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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出这是多萝西·坎特（Dorothy Cantor）的声音，她是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的主席。她是对的，我的确等得烦躁不安，因为他们在选下一届的主席，而我是候选人之一，我焦急地想知道结果，但是在怀俄明州的提顿，手机信号经常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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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结果怎么样？”我的岳父丹尼斯坐在汽车后座上，以浓重的英国口音问我。我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因为三个孩子在唱《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的主题歌。我咬着嘴唇，很有挫折感，是谁让我掉进了这个政治漩涡？我本是象牙塔中长春藤加身的教授，有着充裕的研究经费、积极进取的研究生、设备齐全的实验室，我的书很畅销，我在学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我的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和习得性乐观（learned optimism）研究声名远播，谁要去当APA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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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幸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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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当。在等待电话再次响起的时候，我回想起作为心理学家的这40年的经验。突然间，我看到一个出身中产阶级、13岁的胖胖的犹太男孩，走进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的生源主要是阿尔巴尼市（纽约州政府所在地）新教徒家庭的小孩，以及非常有钱的犹太家庭的小孩和天主教运动员。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政时，pre-SATs[1]还没有出现，我通过考试进入阿尔巴尼私立学校。因为阿尔巴尼公立学校的学生一般无法进入好大学，所以我的父母虽然都是公务员，但也愿意从积蓄中拿出600美元来替我缴学费。他们关于努力进好大学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他们完全不了解，我在阿尔巴尼私立学校的五年中被女学生看不起的痛苦，更别说这些女生的母亲了，她们个个都是势利眼。我要变成什么样的人才能让那些女生对我有兴趣呢？或许我可以跟她们谈她们的问题，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男生肯听女生讲她们的不安全感、她们的梦魇，以及她们的幻想，我试着扮演这样的角色，结果发现自己做得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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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多萝西，告诉我谁当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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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没有……”一阵嘎嘎的电波声，信号又断了。“没有”听起来像是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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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安慰伤心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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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绪又回到过去，我想象着在1946年华盛顿特区的情景，军队刚从欧洲和太平洋前线撤回，有的军人身体受了伤，有的则是情绪受了惊吓，谁能治疗这些劳苦功高的美国退伍军人呢？没有他们的牺牲，哪有我们的自由？答案当然是精神科医生，这是他们的神圣任务。德国的克拉培林（Kraepelin）、法国的让内（Janet）、瑞士的布鲁勒（Bleuler）和奥地利的弗洛伊德，都是享有国际盛名的心理医生，专门修补受损的心灵。但美国却短缺精神科医生，因为精神科医生的训练时间很长（八年以上）、学费昂贵，而且筛选非常严苛。不仅如此，精神科医生的诊疗费也非常贵，而且谁有时间一周五天躺在沙发上与医生聊天呢？心理治疗真的有效吗？可否训练相关人员来帮助治疗我们的退伍军人呢？为此，国会提出了一个问题：“由心理学家来做这件事，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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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心理学家？这些人在1946年以前以什么为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心理学只是一个很小的专业，大部分心理学家都在大学里研究基本的学习过程及学习动机（他们研究的对象通常是小白鼠和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以及知觉，他们的研究是纯科学的，不太关心自己所发现的学习基本原则是否可以应用到别的地方。那些所谓做应用工作的心理学家面临着三项任务：第一是治愈心理疾病，不过那时大部分心理学家是做测验而不是治疗，治疗是留给精神科医生的；第二是使普通人的生活更幸福、工作效率更高，自我更充实，这些通常是在工厂、军队或学校中工作的心理学家；第三是找出并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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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让健康人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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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6年通过的《美国退伍军人法案》（The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Act of 1946）的促进下，美国出现了一批专门治疗问题退伍军人的心理学家。国会当时拨款训练了一批心理学硕士加入精神科医生的行列，开始治疗工作；不仅如此，许多人也开始治疗非退伍军人的普通老百姓，他们开始设立诊所并让保险公司支付诊疗费。25年后，这些临床心理学家（又称为心理治疗师）比其他领域的心理学家总和还多，许多州甚至通过了法律，规定只有临床心理学家才可以称为心理学家。APA主席以前一向是由学术界的心理学家担任，现在传给了心理治疗师，因为他们人数众多。然而，学术界的心理学家对这些心理治疗师的名字却闻所未闻。心理学几乎与心理疾病治疗画上了等号。心理学本来的任务——使健康的人更幸福，生活更充实，已退居其次，治疗心理疾病几乎统领了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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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白鼠和大二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心理学只进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很快，心理学家将研究转向了有问题的人。1947年，国会通过法令创立了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NIMH），并为基础研究提供经费，但由于NIMH的主任通常是由精神科医生担任，所以虽然它的名字是“心理健康”，但实际上它很快就变成了心理疾病研究所。从1972年拿到研究经费的课题名称就可以看出它的转向，这些课题都与心理疾病的原因和治疗有关。学术界的心理学家也开始放弃对小白鼠和大二学生的研究，转而研究心理疾病去了。我在1968年第一次申请课题时就已经感受到这种压力，但由于我的研究是要减少人们的痛苦，所以我发现要找到与心理疾病有关的研究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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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开到黄石公园去，那里一定有公共电话。”