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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谈的心流障碍都在自己心里，但环境中还存在很多追求乐趣的强大阻力。这些阻力有些来自大自然，有些则是社会因素。例如，住在北极或卡拉哈里沙漠的人，享受人生乐趣的机会就极为渺茫，但即使是最恶劣的自然条件也不能完全消灭心流。爱斯基摩人在荒凉而充满敌意的冰原上，学会了唱歌、跳舞、说笑话、雕刻美丽的艺术品，还创造了一套复杂的神话，赋予自己的体验以秩序与意义。在冰天雪地或沙漠中生活得不快乐的人，很可能到头来不是离开就是绝种，但仍有人存活下来，这一事实证明了混沌的大自然并不能阻绝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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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心流的社会因素或许不太容易克服。奴役、迫害、剥削及文化价值观遭到摧残，都会破坏乐趣。加勒比海岛屿上现已绝灭的土著居民被迫到西班牙征服者的农场工作时，生活变得太痛苦，太没有意义，以至于丧失了求生的意志，不再生育下一代。许多文化可能也是在相同的情形下，因生活不再能提供乐趣而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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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用于社会病理学的名词，在描述使心流难以产生的状况时也适用—“失范”（anomie）与“疏离”（alienation）。“失范”原由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提出，特指行为规范被扰乱的社会状况。当什么可以或不可以做已混淆不清时，人的行为举止就变得反复无常、没有意义，靠社会规则建立意识秩序的人就会感到焦虑。失范的现象会在经济崩溃或本土文化遭受外来文化摧毁时出现；当经济急速繁荣、注重勤俭的旧的价值观被推翻时，也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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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离在很多方面恰巧相反，它是一种人们被社会体制逼迫而采取与本来目标相悖行动的状况。一名工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在生产线上重复千百遍单调无聊的动作，这时就很可能产生疏离感。当社会陷于失范状态时，一件事情是否值得投注精神能量就变得不清不楚，很难产生心流；当社会为疏离所苦时，问题则出在个人没有办法把精神能量投注于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目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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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阻碍心流的社会因素，就作用而论，跟个人病理学上的“注意力失调”与“以自我为中心”可以说是相互呼应。在个人与团体的层次上，心流的障碍就是注意力的运作太零散（失范与注意力失调）或太严格（疏离与以自我为中心）。在个人层次上，失范对应于焦虑，疏离则对应于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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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是遗传的还是习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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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天生肌肉协调性就比别人好，同样，也有些人与生俱来就拥有控制意识的禀赋。有些人对注意力失调独具抵抗力，因而比较容易感受到心流。简·汉密尔顿博士针对视觉与大脑皮层活动所进行的研究，颇能支持这个论点。她有一组测验，要求受测者先看一个自相矛盾的图像，然后在脑海中把它“翻转”过来，即把画面中向外凸出的部分想成向内凹，把内凹的部分则看成外凸。简·汉密尔顿博士发现，不太能从日常生活中发掘行动诱因的学生，需要看见较多个点，才能把矛盾图形翻转过来；而较能从日常生活中得到满足的学生，只需看到少数几个点就能成功，有时甚至只要看到一个点，就能翻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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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果显示，完成一项心灵考验所需要的外来线索的多寡常因人而异。需要大量外来资讯才能意识到现实的人，很可能在运用思考上也非常依赖外在环境；他们对自己的思想缺乏控制力，相应地也不太容易享受到体验的乐趣。不需要太多外来线索刺激，意识就能发生作用的人，受环境的钳制则较少；他们的注意力比较有弹性，能轻易重新调整体验结构，更常达到最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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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组实验中，将自称常有和不常有心流体验的学生分为两组，令其注意实验室的指示灯或警铃。在测验过程中，监控受测者因刺激而产生的大脑皮层活动，再把平均值分为视觉与听觉两组，并把这种数据称为“受激潜力”。简·汉密尔顿博士的研究结果显示，很难体验心流的人表现得正如预期：对灯光刺激反应时，他们的大脑皮层活动大幅升高。但经常体验心流的人测验结果却出乎意料：他们集中注意时，大脑皮层活动竟然减少了。全神贯注不但没有耗费更多心力，反而似乎减轻了脑力负担。另一项单独针对注意力而进行的行为测验证明，这样的人在从事需要长期集中注意力的工作时，也做得比较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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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与常识迥异的结果，最合理的解释似乎是：心流较强的那组人能关闭其他资讯的管道，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接收闪光的刺激上。这使我们联想到，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找到乐趣的人，有能力对外来刺激进行筛选，只注意与这一刻有关的事物。虽然一般认为，注意力集中时会增加处理资讯的负担，但对于懂得如何控制意识的人而言，集中注意力反而更轻松，因为他们可以把其他不相关的资讯都抛在一旁。他们的注意力同时极具弹性，跟精神分裂症患者完全不由自主的注意到所有刺激，恰成强烈对比。这种现象称为“自得其乐的性格”，或许能提供神经学上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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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神经学方面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某些人特别能控制意识、体验心流是遗传造成的优势。前面提到的研究结果与其说是遗传，倒不如说是习得的成果。集中注意的能力与心流之间的关系十分明显，但仍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定何者是因，何者是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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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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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等公共汽车时能保持心情愉快，而有些人却不论置身多么愉快的环境仍觉得厌烦，这种差别或许不能只用神经系统处理资讯能力的优劣来解释，童年时期所受的家庭影响也能决定一个人体验心流的难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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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证据表明，父母跟孩子互动的方式，对孩子成年后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有持续的影响力。