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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什瓦普人与伊势神宫的僧侣所采取的策略，也是若干政治家梦寐以求的。美国杰斐逊总统和中国毛泽东主席都相信，每一代人为了主动参与控制他们生活的政治体系，都必须发起一场革命。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一种文化能在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和生活可行的选择之间，调配得恰到好处。大部分都有过犹不及之处，不是把求生搞得太辛苦，就是自陷于一个严格的模式，扼杀了下一代的行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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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无所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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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对混沌的一种防御。它适应环境的反应，正如鸟的羽毛或哺乳动物的毛皮一样。文化制定规范，推动目标，建立信念，帮助我们克服生存的挑战；同时，文化必须把很多细枝末节的目标与信念排除，因而也局限了发展的可能性。唯有把注意力限制在一组特定的目标与手段上，才能在自行创造的疆界里，进行毫不费力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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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文化与游戏颇为相似。两者都可说是由独断独行的目标与规则构成，使参加者在行动中尽可能不感到疑惑或分神。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规模：文化无所不包，它规定一个人如何出生、成长、结婚、生子和死亡；游戏只是文化脚本中的一个小插曲，它只在文化不涉及注意力可能漫游到混沌的领域时，为我们的闲暇提供集中注意、采取行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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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化若能成功确立起一套目标和规则，不但能吸引其成员，又能配合他们的技巧层次，使他们能经常感受到强烈的心流，那么它就更接近游戏了。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说文化已变成了一场“伟大的游戏”。若干古典文明很可能已臻至这个境界，如雅典公民、言行以美德为准的罗马人、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以及印度那些动静之间都追求优雅与和谐的婆罗门僧侣。而雅典城邦、罗马法、一切秉承天命的官僚制度，以及无所不包的印度精神秩序，都是文化促成心流的不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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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趣未必止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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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促成心流的文化，在道德上不一定就是善的。以20世纪的观点来看，斯巴达式的规范残忍得没有道理，尽管它控制下的子民几乎没有二心。鞑靼骑兵和土耳其禁卫军觉得战争和屠杀乐趣无穷，令人难以置信。许多欧洲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崩溃与文化震荡下神心丧失，把纳粹法西斯政权下的意识形态视为极具吸引力的新游戏，当然也是事实。因为纳粹的目标简单，回馈明确，并且为处于焦虑与挫折中的人们带来了解脱及重新投入生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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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心流虽是强有力的诱因，却不保证体验到心流的人道德高尚。如果其他条件相同，能提供心流的文化或许比不能提供心流的文化更好，但是当一群人奉行一套能为他们带来更多人生乐趣的目标与原则时，别人很可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正如雅典公民的心流建立在奴隶的劳动上，美国南方庄园优雅的生活情调则靠进口奴隶维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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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洛普民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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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没有能力正确度量不同文化在最优体验上能提供多少帮助。1976年一项大规模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北美洲的人有40％认为他们“非常幸福”，欧洲人是20％，非洲人是18％，远东的受访者却只有7％。另一项调查却显示，美国公民对个人幸福的评价跟古巴人和埃及人相去不远，但古巴的人均国民收入不到美国的1/5，埃及更连1/10都不到。联邦德国人和尼日利亚人的幸福程度相同，但人均国民收入却相差15倍。到目前为止，这些矛盾只证明我们用来衡量最优体验的工具还相当原始，但差异的存在似乎是千真万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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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结果有所出入，但所有大规模调查都显示，一国人民生活越富裕，教育水准越高，政治越稳定，幸福度与人生满意度也越高。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算是最幸福的国家，美国虽有高离婚率、酗酒、犯罪、吸毒等问题，落后也不是太多。就美国人花在追寻乐趣的大量时间与资源而言，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一般美国人每周只工作20个小时（还有10个小时在办公室做与工作无关的事，诸如做白日梦或与同事闲聊等）。他们花较少的时间（每周约20个小时）从事休闲活动：7个小时看电视，3个小时阅读，两个小时从事慢跑、弹奏乐器、打保龄球等较积极的活动，7个小时用于社交、参加宴会、看电影、招待亲友等。每周还剩下50~60个清醒的小时，用于维持性质的活动，像进食、通勤、采购、烹饪、清洗、修理物品等，或从事无特定目标的活动，像瞪着窗口发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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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不等于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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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人有充裕的闲暇，可以从事多种休闲活动，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经常体验到心流。