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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小伤害原则的投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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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多数决胜，但如何产生多数？以何种方式产生多数？产生什么样的多数？这都是问题，因为存在着多种在程序上或者技术上同样好的表决规则，而这些不同的表决规则能够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操纵了表决规则就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表决结果，于是，民主难以避免阴谋、欺骗和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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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多塞早就发现，当竞标方案（或人选）在三个以上时，多数规则无法杜绝赢家循环，由人们的偏好循环导致的投票悖论称为“孔多塞悖论”。人们本来幻想能够创造一种“最好的”投票规则以消除孔多塞悖论，但阿罗定理毁灭了这一希望。要消除投票悖论，除非采取某种强加的规定，可是那样的话，民主就又几乎变成专制了。布莱克的单峰偏好模式以及森的价值限制条件都是比较有趣的方案，但可惜都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因为都包含某种强加于人的限制条件。投票悖论所以解决不了。并非人类智力不够，而是因为人类偏好本来就包含各种循环或两难，就是说，人的偏好本来就不像机器人那样，总能满足A＞B＞C…这种非循环的传递性。民主归根到底不是数学问题，我们有理由质疑追求无懈可击的投票规则是否有根本性的意义，或许将来人们能够天才地解决投票悖论，即使那样也并不能使民主变成公正的，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民主以多胜少原则本身就已经不公正了。即便是只有两种候选方案（比如两党制的竞争）的理想投票状态，投票悖论就自动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绝对多数规则也不是公正的，它只不过反映了超过半数的民心。既然总是多数伤害少数，那么51％比49％还是40％比30％又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必须改变关于民主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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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人们的思考重心是去考虑什么样的投票规则才能最好地反映出多数人的偏好，这一思考方向是错误的。人不是数字，数字优势不能转换为道义优势。“多数”并不必然蕴涵“更好”或者“更正确”，相反，多数为胜必然蕴涵对少数人的非正当伤害，所以说，如何使民主减少伤害，这才是更应该思考的投票问题。当把思考重心转到如何减少伤害的问题上，避免投票悖论就相对简单了，只要采取单轮多数决胜规则（不需要超过半数，以最多票为胜）就足够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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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问题在于如何改进单轮多数决胜规则以减少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伤害。考虑这样的情况：方案a有利于所有人，每个人收益为n；但方案b有利于51％的人，收益为n＋l，而有损于41％的人，收益为n－1。多数人为了利益最大化就非常可能选择b。按照多数规则，b显然能够通过，而试图抑制b是不可能的。现在如果根据最小伤害原则去改进投票规则，为了给无视输家利益的赢家方案增加通过的难度，同时使弱势方拥有更强能力去抵抗伤害，我们就必须引入反对票，于是，每人都有两票——赞成票和反对票，这样，人们的肯定性偏好和否定性偏好就都得到同等的表达，只有双向偏好都得到表达才是全面的。按照前面所论，人们“不要什么”比“要什么”甚至更重要，因为“不要什么”涉及安全和自由的问题，而“要什么”涉及奢华利益增长的问题，因此可以说，人们的否定性偏好比肯定性偏好更需要加以考虑，而决不能以肯定性偏好的表达去替代否定性偏好表达，这两者并不能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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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发现，双向票的结果可能非常不同于单向票。双向票规则如下：（1）净支持率计算。如果A获得51％赞成票，但同时获得41％的反对票，则51％－4100＝10％净支持票；如果B获得41％赞成票，但同时获得21％的反对票，则41％－21％＝20％净支持票，于是B胜出。容易看出，这一结果完全不同于单向票表决。这一规则体现了考虑伤害率而不仅仅考虑得利率的最小伤害原则。（2）支持率比较。如果A和B碰巧获得同等净支持率，则按照传统的多数胜出规则，比如A获得51％－41％＝10％，而B获得41％－31％＝10％，那么A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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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双向票的一个好处是它能够相对地增强弱势群体的自保能力。假如采用双向票规则，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为了增加胜出的可能性，就不得不对利益最大化的自私欲望有所控制，就会去改进其候选方案以避免获得太多的反对票。而弱势集团本来就没有能力去过分伤害其他人群，因此获得的反对票可能就相对比较少。由双向票规则所引导的博弈必定迫使博弈各方都尽量公正地去思考问题和分析形势，最后，无论是哪一个集团的方案胜出，可以想像，这个中选方案必定是比较有利于社会普遍利益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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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票的根本设计意图正是要尽量体现最小伤害原则，而最小伤害原则背后的理由则是全体每个人的自由和安全高于多数集团的利益。