体系也不复存在了。一般而言，它们的内涵纯为娱乐：我们希望它们能改善我们身心的感觉，却没有预期它们会成为我们跟上帝联系的桥梁。尽管如此，我们用来改善体验品质的步骤，对整个文化而言，仍非常重要。我们一直用生产性的活动来描述一个社会的特征，例如渔猎采集社会、畜牧社会、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心流活动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跟终极意义来源有更密切的关系，因此用它来描述文化，或许更能彰显我们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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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流与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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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式民主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把追求幸福当做有意识的政治目标—也就是政府的责任。虽然《独立宣言》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份明文规定这个目标的政治文献，但任何社会体制若是摆明了不帮助人民争取幸福，恐怕都维持不久。当然，有不少压迫性的文化，人民仍愿意容忍暴君的统治；建造金字塔的奴隶之所以不造反是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出路，而为专制的法老工作，前途还算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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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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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代社会科学家已渐渐不再愿意对各种文化进行价值评判。凡不完全基于事实的比较，都有失之公允的危险；而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的措施、信念或制度优于他种文化，也显有不妥。19世纪的工业文明，自以为在各方面都比科技较落后的文化优越，处处表现得盛气凌人，20世纪初的人类学家对此种民族优越感进行反思，于是提出了这套“文化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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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方民族的优越自信已成为过去。如果一名阿拉伯青年驾驶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撞向一所大使馆，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我们可能无法苟同他的做法，但是我们不会再自命道德上比他优越，对于他相信天国会为奋不顾身的战士保留特别席位的信念，不再嗤之以鼻。我们逐渐认清，我们的道德观只适用于自己的文化。在此信念下，不能用一套价值标准去评判另一套价值标准。由于任何跨文化的价值评判，都必然迫使所评判的文化暴露于另一套全然陌生的价值标准之下，因此根本无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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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肯定最优体验是每个人的最终目标，每个社会体系都可以对精神熵加以评估；衡量脱序现象时，凭借的不是其他信念体系的理想秩序，而是根据社会成员自行确定的目标。首先，我们可以说，一个社会比另一个社会“好”，因为有较多的社会成员能拥有与他们的目标相契合的体验；其次，则强调这些体验应该尽可能帮助更多人培养更复杂的技巧，使他们实现自我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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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化追求的幸福内涵可能不一，这似乎显而易见；若干社会的生活品质远超过其他社会。18世纪末，英国人的生活远比过去困难，直到100年后才有起色。证据显示，工业革命不但缩短了人类的寿命，也使人类变得更凶恶残暴。很难想象当时的纺织工人5岁就死在“恶魔工厂”里，他们每周得工作70个小时，直到精疲力竭而死，无论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共同价值观或信念，都不可能从这样的生活中找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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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部落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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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例子，人类学家里欧·福琼记述了多布岛民的文化传统，他们对巫术怀有强烈的恐惧，又非常记仇，连亲人也不敢相信。这些人上厕所都成问题，因为他们认为独自在林中会被黑魔法所害，而解手却非得到树丛中不可。多布人自己似乎也不喜欢这种恼人的生活，但他们找不到变通之路。他们陷入长时间演变而成的信念与措施的纠葛中，难以达到精神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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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民族志的记载都指出，史前文化中便已包含精神熵的因素，显然与“高贵的野蛮人”这一说法不符。乌干达的伊克族人面临环境剧变带来的粮荒，把超乎资本主义想象的自私行径变成了制度的一部分。委内瑞拉的亚诺马密族人，跟其他以战士为主的部落一样，比现代的军事超级强权更崇拜暴力，而且把到邻村烧杀掳掠视为最大的乐趣。而劳拉·博安南的研究中，一个受巫术和阴谋所害的尼日利亚部落，几乎没有人知道欢笑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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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部落刻意选择了自私、暴力、令人恐惧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行为并没有使他们变得比较快乐，相反他们活得很痛苦。这种妨碍幸福的措施与信念，既非不可避免，也非必要；它们乃是意外造成的，是应付意外情况所产生的随机反应。一旦它们成为文化规范的一部分，人们就以为事情本该如此，再也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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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还有很多文化靠着运气或远见，成功创造了容易达到心流的环境。举个例子，科林·特恩布尔描写的伊图里森林中的矮人族，彼此或与环境之间都处得非常和谐，生活中的每件事都极为有用而具挑战性。当他们不忙于打猎或整修村落时，就唱歌、跳舞、奏乐或讲故事。这个矮人族社会跟很多所谓的原始文化一样，每个成年人都必须不时扮演演员、歌手、画家、历史学者和娴熟技艺的工人。如果单从物质成就来看，他们的文化可能不太高明，但若以提供最优体验为着眼点，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极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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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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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说明文化如何将心流融入生活方式的好例子，来自加拿大的民族志学家库尔对英属哥伦比亚印第安部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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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什瓦普地区在印第安人心中是片富庶之地，盛产鲑鱼及猎物，还有大量可食用的块茎及根茎植物。该地区的人民在此建造永久性的村落，从环境中开发所需要的资源。他们有一套复杂的技术，能有效地运用资源，生活因而满足丰富。但众长老说，当周遭的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时，生活就没有了挑战；没有挑战，生命就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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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些睿智的长老决定全村每25~30年迁徙一次。全村都搬到舒什瓦普的另一个地区，并在此迎接新的挑战。他们必须熟悉新的溪流、新的打猎小径，找到盛产凤仙花的新地区。现在生命又有了意义，值得用心投入。每个人都觉得返老还童，并且更加健康。同时，这也让经过多年开垦的土地，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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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的伊势神宫与此恰成一个有趣的类比。大约1 500年前伊势神宫建立于两块毗邻土地之中的其中一块上，每隔20年左右，僧侣就把神宫全部拆除，改建到另一块空地上。1973年是它第60次重建（14世纪时因王权分裂，发生内战，改建暂时被迫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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