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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活跃不足的共情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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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这本书背后的关键问题：零度负面能够解释人类的残酷行为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考察残酷行为的真实案例，并思考另一个问题：这些表面上各不相同的案例，是否都是共情回路的活跃不足所致？而要问答这个问题，我们的数据还不充分，但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第一章中，我们考察了许多类型的“邪恶”行为。我们可以假设，不管这些行为的性质是什么（它们可以是身体性的非共情行为，比如身体暴力、杀人、折磨、强奸、种族屠杀等等，也可以是非身体性的非共情行为，比如欺骗、嘲讽、辱骂等等），在实施行为的那一刹那，行为者的共情回路都“断路”了。在平时正常的人身上，这可能是共情系统的暂时关系。而在B型、P型或N型人的身上，他们的共情回路可能就永久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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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共情回路是如何不可逆转地关闭，或至少关闭很长一段时间的？我们在第三章已经看到，一系列早期的环境因素（比如情感虐待和冷落）都能耗尽我们“心里的那罐金子”，也就是我们的自我价值感、我们信任他人的能力，或者是我们对他人形成安全依恋的能力。同样，我们在第五章又看到有一系列基因能够影响共情，其途径想必是影响共情回路。有些遗传和环境因素还会破坏分子通道，比如破坏性类固醇激素系统，从而对脑的发育产生永久的结构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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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中的“结构性”影响对应的就是发展心理学中的“关键期”或“敏感期”。[9]前面已经说过，产前的性类固醇激素（包含睾酮）似乎会对发育中的脑产生不可逆的影响。胎儿的产前睾酮含量越高，他的脑就越是男性化和系统化，共情也就越弱。299，341再联系到各种“邪恶”的行径：它们全都是因为早期环境（情感剥夺）或者生物学因素（记忆和/或激素、神经递质等等）破坏了共情回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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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还记得，约瑟夫·弗里策尔将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囚禁了24年，其间多次强奸。当他在奥地利的审判会上连听了女儿10小时的录音证词之后，他这样说道：“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伊丽莎白是多么残忍。”显然，对这个男人来说，共情并不会自然发生，只有不断向他灌输另一个人（这里是他的女儿）的痛苦时，他才会明白过来。精神病学家阿德尔海德·卡斯特纳也在庭审上作证，说在他看来，弗里策尔是个“天生的强奸犯”，暗示他的行为有先天原因。也许到了将来，这些零度负面的案子会得到遗传学的验证，到那时我们就会明白是哪一套基因造成了这些共情极端低下的病例了。卡斯特纳还证实，弗里策尔的行为根植于他的童年，因为他小时候常遭到母亲的殴打。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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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科罗拉多州科伦拜恩中学的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博尔德实施了针对同班同学和老师的著名谋杀。他们自制了几枚炸弹，准备在学校食堂炸死600人，所幸接线错误，炸弹没有爆炸。和我们的零度负面理论一致，克莱博尔德是一个有自杀倾向的抑郁者（这至少和B型的特征相符），而哈里斯是典型的精神病态者（P型），这个诊断也得到了心理学家罗伯特·黑尔的证实。哈里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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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难道不该是一片自由的土地吗？既然我是自由的，那么有个傻瓜蛋周五夜里在一个他妈没人的地方停了一辆他妈的货车，还叫人他妈一眼就能看见，我他妈为什么就不能拿走他车上的东西？这是自然选择。傻瓜蛋只配枪毙。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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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伤心的是，这样零度共情的例子一举起来就没个完。虽然我们不可能在每个病例的身上都验证这个理论，但只要早早对犯下这类罪行的人多做几次发展描述和/或心理学特征描述，多半就会发现这样的危险因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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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恢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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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下一个问题：如果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丧失了共情，日后还能再补回来吗？这里说一个梅利莎·托多罗维克的故事，她眼下正在多伦多的一所监狱服刑，罪名是“幕后操纵”了一起谋杀案。34415岁那年，梅利莎怂恿自己17岁的男友（此人外号“DB”，有轻度学习障碍）刺杀了一个名叫斯蒂芬妮·伦赫尔的女孩。梅利莎从没见过斯蒂芬妮，但就是嫉妒对方。她对DB唠叨了几个月，还威胁不和他做爱，终于使DB答应了她的要求。DB将斯蒂芬妮引出她父母的房子，然后连刺了她六刀。345他告诉梅利莎自己完成了任务，梅利莎接着拨打斯蒂芬妮的手机，确认她真的死了。看到DB执行了自己的命令，梅利莎这才答应与他性交。斯蒂芬妮死了，法庭判决梅利莎和她男友一样怀有“犯罪意图”，虽然她没有实施犯罪行为。梅利莎被判了同谋罪，监禁两年之后仍然没有悔意。有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查看了她的案卷，他们主张青少年的脑可以一直发育到25岁，我们应该考虑到梅利莎可能只是共情发育极其迟缓。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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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三章已经看到，这类品行障碍的案例强烈地预示障碍者会发展成P型（病态型人格障碍）。