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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开头，我把共情丧失定义成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当成一件物品对待。然而，也不是所有把别人当作物品的人都会故意伤害别人。比如患有典型自闭症的人就常常把别人当作物品，但我不会把他们和那些故意伤人者归为一类。除阿斯伯格综合征外，典型自闭症是自闭症光谱上的另一个主要类型。我在前文主张，阿斯伯格综合征是零度共情正面型的一种表现，那么典型自闭症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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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究自闭症时，曾读过巴尔的摩的儿童精神病学家利奥·坎纳对他诊所中一个男孩的描述：“当你伸一只手给他，使他不能忽视，他会稍微玩玩你的手，就好像那是一个独立的物体似的……如果说他和别人有任何交往，他也是把这些人，应该说是这些人的身体部分，当作物品对待……他好像分不清人和东西的区别，就算分得清也毫不关心。”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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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30年后的今天，当我思考为什么有人会把别人当作物品时，我不由回想起了坎纳的这番临床描述。许多自闭症孩子会把别人当作物品，幸而这很少造成重大伤害。他们也许会不理睬你，或好像没看到你，但他们也绝不打算害你。只是偶尔，如果你妨碍了他们的欲望，你当然可能成为受害者。比如迈克尔·布拉斯兰对自己的自闭症儿子乔的描写：“当他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东西时，我就得假设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万能自动售货机，仿佛我的身上有一个按钮，只要反复按就会吐出任何东西、满足任何欲望。”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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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当作不过是一部自动售货机，那是什么感觉？从某一方面讲，其实所有的父母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孩子对自己的态度，就好像自己会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好像做父母的就没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需要似的。但大多数孩子毕竟和自闭症患儿不同，他们最终还是会觉察到父母累了、烦了或者要休息了。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胡闹。有的孩子更是对父母的感受特别敏锐。而自闭症患儿的情况就令人伤感了，他们或许完全体会不到别人也有感受，所以才会一心追逐自身的欲望，完全置他人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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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布拉斯兰和乔在当地一座购物中心乘电梯，有一位母亲也推着一部推车走了进来，推车里面躺着一个婴儿。婴儿哭了起来，乔的反应使所有人震惊——他打了婴儿一拳，让她闭嘴。迈克尔在书中问了这么一个问题：面对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这个爱自己的孩子胜过世间一切的女人，你该怎么解释你儿子刚才造成的痛苦不是出于歹意的恶劣行为，而只是因为这个10岁的男孩根本不知道别人挨了一拳也会感到痛苦、感到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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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迈克尔的说法，乔对待其他人、包括对这个小婴儿的态度，都如同对待一件物品。要是一台录像机太吵，你可以按一个键调低音量。那么一个婴儿要是太吵，你也不妨打她一下，看看她会不会安静一些。布拉斯兰还写了乔向他的姐姐投掷一块玩具砖的事，这时的他同样意识不到姐姐也会被砸疼。但布拉斯兰指出，乔并不是精神病态者，我也同意这个观点。他对其他人的感受缺乏认识，这说明了他并不是有意伤害别人。而精神病态者是知道自己在伤害别人的，因为他们共情的认知（即识别）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完好的，只是“情感”部分（对他人感受的情绪反应）出了问题。而患有典型自闭症（以至影响生活）的人却把共情的这两个部分都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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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故事展现了不同人到达同一终点的几种方式，只要到了这个终点，他们就会把别人当作物品。乔或许不具备我们在本章见到的一些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天赋”，但即使是在他这个典型的自闭症患者身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对细节的特别关注以及对模式的喜爱。我们之前认识的钢琴家德雷克·帕拉维奇尼，也应该看作是典型自闭症而非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因为他的语言主要局限在重复别人的句子，除了明确的音乐天才之外，他的许多自理能力都很有限，完全要靠别人的照顾才能生活。但由于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之间没有断然的界限，我们还是应该将它们都看作是零度正面类型的潜在形式。我加了“潜在”两个字，是因为一个人如果有非常严重的学习障碍，就可能阻碍强大的系统化能力转变为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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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如果世上没有了零度正面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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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度正面类型显然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共情遭到破坏，模式识别和系统化能力却都有增强。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因为系统化机制提升到了一个较高的等级，智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可以想见，我们不会有这么多技术创新（也许一点都不会有），到今天还可能处在前工业、前科学的时代。强大的系统化机制使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能问出“要是那样会如何”的问题。我最近在发现频道（Discovery Channel）上看了一集《流言终结者》（MythBusters），其中就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要是只用乒乓球打捞一条沉船会怎样？船能浮上水面吗？这正是科学家们喜欢提出的荒唐问题。（顺便说一句，答案是肯定的：用2.5万只空心乒乓球就可以浮起一条20英尺长的沉船。）正因为能系统化，人类才有了从滑板到iPhone的各种技术。要不是因为零度正面类型的这种显而易见的能力，这些发明没有一个会存在。对那些在技术、音乐、科学、医药、数学、历史、哲学、工程和其他系统化领域有所创新的人，社会应给予特别的感谢。