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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现在有约四万人患有一种退行性的基因疾病——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会使患者逐渐失明。一家德国公司研发出了一种电子芯片，可以植入患者视网膜，恢复其大部分视力。芯片将光线转换为电信号并将其放大，通过一个电极传输到视网膜上，使这些信号能够通过正常的视神经通道抵达大脑然后转换成图像。请注意，不久前这还被视为科幻。回到20世纪初，一流的学者可能会认为自称发明这一技术的人是招摇撞骗！今天，这已经成为现实，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也不会太感意外。这恰巧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医学是如何不知不觉地从治疗疾病演变成增强机能：起初当然是为了治疗病理症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人与机器的混合。此外，假如有朝一日科学再进一步，基因治疗手术可以通过“剪切/粘贴”的手段对胚胎中具有缺陷的基因进行修复，我们也很难反对这种治疗，原因很简单：几乎找不出任何反对这种手术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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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对以下这句话有所理解：超人类计划所引发的道德伦理问题远远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么简单，如大众媒体上通常会有人以为自己可以站队“支持”或“反对”，好像这个问题能用非此即彼的方式解决似的。科学的进步既有可能带来令人赞叹的好处，也有可能产生非常可怕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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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严格区分以下两者极为重要，尽管有时两者之间的界限很模糊：一是现实，或者说至少是真正的科学研究，二是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有时候很讨厌，有时甚至很可怕。比如上文提到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例子，只要去问一问那些得益于电子芯片而重见光明的人，就能理解这确实是非常符合人们需求的发展方向。正如某个法国报纸 [5]采访的一位英国女性告诉我们的，她从小失明，看不见自己的两个女儿长什么样子，手术成功后，她“感觉自己就像是过圣诞节的孩子一样开心”。在这个问题上，影响我们思考的真正敌人是把一切简单化。把超人类革命说成“噩梦”和把它说成“福祉”或“救赎”一样极为愚蠢。我们要注意细微差异，或者更好的说法是要区分清楚科学与意识形态、治疗与增强，甚至是上文刚刚提到的那个例子里传统治疗与增强性治疗之间的界限和差别。归根结底，最后都回到同一个问题：到底是要让人变得更加像人——或者说，使人变得更加像人所以变得更好——还是反过来使人失去人的本质，甚至人工制造出一种新的物种，即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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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衰老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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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超人类主义革命者是从“改善”的角度贯彻他们的逻辑的，把衰老与死亡看作病理或类似于疾病的不好的东西。衰老和死亡毕竟也会带来巨大的痛苦，其程度之深甚至超过人的机体染病所带来的痛苦，因此他们认为，在新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医学应该尽可能以根除衰老和死亡为目标。有一天，我跟我的朋友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André Comte-Sponville）说起我想就这些主题写本书的计划，他略带讽刺和怀疑地说：“说实话，吕克，衰老和死亡可不是什么疾病呀！”没错，他说得很对，而且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来看，生老病死对我们这些终将一死的小小凡人来说起着实实在在的作用：个体一旦完成基因的传递，在地球上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在他那本精彩的《哲学词典》中，我们在“衰老”这个词条里读到以下颇具教益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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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过程是生命体的损耗，损耗降低了它的机能（生存、思想、行动等能力），逐渐接近死亡。在这一过程中，明显可见的不是演化而是退化，不是进步而是退步。衰老则是这一过程带来的状态，一种本质上不值得向往的状态（谁不想永远保持年轻呢？），不过，对几乎所有人来说，老总比死要好。因为死是万事皆空，老则一息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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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看得明，说得妙。但是，在这种前提下，既然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不要老去，既然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宁愿老也不愿死——这就很能说明人们对衰老和死亡的态度——何不把它们视为应该尽可能除去的疾病呢？何况，数千年来的种种神话和宗教不都殚精竭虑地让我们相信永生不死是高于其他一切的完美救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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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生物学家会告诉你对抗衰老和死亡是虚幻的妄想，不是真科学而是科学幻想。也许在人类看来，衰老和死亡是坏事，而从自然选择的角度看，它们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前文所述，它们具有实用性：当一个活的生物完成繁殖，当一个人生育了后代并且存活了足够长的时间将后代保护、抚育到可以开始繁育其后代的年龄，这个人在地球上的使命从演化论的角度来看就算是完成了。所以从这个阶段起，人类和其他所有哺乳动物一样开始衰退并死亡，正如常言所说，以便“给新一代让路”。