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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悲观的人通常是失败者，但有一个例外：悲观的人常常是比较好的律师。我们测验了1990年弗吉尼亚法学院的学生，给他们做第6章的乐观测验，然后追踪他们在法学院的表现，结果发现与以前其他行业的测验结果不同：悲观的法学院学生表现比乐观的好，尤其在传统的学业评价方面，例如学业成绩总平均分和投稿法律期刊的采用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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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律师来说，悲观是个优点，因为他们把问题看成是永久的、普遍的，所以会很谨慎小心地处理它。谨慎的态度会使律师考虑各种可能性，他能预期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因此能帮他的当事人更全面地准备各种应诉文件，成功率就会高。如果你生来不是这种谨慎小心的人，法学院会教你、训练你。很不幸的是，这份职业所需的人格特质恰好使你成为一个不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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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德拉是美国东部一位著名的心理治疗师，我认为她是个女巫，她有一个技巧是我从未在其他治疗师身上看到的——她能预测学龄前儿童会不会得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通常要到青春期之后才会发作，但是因为它有一定的遗传性，所以家族中有精神分裂症病例的人非常在意他们的孩子会不会患病，如果能事先知道，那么大人就会尝试各种方法来保护这个孩子，使他免疫。这样的家庭几乎都想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珊德拉那里，和孩子聊一个小时之后，她可以判断孩子未来得病的几率，听说非常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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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能够看透一个孩子心底秘密的能力使她声名远播，生意兴隆，但她的生活却是如此不幸福。跟她出去吃晚饭真是痛苦无比，因为她常常能注意到许多别人没有看到的细节，包括咀嚼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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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什么样的巫术使她可以看穿孩子行为的内在秘密，这个能力显然没有在吃晚饭时关掉，这常使她无法正常地享受一顿美餐。律师也一样，在离开办公室后，他们仍无法关掉谨慎的人格特质。那些能为当事人看到事情可能会怎么演变的律师，也同样看到了自己的事情会怎么演变。悲观的律师们更容易认为他们无法成为合伙人，他们的配偶不忠诚，或是经济马上要崩溃，所以他们比别人更容易得抑郁症。面对挑战时他们秉持一贯的小心谨慎，以致于无法享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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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责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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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之所以不快乐的第二个心理原因是，他们常有责无权，尤其是刚毕业的小律师。有责无权的意思是说，工作上的选择权很少，而压力却非常大。有一项研究是寻找工作情境与抑郁症及冠状动脉心脏病之间的关系，它测量工作的要求与决策的自主性，结果发现工作要求高配上决策自主性低对身心健康最不利，有这种工作的人得心脏病和抑郁症的比例会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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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和秘书通常属于这个类别，但是近年来，大律师事务所的小律师也加入了这份名单。这些小律师对上面交下来的案子没有什么发言权，他们很少看到老板，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当事人，许多人整天关在图书馆里替老板找资料、起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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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赢即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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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缺乏幸福感的最深沉的一个心理原因还在于美国法律已经慢慢变成了非赢即输的赌博。施瓦茨（Barry Schwartz）把行为分成两种：一种是本身有内在的好目标，另一种是以赢利为目标。例如，运动员是以竞技为目标，教书是以教化为目标，医疗是以痊愈为目标，友谊是以亲密为目标。当把这些推向自由市场时，这些内在的好目标就逐渐变质了。尽管晚上看不清楚球在哪儿，但夜间棒球赛能卖出更多的门票；教书育人已让位给制造学术明星；治病救人变成了经营医院；友谊变成了“你最近对我有什么好处”的考量；同样，美国法律也从公平正义开始走向唯利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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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职业能与内在崇高的目标相配合，就会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老师与学生一起成长，成功治愈病人对医患双方都有好处。由于过于注重最终效益，医院经营者缩减了治疗精神疾病的经费，很多医院对慢性病人表示不欢迎。明星学校给明星老师优厚的薪水，而将其他老师的薪水降到了生存线之下。硅胶隆乳官司使道康宁公司（Dow-Corning）赔了几百亿美元，最终关门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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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3章中，我提出积极情绪是双赢局面的助燃剂，而消极情绪，如愤怒、焦虑和悲伤则会开启非赢即输局面。由于律师的工作变得比较倾向于非赢即输，所以会经常出现消极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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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不可能因为我们希望它消失便在法律行业中消失，这个法则正是美国司法系统的核心。