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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来确定共情基因的方法值得岔开来多说两句，因为基因狩猎（gene-hunting）是一桩担风险的买卖。人类的基因组中大约有30000个基因，基因猎人在寻找基因时有两种策略：一种是“全基因组扫描”（也就是把全部30000个都检测一遍），但这样做成本很高；还有一种是只检测可能的候选基因，成本只稍微便宜一点点（因为你还是要为每个被试的每个基因花钱）。从根本上说，这两种策略相当于外出钓鱼时的两种做法：你可以不先猜测鱼的位置，在河岸边一定间隔的地点“盲目”投下鱼线；也可以采用“假说驱动”的方法，先确定鱼类可能聚集的位置再投线。我们就是用假说驱动的策略来挑选共情基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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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选择哪些基因的问题了。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策略，如果选对，就走大运。但如果运气不佳选错了，就只会得到一组无关紧要（也令人乏味）的结果。我和比斯马坐下来开始规划我们的策略。我对参与性激素（睾酮和雌激素）制造的一组基因相当热衷，并劝比斯马说这很值得一试，因为共情在心理学层面上表现出了明显的性别差异。比如平均来说，女孩和女人的共情商数要比男孩和男人高，这个差别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成立，我在上一本著作《关键的区别》中也曾用了许多篇幅探讨。12，15，17，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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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在脑的层面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性别差异。平均来说，女性在阅读别人面部的情绪性表情时，共情回路的许多区域都比男性更加活跃。253最近还有一项两性脑部结构差异的研究显示，许多因性别而不同的脑区中都包含了杏仁核和“镜像神经元系统”，而它们同时也是共情回路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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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想检测调控性激素的基因还有一个原因。过去10年里，我们一直在跟踪研究英国剑桥郡的大约500名儿童，他们的母亲都做过羊膜穿刺术。也就是说在她们怀孕期间，曾有一根长针探入她们的子宫，为了临床方面的原因，抽取了一些羊水。当年我们征得这些母亲的同意，在她们的羊水中测量了睾酮、也就是所谓“雄性激素”的含量（叫这个别名是因为男性分泌的睾酮要大大高于女性）。结果发现，孩子出生前胚胎制造的睾酮越少，他们出生后在共情商数儿童量表上的分数就越高。因此，性激素可能也在人脑发育时参与了共情回路的构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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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原因，我们选择了几个已知和性类固醇激素有关的基因。[4]我们扩大团队，去请来了两位医学遗传学领域的世界级专家，琳赛·肯特和弗兰克·杜布里奇。比斯马还提出再考察第二组基因，我们给它们起了个松散的名字叫“社会-情绪行为”基因。这既是为了在CNR1基因之后做进一步研究，也是为了验证是否可能有别的基因在影响你对他人的兴趣。这组基因中的一个和另一种激素“催产素”有关。自从科学家发现有一个田鼠物种（一类长毛的啮齿动物）的雄性比另一个田鼠物种的雄性更加合群，而且前者倾向一夫一妻、后者倾向一夫多妻之后，催产素就得到了许多媒体的报道。这两个物种在别的方面都大致相同，只在催产素和加压素在脑中的表达上有显著差异。300-302催产素频频登上新闻还有一个原因：如果你通过鼻孔将它直接吸入脑部，或者通过注射使它进入血管，它都会提高你在情绪识别和共情测试中的分数。30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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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产素在大众媒体上有许多名称。有人称它为“爱的激素”，因为我们会在亲密的身体接触、包括性高潮的时候分泌它。还有人称它为“信任激素”，因为当它的浓度上升，我们就会对别人更加慷慨，即使陌生人来借钱也会多给。305，306有时，催产素也叫“依恋激素”，因为它会在新妈妈给宝宝哺乳时分泌，由此产生的幸福感使母亲爱上婴儿，也让婴儿爱上母亲。307总之，我们检测的就是参与催产素以及精氨酸加压素的合成与接受的基因，精氨酸加压素是一种与催产素密切相关的肽类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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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又挑选了一组基因，它们参与的是我们大致称为“神经生长”的过程，选择它们的理由很简单：对零度正面型（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脑部的研究发现，他们的神经细胞（即神经元）连接，以及自闭者的脑在出生后发育早期的生长速度，都表现出与常人不同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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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满怀期待地等着基因型分型[5]的结果，但同时也怀疑我们投入的大量时间和金钱会不会全无用处。结果出来时，我们都激动坏了：在我们检测的68个候选基因中，有4个显示出了和共情商数有高度相关！其中的一个CYPB11B1正来自性类固醇组。另一个WFSI来自社会-情绪行为相关组。[6]第三、第四个和共情商数相关的基因，NTRK1和GARBR3，都来自神经生长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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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我们发现了4个与共情相关的基因。