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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虽然零度共情的大多数形式都显然是负面的，但它确实有一种（出人意料的）正面形式。零度正面相当于精神病学里所谓的“自闭症谱系症状”。零度正面的存在，表明至少有一种零度共情的形式可能是人类演化的结果，因为它总是和强大的系统化能力共同出现。当然，有的父母会反驳说典型的自闭症是没有多少可取之处的。确实，和自闭症共同出现的种种症状，比如严重的学习障碍、语言发育迟缓、癫痫或自残都属于缺陷，不能给患者带来任何正面的东西。但这些都只是伴生的症状，并不能用来定义自闭症谱系本身。把这些伴生症状剥离，我们就会看到一些虽有共情障碍、却往往具备了强大系统化能力的人，这就可能是一件好事，比如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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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零度正面的成因是一个人的心灵始终在努力超越时间的束缚。他们想摆脱时间这个维度的束缚，以看清自然界中永恒的重复模式。在他们看来，所谓变化，就是一个本来完全可以预测、完全系统化的世界里渗进了时间维度，在这个世界里，滚轮一圈圈地不停旋转，杠杆只能来回运动，教堂的钟声按精美的数学模式奏响。在体验了多次重复之后，这些零度正面者就会丧失对时间的感知，因为这些事件每一次发生都是相同的。我猜想这种状态就是自闭症患者常常说的“自我刺激”（stimming）。只有发生了包含新异元素的事件从而打破他们的预期时，他们才会觉察到时间这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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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零度正面者觉得变化有毒。当可以预测的模式受到干扰，比如有别人做了一件不可预测的事（说了意料之外的话、或只是动了一下），零度正面者就会觉得反感甚至害怕。于是零度正面者常常会不计代价地抵制变化，由此退回到一个完全系统化、也因此完全可以预测的世界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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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共情本身是我们这个世上最珍贵的资源。明白了这一点再观察一些现象，就未免会使人迷惑：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对共情很不重视，在政治、商务、法庭或治安领域，它也很少成为议题。我们可以在一些政治领袖的作为中看出共情的珍贵，比如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和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跨越种族隔离障碍，互相理解并成为朋友的例子。然而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或者华盛顿和伊拉克、阿富汗之间，却还没有达成这样的和谐。325只要世界的这些角落还有一天没有实现共情，就会有更多人失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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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显而易见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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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还有许多没有解答的问题。首先，如果零度共情的各种形式都涉及共情回路的异常，那为什么不同的人会表现出零度共情的不同形式呢？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从相互重叠却又独一无二的特征入手，比较零度共情的不同形式。表格1就在心理学层面做了这样的比较。它将每一种类型加以分解，分解的标准是共情的两个方面，即认知和情感（反应）是已遭破坏还是完好，以及系统化功能是已遭破坏还是完好。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对共情的10个脑区、每一个“共情基因”及每一个环境触发因素都开展同样的分析比较。零度正面型至少可以分成两个子类，这是因为有一些因素（同样是基因和环境两方面的）决定了人的语言发展和智商，而语言发展和智商又是划分这两个子类（典型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关键标准。总之，表格1演示了该如何回答上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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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 各种共情障碍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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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零度共情还有其他形式吗？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用明确的例子指出还有我们尚未讨论过的形式，从而证明我们的清单还远谈不上完整。比如伦敦精神病研究所的珍妮·特雷热就认为，至少某些厌食症的病例不仅仅是一种进食障碍，还是自闭症的一种形式。326她这个观点的依据是瑞典精神病学家克里斯·伊尔贝里更早时候的观察。327特雷热提出这个观点之后，许多人立刻看出了这个理论转向的重要意义：面对厌食症患者，我们一般只注意到他们的体重剧烈下降、进食也很稀少，从而将这看作是一种进食障碍，但这种看法或许太偏重它的表面特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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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食症的另一个特征是许多患者的治疗师和父母都立刻会注意到的：患者变得自我中心，丧失了共情，然而这个现象并不是厌食症的诊断标准之一。就在患者父母为了女儿的绝食心急如焚、怕她最后会饿死时，女儿却坚称对自己的体型和体重很满意。她或许会执意与家人分开吃饭，相比一家人其乐融融，她更关心的是计算卡路里和食物的重量，而且非要精确到毫克才肯满意。她已经无法体会别人的观点，这确实很像零度共情的又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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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精神病学一直认为厌食症的表现是“对食物和节食的彻底执迷”，而自闭症的表现是“十分狭窄而有限的兴趣，以及极端重复的行为”，假定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而按照特雷热的新观点，传统精神病学或许忽视了这两种疾病的共性：患者都对细节极其关注，都表现出很强的系统化倾向，他们的眼光都变得极窄，或者痴迷于某事而不顾其他。