我太太曼蒂说，孩子们在后座上唱得不亦乐乎，我调过车头往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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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很无助，心理学家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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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我在纽约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心理学系做助教，我当时只比学生大几岁而已。我在宾州大学读研究生时，跟斯蒂芬·梅尔（Steve Maier）、布鲁斯·奥弗迈耶（Bruce Overmier）共同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心理现象——习得性无助。我们发现受到痛苦的电击却又无能为力的狗，后来会放弃尝试，只是低低地哀鸣，被动地接受电击；即使后来很容易就能避开电击时，它们也不会去尝试避开。这个研究引起了学习心理学家们的注意，因为动物应该没有能力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随机关系。当时流行的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只有在行为（如按杆）得到强化（如食物）时，或是当按杆不再得到强化时，学习才会发生。要学会不论自己做什么都没有用需要有认知能力，但当时心理学家们认为动物没有认知能力，而且学习理论强调的是机械化的“刺激-反应-强化”（stimulus-response-reinforcement），完全排除思考、信仰和期待。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动物不能了解复杂的偶发事件，无法对未来形成期待，也不能了解自己是无助的。习得性无助直接挑战了这一心理学领域的核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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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理由，我和同事们不只是对这个现象的戏剧性结果或是动物令人震撼的病态行为（动物像得了抑郁症）感兴趣，而是想挑战这个现象背后的理论。我受这个现象背后的意义启发，开始研究人类的痛苦。其实早在当年做阿尔巴尼私立学校女生们的所谓“治疗师”伊始，我就开始研究心理问题。我对学习理论的研究只是我对心理问题的成因与治疗方式进行研究的一个中转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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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坐在农舍改装成的实验室里，在灰色锃亮的桌子前写研究报告时，我并不需要像别的研究者那样将自己的研究与心理疾病挂上钩，习得性无助与心理疾病本来就有很大的关系。我的第一个研究计划以及以后30年的研究课题，完全符合心理疾病治疗的架构。很快，我们发现光研究老鼠或狗可能会抑郁是不够的，于是开始研究人类的抑郁症。第三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对抑郁症进行了定义，你至少要有抑郁症的九种严重症状中的五种，否则你就没有真的得上抑郁症。假如大二的学生能够在学校正常读书，那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抑郁症患者，因此研究他们就不符合提供研究经费的条件。很多学术界的心理学家最后只好投降，开始服务于精神医学。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这位言辞犀利的精神科医生就曾说过：“心理学不过是模仿精神医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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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病痛是幸福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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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同事不同，我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因为我并不在意将研究从基础研究转向应用，只要还是在研究人类的痛苦即可。对我来说，将论文格式改为精神医学的格式，根据第三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标准来界定我的被试只是不方便而已，倒也不能算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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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病人来说，NIMH的做法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利益。在1945年，没有一种精神疾病是可以治愈的，也没有一种心理疾病的治疗是有效果的，当时的方法就像是镜花水月，找出童年的创伤并没有成为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良药，而切除前额叶也没能减轻抑郁症患者的症状。但是50年后，药物和某些心理治疗手段已经能有效地减轻至少14种精神疾病了，其中惊恐症（panic disorder）和晕血症（blood and injury phobia）已可以完全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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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如此，心理疾病科学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诊断、测量一些过去比较模糊的概念，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酗酒；我们也可以追踪病人病情的发展；我们还可以用实验的方法将致病原因分离出来；最主要的是，我们可以用药物和心理治疗的手段来减轻病人的痛苦。这些进步几乎全部要归功于NIMH研究经费的支持，相对于这些成果， 100亿美元的经费真是便宜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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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好。在病理性研究模式下，我得到了NIMH-30年无间断的资助，先是研究动物的习得性无助，然后转向研究人。我们认为习得性无助可能是一种单极抑郁症（unipolar depression），即没有躁狂的问题。我们测试动物与人在症状上的相似性、原因和治疗方法后发现，我们诊所治疗的抑郁症病人和被无法解决的问题折磨成的无助者都显示出被动性，这些人在学习上慢了下来，比控制组的人更悲伤、更焦虑。习得性无助和抑郁症在大脑里有相似的生化指标，而且那些缓解单极抑郁症症状的药物同样也可以用来治疗习得性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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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忽视健全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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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心中一直对只强调发现病因、弥补缺陷的心理学研究模式感到不安。作为一名治疗师，我看到病理性模式对一些病人很有用，但同时也看到另一些病人在非病理性模式下好得很快。我看到这些病人在了解了自己的优势后，出现了转变：一个曾被强暴的女人终于明白过去的事已无法改变，而未来却操控在自己手上；一个病人终于了解自己虽然不是一个好会计师，但客户却很喜欢他的体贴；一个病人能够对混乱的情景进行有条理的描述，思维开始变得有序。我看到病人身上有着各式各样的优势，在治疗中，我将它们找出来并贴上标签，以使它们成为这些人日后面对各种打击的缓冲器。这种以病人的优势来进行治疗的方式，完全不符合以往的病理性治疗理念：每个病人都有自己特定的毛病，一种毛病只能用一种方式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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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习得性无助多年以后，我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原因是一个令人发窘的实验结果，我一直希望它会自己消失，但它没有。这个实验结果是：并不是所有的老鼠和狗在遭受不可逃脱的电击后都会变得无助，也不是所有的人在遭遇解不开的难题或逃不掉的噪音时都会产生无助。在实验中，有1/3的被试永不放弃躲避，不论我们做了什么，做多少次实验；但也有1/8的被试从一开始就放弃，根本不做任何努力就马上投降。刚开始，我把这些不符合实验假设的被试排除在实验之外，但是连续十年这种现象一再出现，我终于认为该正视它了。为什么有些人在受苦时永不放弃？又为什么有些人在第一次遇到困难时就马上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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