308不过这还仅仅是第一步，因为从找到基因到理解它们的功能对于共情的影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能跨出第一步总归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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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与自闭特质有关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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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比斯马事先留了个心眼，让我们从大众中招募的志愿者填写了EQ量表和自闭症光谱商数（简称AQ）量表，后者测量的是你有多少自闭特质。我们之所以还要采用这第二张问卷，是因为之前的几项研究显示自闭倾向同样充满个体差异：有的人得分较低，自闭特质较少；有的人位于人群的平均区间；还有的人虽然并不曾诊断出任何自闭症，得分却很高。就像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那样，自闭特质并不总是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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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共情的减少会导致社交障碍，但自闭者可能对细节格外关注，能对某个细小的问题连续思考几个小时，并对这个问题产生高度系统化的理解，这些都可以产生正面的效果。虽然他们在共情和社交上较为欠缺，却可能在特定领域取得成功。如果你的成就是在一个不喜欢社交的学术领域（比方数学或计算机科学，工程或物理学），或是一个不必社交的实际工种（比如汽车维修、勘测地形或制定火车时刻表），又或者是一门艺术或者手艺（比如绘画、建造模型或设计），你就有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状态，无需诊断也能继续生活。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在一般大众中也可能找到和自闭特质相关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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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的那些候选基因和AQ之间也会有显著关联吗？另外有4个基因是只和AQ有关联的。其中包括一种神经配蛋白基因（NLGN4X）、一种调控脑部形态结构的同源框基因（HOXA1）以及ARNT2（一种参与神经发生的基因）。还有一种单胺氧化酶基因（MAOB），它和我们之前讨论的那种基因（MAOA基因）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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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又考察了那些候选基因是否和一个人成为零度正面类型（即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征）有强烈的关联，结果激动地发现有6个基因确实如此。其中包括3个性类固醇基因：一个负责调控一种雌激素受体（ESR2），一个是CYP17A1（它的失常会引起女性经期紊乱），还有一个是CYP11B1（它是从胆固醇中催生睾酮的基因之一，也和共情有关）。其中还包括了调控催产素的基因（OXT），以及ARNT1和HOXA1（同样和共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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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现告诉我们，有的基因只影响EQ，还有的只影响AQ、只影响零度正面型或者同时影响几个指标。这些遗传学研究引出了更多问题，也指明了新的研究道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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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冷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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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讨论的这些绝没有包括对共情发挥作用的全部基因，还有许多是尚待发现的，而且本章列出的一些基因在独立重复方面也未必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但是话说回来，我们的这张清单已经足够说明，科学家正在发现对共情以及某些形式的零度正面、零度负面人格起调控作用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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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也切不可忘了本章开头的那句提醒：虽然我们很容易把零度共情怪罪在基因或是环境头上，但它真正的原因显然是几种因素的混合。比如，因为难产而患缺氧症的婴儿，较易在成年后出现品行障碍、犯罪或暴力行为。身体有轻度异常的男孩（比如低位耳）长大后较易成为暴力犯罪者，尤其是如果他们的家庭环境不稳定的话。310低位耳可能是遗传导致的，也可能是因为母亲在怀孕时曾经出血感染，这表明孩子在怀孕早期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处在最佳状态。这些因素如果再碰上不稳定的家庭环境，都会增加孩子的暴力倾向（因此使他们的共情降低）。比如根据丹麦的一项研究，研究对象中4%的男孩经历过难产和母亲的拒绝，但他们长大后参与的暴力犯罪却占研究对象所参与的暴力犯罪的18%。311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见证了生物学因素（出生创伤）和心理学因素（缺少了“内心的那罐金子”）的复杂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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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其他动物的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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