我们在芝加哥大学的一项实验中，凯文·拉森德发现，亲子关系属于某种类型的青少年，在大多数情况下，比没有这种关系的同伴更快乐、满足而坚强。有助于产生最优体验的家庭环境具有五个特点：第一是“清晰”，青少年知道父母对自己的期望—在家人互动关系中，目标与回馈都毫不含糊。第二是“重视”，孩子觉得父母对他们目前所做的事、他们具体的感受与体验都有浓厚的兴趣，而不是一味巴望他们将来念一所好大学，或找一份高薪的工作。第三是“选择”，孩子觉得自己有很多选择，包括不听父母的话—只是他们得准备好自己承担后果。第四是“投入”，亦即让孩子有足够的信心，放开自卫的护盾和自我意识，全心全意去做他感兴趣的事。最后是“挑战”，也就是由父母为孩子安排复杂渐进的行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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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个条件构成所谓“自成目标的家庭环境”，因为它们提供了享受人生乐趣的理想训练。这五大特色很明显与心流体验相通，在能提供明确目标、回馈、控制感、全神贯注，并着重事物本身动机及挑战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孩子，通常更能掌握生活的秩序，享受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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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能提供自成目标环境的家庭，会为家庭成员保留可观的心灵能量，从而提高对任何事物的乐趣。孩子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不必老是为规制与控制权而争吵；父母对他们未来成就的期望也不会像一片阴影，永远笼罩在他们头上；同时不受混乱家庭分散注意力的因素所干扰，可以自由发展有助于扩充自我的兴趣与活动。在秩序不佳的家庭里，孩子的大部分能量都浪费在层出不穷的谈判与争执，以及不让脆弱的自我被别人的目标所吞噬的自我保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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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家庭能否提供自成目标的环境，在孩子们未离家之前影响最大：享有自成目标环境的家庭生活的幸运儿，一定比较快乐、坚强、活泼、满足。孩子自修或在学校上课时，自成目标的家庭背景也有助于他们获得最优体验。只有当他们跟朋友共处时，差别才会消失不见：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跟朋友在一起时，都觉得信心十足，家庭是否为自成目标型已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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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对待婴儿的方式，很可能在人生开端就决定了他们日后享受乐趣的难易，但目前还没有长期追踪研究帮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因果关系。依理推之，一个受虐待或经常面临失去父母疼爱威胁的孩子，必然要竭力保全自我，不让它在忧虑下支离破碎，到头来能用于追求事物本身报偿的精力就极其有限—不幸的是，现代文化中遭受这种待遇的儿童的比例，似乎一直有增无减。受虐待的孩子成年以后，往往不寻求复杂的乐趣，只要能从生活中找到一些享乐的机会，就会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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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顿中体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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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得其乐的性格”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们能在一般人无法忍受的情况中找到乐趣。不论是在南极迷了路或被关在牢房里，总有人能把自己的困境改善得还能过得去，甚至成为一场充满乐趣的奋斗；换成其他人，很可能就向艰难困顿俯首称臣了。在钻研了很多人在困难中的自述之后，罗根的结论是：他们都因为能把悲惨的客观条件转变成可以控制的主观体验，才得以生存下去；他们正是依心流的蓝图行事。首先，他们密切关注环境中的细节，并从中发掘可以跟他们有限的能力搭配的行动机会；然后制订出一个现实状况所能容许的目标，通过所得到的回馈，密切注意一切进展。只要一实现目标，他们就提高赌注，为自己部署更复杂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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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救济找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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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伯尼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纳粹的长期单独禁闭，他的体验可说是上述过程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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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体验的范畴突然受到囿限，思想与感情濒临“断粮”，我们往往会开始关注周遭有限的事物，并提出一连串近乎荒谬的问题：“它有用吗？怎么用？它是谁做的？用什么做的？我在什么地方见过类似的东西？它还能引起我什么样的联想？”一条美好的联想之流潺潺不断由心问流通，它的源源不断与复杂性很快就淹没了起点的微不足道。以我的床为例，它跟任何学校宿舍或军营里的床差不多……床太简单，无法在我的思绪盘踞太久，结束床的联想，我摸摸毯子，估计它有多暖和，研究窗子的构造，厕所的不便……计算牢房的长度、宽度、坐向与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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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遭恐怖分子绑架的外交官在内，凡是能承受独自监禁煎熬的人，都有这种设计心流活动、建立目标的禀赋。曾被苏联秘密警察囚禁在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一年多的陶瓷设计家伊娃·伊索，靠着估计如何用手头找得到的材料制作一件胸衣、在脑海里跟自己下西洋棋、用法文跟人进行虚构的对话、做体操、背诵自己写的诗句等办法，才不至于发疯。索尔仁尼琴在列弗尔托沃监狱的一名难友，把世界地图画在牢房的地板上，假想自己横渡欧亚大陆，前往美洲，每天只走几公里路。很多囚犯都发明了类似的“游戏”，以希特勒最欣赏的建筑师艾伯特·斯皮为例，被关在施潘道监狱的几个月间，他假设自己由柏林步行到耶路撒冷，靠想象力填充沿途风光和各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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