按照双向票的规则设计，应该能够保证：（1）输家在与赢家的合作中的收益仍然明显大过不合作的收益，因此能够有效地维护共同体的政治稳定，避免共同体的分裂；（2）使赢家对输家的损害降到最低，从而使公共选择的利益分配尽量接近和谐和公正（尽管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和谐和公正），这样就能够使民主获得某种程度的正当性，同时能够比较有效地促进社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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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共领域如何去劣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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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投票制度，民主还有另一方面，即它的公议制度。民主本来就源于古希腊的公议制度（agora，即广场制度），今天称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在其中，所有公民都有同等资格参与公共选择的公议，这是希腊民主的核心，而投票本来只是一个辅助性的技术性制度。就是说，公议制度是投票制度的前提条件，只有先通过公议去摆明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辩论而使人们获得足够清楚认识之后，投票才有意义，不然的话，无知盲目的投票显然是非常冒险的，而且不负责任。由于现代社会的变化，现代民主特别推崇投票制度而弱化了原本作为民主核心的公共领域，因此全民投票才变成了现代民主的核心。现代民主这一转变与平等成为现代核心价值观有关，很显然，投票比公议更具平等色彩，但也更加偏离公正。在严格意义上说，不以公议制度为核心的民主是不合格的民主，公共领域的退化意味着民主的衰退。从阿伦特和哈贝马斯以来，许多人要求修复足够强大和健康的公共领域，道理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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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公共领域的问题可能比投票问题更复杂，甚至更难解决。希腊的公议制度就已经暴露出公共领域的内在困难。广场（agora）是公共领域的表达场所，公民们在广场公议城邦事务。由于所有公民都有发表意见和进行辩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于是agora就具有了双重功能：它既是意见的“广场”同时也是意见的“市场”（agora本来就意味着议政场所或者商业场所）。广场与市场两种意义的合一暗含了公共领域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广场是政治性的，人们的意见应该是严肃认真的，是为公益着想的，因此，意见辩论的决胜标准应该是真理与理性规则；但是另一方面，市场是商业性的，人们发表意见是为了推销意见，就像推销商品，于是，更为成功的意见推销就需要花言巧语和欺骗，意见辩论的决胜标准变成了话语感染力和炒作欺骗的魅力。这一意见和话语的民主困境在希腊表现为“辩证法与修辞术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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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和意见的民主所以形成困境，问题在于，真理、知识以及理性分析不如花言巧语、欺骗和诡辩那么有着蛊惑人心的魅力。主要原因是：（1）真理和知识表达事实，而真实世界或者真相显然没有人们希望的那么美好，真理和知识总是冷酷的，人们不爱听。花言巧语总是描述了不真实而美好的事物，向人们许诺各种不靠谱但美好迷人的事情，人们更愿意听，即使明知是虚假的，还是为之所惑。（2）真理和知识为了能够切实解决问题而使用理性分析和逻辑推论方法，因此显得单调枯燥。花言巧语则动员了一切能够打动人心的资源，尤其是情感感染力。（3）真理和知识总是有一定难度的，不如花言巧语通俗易懂，因此花言巧语更符合多数人的喜好。总之，真理和知识的市场竞争力不如花言巧语。意见和话语民主本来的意图是使得包括正确知识在内的各种意见都有自由表达的机会，以此克服专制的一言堂，但又正是在民主的条件下，错误的意见往往（尽管并非必然）胜过正确的知识。这一民主悖论的实质在于：必须有了思想的自由“广场”才能够有民主，但思想广场一旦是充分自由的，就难免蜕变为花言巧语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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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广场”所定义的民主蜕变为“市场”所定义的民主，就形成“民主丛林”。如果说霍布斯丛林是个人主义的弱肉强食丛林，那么，民主丛林就是多数主义的以众暴寡丛林；霍布斯丛林以强权为真理，民主丛林则以声高为有理。很显然，思想民主如果是有意义的，就必须有一种制度或者规则使得民主不能随便为任何事情辩护。绝不能说，一种意见无论多么错误荒谬，无论多么低俗堕落，只要是大多数人喜闻乐见的，就是应该胜出并且以此决定人类的命运。公共领域的运作本是为了使投票表决具有清楚理智的意向，假如辩论民主退化成为投票民主，那么，任何丑恶的事情就都有可能假民主之名而横行。因此，作为公议制度的民主必定需要有不同于投票制度的民主规则，简单地说，公议制度或者公共领域的民主规则肯定不能采用以多为胜规则。这是解决公议问题的一个基本条件，否则就不可能解决民主丛林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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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公议制度不能采取以多为胜规则？因为无论多数人，只要支持的是同一种观点，这在思想上就等于一个人，所谓同心如一人，或者说，一种思想背后无论有多少人支持，它都只是一种思想，而不是许多种思想。人数对于一种思想来说并非这一思想是否正确的一个变量。意见公议并不是在比较人数，而是在比较各种思想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思想观念所要求民主公议本质上不是某些人与另一些人的竞赛，而是一种观念与另一种观念的竞赛。这正是希腊哲学家们反对哗众取宠的修辞术并且要求以辩证法作为意见检验标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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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排除了以人数证明思想的可能性，那么，逻辑分析和推论是否能够解决问题？毫无疑问，逻辑是非常有用的，它能够清除混乱模糊的表述和荒谬矛盾的观念，也就消除了大部分理性上不合格的意见。宣传家和煽动家最喜欢的就是混乱含糊的美丽话语，因为随便许诺给人们美丽而模糊的东西最能博得人们的欢心。比如说，某种宗教可能声称能够使每个人幸福，声称它代表了真善美，能够拯救每个人，乃至包治百病，如此等等，但其中所有的美丽话语都是含义模糊的，没一样能够落实，甚至说不清到底指的是什么。美丽谎言不能说清楚，一旦说清楚，就不再有魅力了。逻辑虽然能够清除胡说，却不能够决定什么是好的或者什么是更可取的，就像除草剂只能清除杂草，却不能决定种苹果树还是种梨树更正确，因为逻辑只管形式而管不了内容。