所以从物种的角度来说，衰老和死亡是很有用的，甚至必不可少，若是想跟大自然的逻辑对着干，到头来只会大失所望。此外，据最杰出的基因学家之一的阿克塞尔·卡恩（Axel Kahn）所说，“改善”一个活的生物的衰老或死亡，必然会有引发不平衡甚至极端灾祸的重大风险，因为生物是一个整体，改变一处通常会给另一处带来灾难。而且，那些觉得超人类主义不现实或危险的人认为，在目前的科学研究状态下，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可确认的探索性进展能让人真的“停止时间”，终止衰老过程，达到如公元前18世纪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所写的“永无止尽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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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都没错，应该纳入考量，仔细审视。但与此同时，有一些同样严肃的科学家坚持另一种不同的观点 [6]。虽然“死亡的终结”尚未到来，但想显著延长生命的极限在科学上也不是完全不可想象。当然，这个领域的研究确实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7]，仅仅是在某些菌类和人们熟知的实验室的苍蝇——果蝇身上获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相关研究已经有所进步。干细胞的运用、人机混合技术和医学的进步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能让我们很好地修复受损或衰退的器官。可惜的是，大脑仍然是、并且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是最难被“返老还童”的器官。不过，近五十年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如此迅猛惊人，完全先验地排除这种可能性实际上也属于一种意识形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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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主义者可以说推翻了举证责任：确实，自1953年华生（Watson）和克里克（Crick）揭示DNA结构之后，科学家们在这些领域取得了诸多重大发现，鉴于此，谁敢非常确定地说或多或少推迟死亡的到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9]呢？事实上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但科学家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对癌症细胞的研究也为此打开了新思路：导致人类死亡的癌症细胞是杀不死的，也许对这些细胞的研究能让我们摸清楚如何掌控时间、掌控“时间生物学”，从而有望延缓死亡——这在目前尚属假设，但是，即使对此持谨慎态度，我们不得不从现在起就认真思考人的寿命得到显著延长之后可能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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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寿命延长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而且20世纪所经历的人口寿命延长（尽管不是因为基因技术，而是因为早夭人数的减少）眼下就已经带来了各种问题，我们必须开始面对它们。就算不谈显而易见的人口问题，也还有经济问题（如果人类可以活到200岁，需要比现在多得多的退休养老金）和社会问题（一旦医学具有此类新能力，人与人之间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大、越发令人难以接受的不平等），我们将不得不重新面对吉尔伽美什或西西弗神话里反复出现、令人纠结的问题：假如有一天人类能够像超人类主义者承诺的那样延长寿命，我们究竟想不想活上数百年？我们是不是真的希望“真正”长生不老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在外来因素影响下——如事故、谋杀或自杀——才会死去？我的朋友、法国大生物学家让-迪迪埃·樊尚（Jean-Didier Vincent）曾经对我说，有朝一日“我们只会像老祖母的陶瓷茶器一样死去：最后总是碰裂了或砸碎了，但（死去的）唯一原因只可能是疏忽意外”。假如可以（几乎）长生不老，我们会做什么？我们还会愿意工作、早晨起床去工厂和办公室上班吗？我们难道不会感到厌烦、怠惰？活上漫长的数个世纪之后我们还有什么可学的新东西？我们还会不会想做一番大事，继续精进自己？我们的爱情故事难道不会变得令人厌倦？我们还会想要孩子、还能生孩子吗？一本没有结尾的书、一部没有结局的电影、一段没有休止的音乐基本上没有意义。“永无止尽的生命”是否也同样如此？乌鲁克（Uruk） [10]国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本书 [11]里就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得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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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倾向于认为，那些热爱生活的人，以及所有害怕死亡的人，都会乐于延长自己的生命，因此，涉及寿命延长带来的种种问题，他们一定会妙招百出。在纯粹假设的前提下，超人类主义也迫使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毕竟，这些问题很重要，哪怕是能推动我们进一步思考人类目前的生存状况也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延缓衰老和死亡的研究计划尽管并未确定其可能性，更没有真正实现，却在北美大陆大受欢迎，而北美在这方面相对欧洲旧世界来说本就已经领先一步，虽然祸福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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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场运动也已经开始波及欧洲，而且不用怀疑，它的影响只会在下一个十年里迅速扩大。事实是，在法国，以人民优步 [12]为代表的共享经济仿佛在一夕之间冒了出来。虽然GAFA [13]（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还有微软、推特和领英都是美国公司，但他们在法国的受欢迎程度却不比在美国低。它们在法国的兴起相当晚，主要在2014年到2015年之间，但这一点意义重大，说明欧洲人已经真正意识到网络巨头公司开创的新科技为我们打开了经济领域的新视野，带来了“全球优步化”。说实话，欧洲此前竟然如此低估优步、BlaBlaCar、Airbnb、Vente-privee.com [14]等电商，低估其对日常生活乃至对就业和消费的巨大影响，着实奇怪，甚至有点令人担忧。