但实际上，并非100%的病例都会变成P型，说明在这些犯下极端罪行的人中间，有一部分终究会发展出充分的自我控制、情绪调节和/或道德意识，并走上一条更富有共情的人生道路。不过我也怀疑这只是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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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梅利莎的徒刑又怎么说呢？这个判决或许忽略了科学证据，只考虑了被害人家属的感受。有一次我到多伦多参加一个周五晚餐会，和在座的人讨论了梅利莎的案子。我们讨论了社会应该做何反应。餐桌上出现了各种意见。林恩的观点代表一个极端：“她既然夺走了别人的生命，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权。所以应该判她终身监禁。扔掉钥匙，让她烂在监狱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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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极端是阿维的观点：即便是犯下邪恶罪行的人，也该给他们一个机会认识自己的“错误”，使他们得到教训。“彼得·萨克利夫[10]已经在监狱里待了近30年。他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应该享受几年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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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立场当然更接近阿维这一边。我还记得有一年在剑桥的平安之家犹太会堂过赎罪日的情景。我的朋友、无神论哲学家彼得·利普顿在台上布道，以“赎罪”为题发表了演讲：“如果我们把另一个人当作十足的恶人，那就是没有把他当作人类看待。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善念，即便那只占到他们全部身心的0.1%，那么在关注他们的善念时，我们也就把他们看作了人类。认可、关注并且回馈他们的善的部分，就是在帮助他们的善的部分成长，就像在沙漠中浇灌一朵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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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个观点十分激进，因为按照这个态度，无论一个人在我们的眼中有多邪恶，我们都不能把他当作100%的坏人，都不能认为他不能用人道来感化。问题是，我们能否将这个观点推到它的逻辑终点呢？如果一个明白无误的“邪恶”分子（希特勒或许可以作为例子）对自己的罪行感到悔恨，也受到了惩罚，那我们也应该关注他的善良品质，并希望改造他吗？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这么做，无论他的罪行有多恶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证明自己是在向作恶者表达共情，而不是在重复他的罪恶、把他看作一件物品而不是人。要不然，我们也不比我们惩罚的对象好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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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写下这段文字时，罗尼·李·加德纳（被判处杀人罪）已经在美国犹他州被行刑队枪决。他身边的人都说他已经直面自己的罪行，成年后也一直在防止其他年轻人像他小时候一样遭受冷落和虐待从而走上犯罪道路。然而，虽然他有这样明显的悔过表现，犹他州的司法机关还是认为必须处死他。我作为外国人对一件事很感兴趣：即使在美国这样的现代国家，居然还能找到5名警官自愿出任行刑者，面对绑在椅子上不带武器的囚犯，他们居然能开枪将他射杀。更令我震惊的是，居然还有一位医生在罗尼的心脏位置放了一只圆盘、帮助行刑者瞄准。难道这位医生觉得自己是在尽医生的本分？那位判处罗尼死刑的法官、那些扣动扳机行刑的警察，他们的共情又在哪里呢？罗尼死后他的侄女哭了，在她眼里，罗尼是个受到大家喜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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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看得出来，我是反对死刑的。我认为它不仅野蛮（说来讽刺，它使得国家和它惩罚的对象一样失去了共情），也断绝了当事人改变和成长的可能。我们知道，已经有证据显示共情的成分（比如情绪识别）是可以学习的。322,347,348而且现有的学习方法还只是冰山一角。除了情绪识别，共情的其他方面是否也可以教授和学习，我们应该抱着开放的态度去探索。心理咨询和角色扮演之类的心理疗法都旨在激发人的共情，如果能用系统的研究来验证它们的疗效，那将是很有价值的尝试。这些疗法能对共情曲线上不同位置上的人产生多大帮助，这同样是一个需要验证的问题。比如，一个在共情量表上得分略低于均值的人，完全可能在干预之后提高共情。还有，一个共情真正为零的人能否在别人的帮助下获得共情，如果能够，他的共情又能否达到“正常”水平，这些都是有待验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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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超强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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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中，我们明白了共情是沿一条正态钟形曲线分布的。行文至此，我们考察的都是零度共情，几乎没有提到共情的另外一种极端形式，即超强共情。共情超强的人是什么样的呢？在西西里岛埃里切的一座美丽的会议中心里，来自苏黎世的神经科学家塔尼亚·辛格就这个课题做了一次报告。她曾经扫描过一名佛教僧人的脑部，那名僧人自成年后就一直在学习控制对疼痛的反应，对自己的疼痛，也对别人的疼痛。他能以别扭的姿势久坐而保持镇静平和，能借冥想控制心率，还能对任何活着的人或动物表达共情。塔尼亚向我们展示，当僧人注视他人的面部表情时，他脑中的共情回路处于极度活跃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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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引人入胜的报告将要结束时，我问她怎么才能确定这名僧人的行为体现了超强的共情。她优雅地申辩说，既然僧人能够抑制脑中的疼痛矩阵中和自我有关的部分（脑部扫描也显示的确如此），那么也许他那个极度活跃的共情回路也能使他放下自己的情绪状态、专门接收其他人的。表面上看，这似乎极好地展示了对镜像神经元系统的抑制，以及超越常人的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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