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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卡萝尔的冷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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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萝尔的童年和青春期都很糟糕。100多年以来，对于早期剥夺（early deprivation）的研究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样的环境因素会影响脑部发育，其危害很可能无法逆转。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卡萝尔是边缘型人格（也就是B型）？边缘型人格患者的行为又会造成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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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家指出，边缘型人格障碍是一种相当特殊的人格障碍，和其他形式的障碍截然不同。他们也发现了边缘型人格是相当常见的，在全部人群中占到2%左右。在那些到心理咨询师或精神病医生那里寻求帮助的人中间，这个比例甚至更高，大约占到了15%。在自杀的人中间，大约有33%是边缘型人格。在那些治疗进食障碍、酗酒和吸毒者的诊所中，B型更是可以占到50%之多。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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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型人格的特征是自我毁灭的冲动、愤怒和情绪波动。（附录二中收录了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一系列症状。）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还很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所谓“二分思维”），在他们眼里，别人要么是“十全十美”，要么是“十恶不赦”。（这或许也是边缘型患者特别容易受邪教诱惑的原因，邪教成员觉得他们的领袖是十全十美的大好人。）边缘型患者还很擅长摆布别人，他们会做出虚弱无助的样子，或者用性诱惑和扬言自杀的手段来获得别人的注意。就共情的两个主要部分（识别和反应）而言，B型患者或许都有困难——首先，他们肯定不能用恰当的情绪对别人做出反应；其次，他们或许也很难准确地从别人的脸上读懂对方的意图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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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求诊的边缘型患者中，有70%在来诊所之前尝试过自杀，平均来说，边缘型患者一生至少要自杀3次。边缘型人格障碍也因此被称作是“最致命的精神障碍”。97-101要区分那些“只是”靠扬言自杀来吸引关注（但实际并不想付诸实施）的人和那些真在计划自杀的人是一件麻烦事。在边缘型患者中，有大约10%真会自杀成功，而其他90%只是嘴上说说或者自杀未遂。对别人扬言自杀显然不是富有共情的行为。而那10%的成功者是否真想求死也很难说，他们可能只是一时冲动想假装自杀吸引关注，结果却因为失手而真的死了。这会让患者身边的人相当为难：要是有伴侣或亲戚对你扬言自杀，你是只当他们在寻求关注而不加理会呢，还是会惊慌地赶紧采取行动、以防这一次他/她是真的想死？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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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型患者会对他们爱的人大发脾气。常有人说爱与恨之间只有一线之隔，那么在边缘型患者的身上，这道分隔线就细到了几乎看不见！他们虽然常发脾气，却仍说自己的内心是“空”的。他们宣称这种空虚感会引起极度的痛苦和抑郁。他们还会告诉你，自己的那些冲动行为（酗酒、吸毒、自残、滥交、暴食、赌博或自杀）都是为了得到短暂的解脱，他们是在竭力感受些什么，好不被那虚无感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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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型患者还报告说，这种空虚感使他们丧失了最关键的身份认同（core identity）。生活仿佛成了一出戏，而他们总在扮演别人。他们在内心深处并不知道自己是谁，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很难看清别人是谁。看来他们在反省自身时的困难，正好对应了他们在思考别人时的困难，这使他们难以对他人做完整的把握。于是只能看见别人好的方面或是坏的方面，却无法将别人看作两者的综合体。他们对人的观感会迅速变化，甚至短短几分钟内，爱人在他们的眼中就会由纯粹的完人变成纯粹的恶人。他们对别人不是崇拜就是贬低。有学者认为这种“二分思维”体现了弗洛伊德的心理防御机制，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揭示了一个以二元对立方式来思考的心灵，那里面非黑即白，没有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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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莲·梦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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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著名的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是玛丽莲·梦露（本名叫诺尔玛·珍妮·莫滕松）。