这些人也许会遇到共情方面的障碍，我们的社会因此更要对零度正面者善意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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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面看到，零度正面者的行为显示出了共情障碍，他们脑中的共情回路也有异常。我们还看到，虽然共情水平较低，但这些人大多不会对他人施以暴行。他们和零度负面P型不同，因为他们虽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借助共情建立道德准则，却能借助系统化做到这一点。他们对合乎规则的生活有着强烈的向往，出于公平，他们也希望其他人能像这样生活。先是詹姆斯·布莱尔等人证明了自闭症患者在道德发展的某些方面与常人一样完好，最近又有理论发现，他们甚至有着超越常人的道德准则、容不下别人钻规则的空子。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还常常会第一个跳出来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辩护，因为他们认为这违反了他们单靠逻辑建立起来的道德体系。因此，零度正面型的人（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往往是执法者，不是犯法者。由于把系统化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维护了自己的“正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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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这些人的父母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特征，更加显示了这种性格可能是遗传的结果。比如，自闭症患儿的父母在用眼神推断别人的内心时也有轻度障碍。他们在借助面部判断别人的情绪和想法时，脑中的共情回路也会出现和孩子相似的活跃不足的模式。同样，自闭儿童的兄弟姐妹在解读面部时，杏仁核的活动也处于自闭和正常水平之间，204，213，252，253可见其中有遗传因素在起作用。另外，自闭症患儿的父母在需要系统化的职业中也占到很高比例，许多都是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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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一直没有提到遗传的作用，但现在该对基因在共情中的作用正面分析一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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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闭症的镜像神经元假说还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领域，因为不是每个自闭症病例都能找到镜像神经元系统功能失常的迹象。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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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自闭症患者脑中，vMPFC区域的多巴胺和血清素结合也有所减弱，葡萄糖代谢和局部脑血流量同样如此。226-229见Monk, C., Scott, P., Wiggins, J., Weng, S., Carrasco,M., Risi, S., and Lord, C. (2009). Abnormalities of intrins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Neuroimage, 47, 764-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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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项研究引出了一个观点，即患者在思考本人的内心和他人的内心时遇到的困难，其背后的神经机制是相同的。迈克·隆巴尔多验证了这个观点，并发现自闭症患者在心理化自己和他人时，RTPJ/pSTS都不甚活跃。因此，在解释自闭症患者对自己和他人的心盲（mindblindness）时，似乎都可以用RTPJ/pSTS作为共同的神经机制。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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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布吉-乌吉，布鲁斯乐曲的一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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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约克郡，位于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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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第五章 共情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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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个人是零度负面类型，而那个人又是零度正面类型呢？从心理学层面看，如果一个人落到了第二章那条共情曲线的最左侧，他就成为了零度共情负面类型。但这完全不能告诉我们这个人是怎么落到那个位置的，其中必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知道，零度负面状态可能是受到周围人的冷落所致，这会使“内心的那罐金子”枯竭。但世界上也有没受过冷落的零度负面者，以及受过冷落却仍有强大共情的人，说明这样的环境因素对共情的丧失也许既不充分又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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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零度负面P型为例。我们在第三章里看到，虽然父母的行为可能有错，但它并不能完全解释精神病态者的产生，因为那些病态者父母的育儿方式并不能完全预示孩子会长成怎样的人。254具体来说，有的父母用共情的、非威权的方式教育孩子，和孩子理性地讨论问题，但孩子依然成为了精神病态者。我们同样知道，还有的人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中长大，也照样发育得十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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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特·奇凯蒂小时候住在匹兹堡最贫穷、最危险的街区，但他长大后却成为了明尼苏达大学的发展精神病理学教授。我在20世纪80年代拜访过他的研究中心，他告诉我他能活下来就算运气了。他儿时的同伴大多下场悲惨，他们卷入毒品、犯罪和帮派战争，不是坐牢就是死了。他的经历证明了一点：即使在詹姆斯·布莱尔所谓的“危险的滋生犯罪的”环境中长大，这一环境也未必能决定一个人的将来。奇凯蒂和同事在研究中发现，童年受过虐待或冷落的儿童有高达80%会产生“紊乱型依恋”。255然而，单单严酷的环境显然还不足以造就精神病态者，其中必定还有遗传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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