这正是希腊的辩证法无法胜过修辞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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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抉择问题至少有两个根本困难：（1）决定人们行动的观念都是在选择某种未来，而无论有多少知识积累都不可能形成关于世界的全部知识，也就不可能构成关于未来的必然推论，相当于不存在事先诸葛亮，因此，知识永远不能证明某个观念的选择是否正确。这是休谟定理。（2）对于任意一个人，他几乎不可能具有一个传递性的偏好排序，即使在某个特殊时刻是可能的，也是不稳定的。原因是，人类价值体系中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最高价值，而是多种价值并列为最重要的价值，无法分出高下，因此必定造成许多无法两全的两难选择，或者难以比较的选择。既然存在这样两个基本困难，因此永远也不可能绝对地证明哪个观念是最可取的。这是思想不能克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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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种相对合理的解决。正如表决民主的意图是反对并且抑制对社会行为的专制，公议民主的意图则是反对和抑制思想的独断，但是从公共领域的形势分析可知，通过思想辩论不可能证明哪一种观念是最好的，这意味着，不存在一组充分必要条件可以保证某种观念在未来的实践中永远正确，于是我们只能追求次优条件。次优条件只是好观念的必要条件：如果一种观念与已经证明为普遍优越的事物不能兼容，则一定是坏的；如果一种观念与尽量多的已经证明为普遍优越的事物是兼容的，它虽然未必是最好的，但一定是诸种好观念其中的一种，这种观念必定对于所有人都至少不是一件坏事。这是民主的“最大兼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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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民主的最大兼容原则可以进一步落实为公议民主的一组有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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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普遍价值的兼容。任何一种试图成为公共选择的观念必须与普遍价值是兼容的，即必须与普遍价值不矛盾并且在其前提中暗含对普遍价值的承认。一种价值如果是普遍有效的，它意味着，这一价值所定义的人际关系在任何可能生活情景中对任何人都不会形成歧视，因此不存在反对这一价值的理性理由。能够经得起如此严格的理性批判的普遍价值并不很多，如前所论，最明显的普遍价值有公正、和谐和自由，当然还应该有真理、人权和各种美德（但其中某些具体内容或许有争议）。既然普遍价值对于所有人都是有效的，那么，如果一种公共选择与各种普遍价值都不能兼容，就显然是坏的；如果与某种普遍价值不能兼容，也就意味着是相当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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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知识和信息的充分公开和共享。尽管从知识论上说，无论什么样的知识和信息都永远是不充分的，但无论如何，已有知识和信息的充分公开和共享对于人们形成相对正确的偏好、利益考虑和形势判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苏格拉底指出的：无人故意犯错。如果人们能够了解某一问题的相关知识和信息，显然就更有可能知道什么是比较好的，至少比盲目选择或者被蒙蔽情况下的选择要更可靠一些，因此，知情也是民主的一个重要的生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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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领域的理性对话和辩论。如果公议是有意义的，就必须承认言论自由，同时，不同意见和观点必须有权利进行公开对话、讨论和辩论，而且，所有的对话和辩论必须遵循理性规则（可以参考哈贝马斯条件，尽管哈贝马斯条件有些天真而且也不够全面），以避免暴力、权力、利诱以及煽情炒作等修辞术所施加的无理影响。由于人类所面对的问题总是非常复杂，不确定因素很多，因此，即使充分理性的对话和辩论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解决问题，但肯定至少有助于澄清问题和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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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条件只是形成正确的公共意识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仍然不可能保证一种公共意识是最优选择（人类永远都需要运气）。无论如何，最大兼容原则可望改善公共领域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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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兼容民主一个初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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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面分析，我们获得这样一些初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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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主不可能生成一个完整的政治制度，民主必须与保证个人自由和平等的法治相配合，否则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优势。中国传统的“好社会”标准即“治乱”标准是一种非常优越的社会评价标准，一个社会如果是好的，首先必须是治世，然后才谈得上各种价值取向，如果是乱世，无论什么样的价值都将土崩瓦解，没有什么原则能够幸免于乱。如果没有法治，民主和专制所产生的政治效果将同样差。所以说，能够保证个人自由和平等的法治是民主生效的前提条件，法治能够有效地预防失控的民主给个人带来的灾难性伤害，同时预防民主可能导致的社会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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