从这个新的角度观察，则厌食症患者像自闭症患者一样，也在“拒绝变化”。虽然在一个病例里，重复行为发生在食物和体型领域，而在另一个病例里，重复行为体现为一圈圈地转动玩具车的车轮，但这个区别或许并不重要。根据这个观点，至少有一个厌食症的子类可以重新表述成进食障碍以及零度共情正面类型。这样的重新表述也是有益的：它会产生全新的治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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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度负面类型同样是如此，本书虽然只探讨了它的3种形式，但它肯定还有别的形式。比如有些人怀有一类特殊的妄想，叫“被爱妄想症”。[1]这些人相信有另一个人爱上了自己，其实对方根本没有（伊恩·麦克尤恩在长篇小说《爱无可忍》中有著名的描写），这种妄想就会妨碍患者体会别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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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三个问题是，一个人能否同时表现出几种零度共情的形式？答案绝对是肯定的。零度负面固然有不同的类型且迥异于零度正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只能表现出这些类型中的一种。我就遇到过既是零度正面、又属于B型的人。其他治疗师也很可能认识既属于P型、又属于N型的患者。不过，既然一个人也可以只属于一种类型，那就证明了这些类型是彼此独立、可以区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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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有许多。我再举一个：犯了谋杀罪的人，从定义上就是缺乏共情的吗？我接着再讲一个故事，用它来说明精神病学需要重新思考共情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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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重新思考精神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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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我到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吃晚餐，身边正好坐着司法精神病学家尼尔·亨特。他告诉我说，他曾经给叫去评估芮卡·库玛拉-贝克的精神状态，2007年6月13日，这个芮卡在剑桥的斯特雷特姆村刺死了自己的两个女儿。据她在庭审中交代，她和丈夫在2003年离婚，丈夫后来有了新的伴侣，单身的她产生了妒意。她想给前夫点颜色看看，觉得这么做就能破坏他的幸福。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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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的任务是考察芮卡是否患了精神疾病。他的判断是没有。他依据的是DSM-IV（《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134这是全世界每一位精神病学家的案头书[2]，他们就是用这本书来给所有“精神疾病”分类的。尼尔认为，库玛拉-贝克不属于书中任何现成的类别。虽然她之前和恋人分手时有些抑郁，但是在评估当时（指案发的那一天），她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抑郁、焦虑、精神病（psychosis）或长期人格障碍的迹象，在DSM-IV列出的所有297种障碍中，她一样都不符合。因此，根据尼尔的意见，也根据精神病学对人的概念分类，她没有精神疾病。DSM-IV只能把人归入两个大类：要么有精神疾病，要么没有。也就是说，芮卡既然不符合任何一种DSM类别，那么即使她杀死了两个孩子，也只能算作是普通人。你肯定已经看出了这和常识的冲突，也明白了我为什么和当代精神病学有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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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你可以说判定芮卡没有精神疾病还有一个原因：如果尼尔说她有病，她就有理由申请“减轻刑事责任”了，罪名也会从谋杀降格为过失杀人。最后法庭接受了尼尔的专家意见，裁决芮卡谋杀罪名成立，并判了她33年监禁。（她要到2040年才能申请假释，届时已经72岁。）我承认这是对这项可怕罪行的恰当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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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也认为，主流的诊断体系居然会把这样一个女人归为“正常”，这实在体现了DSM-IV的局限，由此也体现了精神病学的局限。定罪是法庭的工作，说到底是法官的工作；诊断却是医生的职责，在这个案子里是一位精神病医生的职责。这两者应该严格分开。芮卡不能归入任何现有的精神病学类别，这不是尼尔的错，这是精神病学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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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观点（我敢说这也是常识的观点），就“正常”的定义来看，一个人居然怀着杀机刺死自己的女儿，她的心理不可能是正常的。从定义上说她就是缺乏共情，起码在案发时如此。即使芮卡在之前表现过正常的共情，但是在她握着厨刀爬上楼梯、心中想着刺杀孩子的那一刻，当她把刀子扎进女儿身体的那一刻，她肯定是缺乏共情的。她的共情肯定消失了，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我在这个案例中看出了一个明显的结论：医学和精神病学的分类体系亟需添加一个名叫“共情障碍”的类别，而芮卡将自然地被归入这个类别。即使她没有表现出长期的共情损伤、不能诊断为人格障碍，但她最起码是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共情障碍。问题是，“共情障碍”这个类别在DSM-IV中并不存在，而且据我所知，2013年即将推出的新版（DSM-V）里也无意创建这个类别。而在这之前，DSM每一次改版都会应时代需要引入新类、删除旧类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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