她虽然相貌迷人，内心却蕴藏着一座火山。艾尔顿·约翰写了著名歌曲《风中的蜡烛》（Candle in the Wind）来形容她，歌里简要地总结了她冲动易变的性格。诺尔玛生于1926年，到1928年她的父母就离婚了。她总是宣称自己不知道生父是谁。她的母亲格拉迪斯精神状况不佳，所以把孩子送给了博朗代一家寄养，她在这家生活到了7岁。那一年，博朗代斯夫妇对她说了她的身世，而在这之前诺尔玛一直以为两夫妇就是她的亲生父母。这时格拉迪斯出现了，把诺尔玛接过去和自己同住，但是到诺尔玛9岁时，格拉迪斯又给送进了精神病院。她的朋友格蕾丝成了小姑娘的监护人。也是在诺尔玛9岁时，格蕾丝嫁给了一个叫欧文·戈达德的男人，于是年幼的诺尔玛被送进了洛杉矶孤儿院，后来又换过好几个收养家庭。两年后，她搬回来和格蕾丝同住，但接着又受到了戈达德的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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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莲·梦露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是1942年嫁给了邻居詹姆斯·多尔蒂，那年她16岁。多尔蒂跟她结婚，是为了不让她给送回孤儿院去。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三年。她在1954再婚，嫁给了棒球运动员乔·迪马乔，但这段婚姻维持了一年都不到。没过多久，她又在1956年嫁给了剧作家阿瑟·米勒，米勒是这样描写玛丽莲的：“当时的她在我眼中是一团绚丽的光，她浑身充满矛盾，像谜一样诱人，前一刻还像街头的一名悍妇，后一刻却又流露出诗歌般的敏感，这种感觉很少有人能保留到青春期之后。”103终其一生，玛丽莲始终讨厌独处，害怕被抛弃。成年以后，她频繁出入于精神病诊所，至少有三次自杀未遂。1962年8月5日，她终于（因服用巴比妥类药物过量）成功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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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零度负面B型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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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到主要目标，来理解一下零度共情的这种形式。就像我们在卡萝尔的例子和玛丽莲的生平中看到的那样，边缘型患者忍受不了独处。在他们看来，独处意味着被人抛弃，为避免这种可怕的感觉，他们会主动结交别人，甚至和陌生人发生亲密关系。然而他们无论和谁在一起都不会觉得自在，要么是感觉窒息（因为有人接近自己），要么是感觉被抛弃（因为有人疏远自己）。他们找不到一片平静的中间地带、可以在其中舒服地享受亲密关系。他们只能在一种不健康的交替状态中生活，要么愤恨地把别人推得远远的，要么以极端的感激之情把别人攥得紧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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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型人格障碍是1938年由阿道夫·斯特恩首先提出的，他把这种疾病视为精神病（psychosis）和神经症（neurosis）之间的边缘状态（他认为那是一种轻度的精神分裂症）。今天我们知道，边缘型人格障碍和精神分裂症是很不一样的，但我们对它的成因又了解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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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在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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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心理学里，有一个解释边缘型人格的早期理论称为“客体关系理论”。它认为父母要是不尊重孩子的需求，或者虐待、冷落了孩子，孩子就会发展出边缘型人格。客体关系理论是从四个重要的心理动力学概念中派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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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概念是“重要他人”（一般指父亲或者母亲），这个人是孩子情感的“客体”，孩子指望靠他/她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第二个概念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各个发育阶段，儿童只有顺利度过了这些阶段，才能树立健康的人格。第三个概念也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一条原则，即人生最早的人际关系会影响以后的一切关系。第四个概念来自匈牙利出生的纽约精神分析师玛格丽·马勒，她认为正常的婴儿都是从一个“自闭阶段”开始发育的，在这个阶段，他们感觉自己和母亲连成一体，到后来才分开成为独立的个体。在接下来的这个“分离-个体化阶段”，幼儿建立起了自我感知（sense of self），这对他后来的精神健康具有关键作用。这个过程一方面平衡了自主和亲密这两个健康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调和了被吞噬和被抛弃这两种不健康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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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克恩伯格对这些概念加以推演，形成了对边缘型人格的一种解释。