从法律角度上来看，一边的赢就等于另一边的输，竞争是白热化的，律师也因此被训练成野心勃勃、判断力分析力很强、聪明冷酷的人，这种训练自然会产生抑郁、焦虑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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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律师的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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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发现律师缺乏幸福感的三个影响因素是：悲观、有责无权和夹在巨大的非赢即输、你死我活的情境中。前两项因素有解药。我在第6章中谈到悲观的解决方法，我在《活出最乐观的自己》中也详细列举出有效对抗灾难式思维风格的方法。对律师来说，比较重要的是普遍性这个维度——把悲观过度适用到法律以外的地方。我的方法可以教律师在个人生活上多运用乐观，而在职业上保持悲观的态度。现在已有非常多的证据显示，我们可以在团体中传授弹性的乐观（flexible optimism）。如果事务所和学校愿意去试试，我相信年轻律师的表现和士气都一定会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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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有责无权的问题也是有解的。我知道压力在律师行业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扩大决策范围会让年轻律师满意度提高，更有生产力。有一个方法能让律师拥有更多自主权。20世纪60年代，沃尔沃汽车公司解决了生产线上出现的同样的问题，公司提供给员工选择权——在团体中合作造一辆车，或是在生产线上生产同样的某个零件。结果，合作完成一辆车的工作更有成就感。同样，年轻律师也可以被介绍给当事人认识，使他们对案情有全面的了解，资深合伙人带领资质浅的年轻律师，让他学习，参与讨论。许多大的律师事务所现在已开始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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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法律体系的本质是很难有解药的，打官司时的消极情绪，对质时的焦虑和压力，尽可能增加计费小时数，以及 “尽量为当事人争取利益”的“职业道德”则是根深蒂固、很难改变的。我认为个人突出的优势或许可以使法律既保留裁决的传统，又带来幸福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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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位年轻律师进入事务所工作时，他不仅要有法律人的谨慎特质以及律师的伶牙俐齿，还得具备一套突出的优势。从目前律师职业的情形来说，这些优势也许没什么发挥的余地，而且即使你可以用到它们，你所面临的情境可能也不是发挥你的优势最适当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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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老板，都应该找出手下人的优势。如果能让他们把优势施展开来，死气沉沉的同事立刻会变得生龙活虎、精神百倍。请一周保留五个小时作为“发挥个人优势的时间”，尽量给员工分配能施展他们优势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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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曼珊的热情：热情在法律上本来是没有什么用的，因此老板决定，除了让她在法律图书馆中收集医疗纠纷的资料外，还让她去公关部门协助设计提升公司形象的广告与海报，因为她既有法律知识，又热情洋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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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的勇敢：本来勇气在庭审时是很有用的一个优势，但马克的主要工作是写诉状，这样就白白浪费了这个优势。马克现在可以利用“发挥个人优势的时间”，与事务所中最红的辩护律师演练即将开庭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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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拉的创造性：创造性在律师事务所好像没什么用，因为法律讲究的是判例。但是当她把创造性与毅力结合起来时，情况就不一样了。赖克（Charles Reich）在成为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之前曾是事务所的小律师，他赋予了一个陈旧的案例以新生命。他提出异议说，社会福利金不是权利，而是一种财产，所以他将法律导向他所谓的新财产理念，也就是说追讨程序也可以适用于福利金的欠款上。莎拉可以被派去探讨某个案子是否可以适用新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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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书亚的社会智慧：社会智慧是另一个成天待在图书馆研究版权法的小律师不太有机会用到的优势。他可以利用与某个娱乐界大亨吃午饭的机会，将这个很难缠的客户搞定。不单是生活中需要社会智慧，在合同关系中，很多时候客户的忠诚就来自于好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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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黛西的领导力：她可以收集同事对公司的不满或意见，汇集后报呈给相关的大老板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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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领域也跟别的领域一样，可以将工作转化成事业。当你看完这些例子，并想把它们应用到你的工作中时，要记住两点：第一是在工作中施展突出的优势会得到双赢的局面。当黛西收集同事的抱怨和情绪时，他们会尊敬她，而不是担心她打小报告。即使大老板不作回应，但至少老板会知道士气如何，当然，黛西从这个优势的发挥中获得了积极的情绪。这带出了第二点，工作上的积极情绪与高生产力有正相关，积极情绪使员工不易见异思迁，对公司更忠诚。优势的发挥带来了积极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当公司重用你的优势时，你会更愿意长期留在这家公司。即使员工花了五个小时去做不能为公司赚钱的工作，但从长远来看，这五个小时会为公司赚更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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