潜力不见得都能实现，质与量也无法互换。以今天最普遍的休闲活动—看电视为例，它几乎不可能产生心流。实际上，工作时全神贯注，挑战与技巧完全配合，且有掌控与满足感，体验心流的机会是看电视的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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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最讽刺的一个矛盾就是，大量的闲暇并不能转换为乐趣。跟只不过数代以前的人相比较，我们享受人生的机会大多了，但事实上我们一点儿也不比老祖宗生活得更快乐。光是机会还不够，我们更需要善用机会的技巧。我们必须知道如何控制意识，但大多数人都不懂得如何培养这种技巧。置身于五花八门的休闲设施中，大多数人仍然觉得生活很无聊，甚至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挫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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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实向我们揭示了最优体验的第二个条件：一个人重组意识达到心流的能力。有些人不论到哪里，都能自得其乐；有些人即使美景当前，仍感到枯燥乏味。因此，除了外在条件（亦即心流活动本身的构造），我们也应该把促成心流的内在状况列入考虑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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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得其乐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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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日常体验转变成心流并非易事，但几乎每个人都能提升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我们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每个人控制意识的潜能是否完全相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能轻易控制意识的人跟不能控制意识的人有什么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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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好像天生不能体会心流。心理医生把精神分裂症描述为“缺乏苦乐感”，这种症状跟“过度包摄刺激”有关，亦即精神分裂症患者会不由自主地注意到所有不相干的刺激，接收所有资讯。而很悲惨的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并没有控制任何事物进出意识的能力。有些病人把这种现象描述得很生动：“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一点儿也控制不了。我好像再也没有主导事情的力量了，有时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事情太快地涌进来，我失去控制，终于迷失了。一下子要处理那么多事情，结果我什么事情也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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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快乐的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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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集中精神，每件事都分不出轻重，就导致病人享受不到一丁点儿乐趣。但“过度包摄刺激”的症状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一部分或许是遗传的问题，有些人天生集中精神能量的能力就比较差。在学龄儿童的学习障碍中，有多种被重新归类到“注意力失调”下，因为它们都具有无法控制注意力的特征。虽然注意力失调很可能跟化学平衡有关，但童年的体验感受也可能使它减轻或恶化。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值得注意的是，注意力失调不仅妨碍学习，也使心流体验不易产生。控制不了精神能量的人，既无法学习，也找不到真正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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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的自我意识是一种不太严重的心流障碍。一个人若时时都在担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害怕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或做出不妥当的事情，就注定与乐趣绝缘。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也一样，这种人通常并不是自觉，而是对所有资讯的判断只以它是否有助于实现自己的愿望为标准。对于这种人，任何事情本身都毫无价值可言。一朵花除非能够利用，否则就不值得去看第二眼；一个人除非能带来什么好处，否则也不必在意。因而，意识完全围绕着自己的目标打转，与目标不符的一切都不容许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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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觉性强的人在很多方面都跟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不同，但这两种人都因对精神能量欠缺控制，很难进入心流状态。他们的注意力太僵化，无法投注到活动本身；自我吸纳了太多的精神能量，不受羁绊的注意力又严格受到自我需求的引导。在这种情形下，要对事物本身的目标发生兴趣，并沉浸在活动的互动效应中，不求其他报酬，实在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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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失调与“过度包摄刺激”是因为精神能量太过飘忽不定，妨碍心流的产生；而过度自觉或以自我为中心的问题正好相反：注意力太狭隘而缺乏弹性。这两种极端都使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处于两极的人找不到乐趣，学习常感困难，因此也就丧失了自我成长的机会。但相互矛盾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无法变得更复杂，因为他把全部精神能量都用于实现眼前的目标，不肯去尝试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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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乐趣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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