他是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也是这座学院人格障碍研究所的所长。克恩伯格1928年生于维也纳[1]，和马勒一样，他也相信婴儿生来处于自闭状态，需要建立最初的关系，借这个过程发展出“自我”的概念。在分离和个体化的阶段，正常的儿童会运用二分思维的心理防御机制，将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区分开来。在克恩伯格看来，一个自然的发育过程还应该将这些二分经验再次统一，儿童要接受自我中包含了优点和缺陷，并且他们的父母也有优点和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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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恩伯格指出，儿童如果卡在了二分阶段、无法完成统一，就会进入一个“解离”（dissociative）状态，注定要发展出边缘型人格。这个事故的原因可能是母亲常把孩子推开、或者不让他亲近，也可能是母亲把孩子束得太紧、不让他探索世界。结果就是孩子或者害怕自己被抛弃（母亲不管他），或者害怕自己被吞没（母亲管得太多）。解离状态的原因也可能是更加极端的亲密匮乏或者虐待，比如虐待儿童。这样的孩子永远不会长成情绪稳定的大人。一旦卡在了二分状态，孩子对于父母的正面体验、正面印象就可能扩大或者夸张，由此产生对他人的理想化观念，并建立起浮夸的自我形象；同时，对父母的负面印象受到隔离，都集中到了一个负面情感（愤怒和憎恨）的“污水池”里。这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依附需求、一种强烈的被抛弃的恐惧以及一段布满冲突的母子或母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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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和冷落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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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关系理论就说到这里。这是一个巧妙的理论，因为它解释了边缘型人格的一些关键特征，比如非黑即白的思考方式，以及从极端的爱到极端的恨的情绪转变。不过它的许多关于父母养育方式的预测都太过微妙，是科学家无法测量的：比如说到拥抱还在学步的幼儿，多少才算是太多、多少又算是太少呢？而且和那个年代的许多理论一样，它也包含着“苛责母亲”的偏见，忽略了其他潜在的环境影响（比如虐待孩子的父亲、继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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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客体关系理论的一个简单方法，是找出明确的儿童身体虐待（比如确认了儿童受到殴打的案子）、儿童性虐待、或者儿童受到冷落（长时间独自一人）的案例并加以考察。当你找到有过这类经历的儿童并对他们开展追踪研究，就会发现有大量证据指出他们在成年后发展出边缘型人格与这类经历难逃干系。104，105长大后成为边缘型的孩子，他们的家庭常有一些相同的问题，比如乱伦、虐童、家庭暴力和酗酒。当然，儿童受虐和边缘型人格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不是所有受过虐待的儿童都发展出了边缘型人格，也不是所有边缘型患者小时候都受过虐待。实际上，有80%儿时受过性虐待的人都没有边缘型人格障碍。106-113不过两者的联系依然是很强的。有40%到70%的边缘型患者报告说受过性虐待。10860%到80%边缘型患者还经历过其他打击，有的是身体虐待，有的因为双亲离异而早早地与父亲或母亲分离，还有的在情绪上感受过冷落、漠视、匮乏和拒绝。114总而言之，有许多证据表明早期发育中受到的创伤会使人产生边缘型人格，并以这个独特的方式丧失共情（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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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型的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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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虽然B型患者的行为极不稳定，科学家还是设法研究了他们的脑，结果发现，他们共情回路的一大部分和常人截然不同。首先，他们的神经递质和一种血清素受体的结合较常人为少。[2]，115你可能已经猜到，发生这些异常的脑区正是共情回路的一部分：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中扣带皮层（MCC）以及颞叶的一些区域等等。115，116神经影像也在B型患者的共情回路中发现了异常，尤其是他们的眶额皮层（OFC）/vMPFC和颞叶皮层活动不足。给边缘型患者阅读一段关于遗弃的文字，他们的几个共情脑区的活动都低于常人，像是杏仁核、vMPFC、MCC、额下回（IFG）以及颞上沟（STS）。还有的研究显示，边缘型患者在观看引起反感情绪的幻灯片时，两侧杏仁核的活动都会增多。与这相似，当他们观看带有情绪的面孔时，左侧杏仁核活动也出现了上升。117-124还有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当B型患者在玩“信任”游戏时，他们似乎无法维持与其他人的合作，当合作关系破裂了也不知该怎么弥补。一般人在玩这个游戏时，与合作和信任姿态有关的神经标记物（前脑岛[AI]）都会变得活跃，但在B型患者的身上完全找不到这个迹象。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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