这些电商平台依靠互联网工具、社交网络和大数据成为出租车、租车租房、酒店和百货商店等行业的竞争对手，也就是说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那些推动超人类主义运动的技术。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旦这个过程启动，优步化很快就会席卷全世界。当然，我们会在下一章里用最简单明了的方式对上述重要概念进行定义和解释，我已经多次验证了法国大众对这些概念仍然很不熟悉，包括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或政界官员（顺便提一下，这两类人有时候并不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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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主义运动近十年来声名鹊起，主要是由于四份重要的报告将它先后推到了美国和欧盟关于伦理、政治和科学的核心争议的中心位置，以至于这一思潮变成了——毫不夸张地讲——“不可回避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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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份重要报告让超人类主义在欧洲及全球范围内赢得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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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案头就摆着这几份报告。我认真地读了好几遍，你也很容易就从网上下载到 [15]。报告一开头就显示出超人类主义革命的不同路径之间的巨大差异，有些甚至截然相反，且不说它们完全势不两立，但有时确实过分夸张，几乎令人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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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报告出自美国，于2002年写成，2003年发表，题为《用以增强人类功能的技术的汇合：纳米技术、生物科技、信息技术及认知科学（NBIC）》。这篇报告充满了乐观和热情，引起了很大反响。报告建议大力投资超人类项目（谷歌将很快有所动作），因为会带来巨大的好处。此外，报告在结论中提出，如果不这样做，美国将会面临极大的风险，可能被不那么审慎、不那么民主的国家赶超，比如朝鲜，甚至某些政教合一的国家也可能加入这场竞赛，因其没有太多伦理上的阻碍，反而会更快获得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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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出炉的第二份报告——《超越疗法：生物技术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反对第一份报告的结论，拉开了“生物进步主义者”与“生物保守主义者”之争的序幕，这些争论如今愈演愈烈。这份报告写于2003年，由美国生物伦理委员会撰写，其成员由当时的总统乔治·布什任命。参与撰写的还包括两位美国思想家——迈克尔·桑德尔和弗朗西斯·福山——他们无疑是美国最敌视超人类主义的思想家。他们对这一报告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下文会进一步分析两人的主要论点）。报告极力反对“增强”人类机能的计划，不顾一切地强烈建议医学及使医学取得飞跃式突破的新技术完全停留在以治疗为唯一目的的传统框架中，完全排除任何“改良性”治疗，尤其从根本上批判利用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来“制造”“超级（优秀）儿童”、“不会老化的身体”和“充满快乐的灵魂”等普罗米修斯式计划。我们在阅读报告时注意到，至关重要的是，报告非常严肃地看待超人类计划的现实性，而不是将之视为幻想或乌托邦式理想。报告认为其实现的可能性已经很大，这也证明报告所表达的担忧并非危言耸听，如果人类机能增强计划不被视为可行的计划，这份报告的态度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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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公布的第一份专门研究超人类主义的正式报告出现在2004年，由菲利普·比斯坎专员指导，标题耐人寻味——《技术汇聚——塑造欧洲社会的未来》。尽管此报告也是用英文写成的，却带有欧洲大陆的印记。正如我们可以预期的那样，这份报告附和了福山和桑德尔的生物保守主义态度，不仅拒绝超人类主义者提出的“改良性”治疗以及投入全球竞争的紧迫性，而且明确地坚持古典人文主义的传统，即欧洲启蒙时期的人文主义，主张新技术应该被用来改善社会和政治而不是生物和自然。这一报告将平均主义视为神圣不可动摇的价值，因此它极力反对人类的“基因强化”计划，认为这一致命的逻辑将导致无法忍受和不可弥补的不平等。尽管这份报告敌视超人类主义的论点，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它没有把超人类主义说成疯癫或不现实。相反，正是因为它极为严肃地对待超人类主义，所以才会拉响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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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欧盟出了一份新的报告，态度有别于前一份，没有那么决然地反对。这份报告不是出自欧盟委员会之手，而是出自欧洲议会。报告题为《人类增强》，也是用英文写成，说明美国在这一领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一统天下，报告主体部分来自德国和荷兰的研究。正如比利时哲学家吉尔伯特·霍托伊斯指出的，尽管该报告更加谨慎和节制，但它比较接近美国的第一份报告。虽然没有洋洋洒洒的抒情或对技术的狂热，它同样主张对治疗和增强不加区别。报告认为超人类主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大势所趋，并且称“嘲笑超人类主义的做法本身是可笑的”。该报告终于试图对超人类主义计划会带来的危险（必定是不小的风险）和不可否认的益处（谁也不能轻易否定）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我认为这是对的。因此，并不该简单地允许或禁止一切超人类主义计划，而是要开始思考界限在哪里，思考国际上应该对其实施哪些监管。正是这个思路使它成为一份重要的报告，随后欧盟各机构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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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述报告也说明，超人类主义运动引发了诸多争议，有时甚至是极大争议，这一运动中包含形形色色的倾向，牵涉到不少重要人物，从最严肃的学者到正儿八经的公司再到备受争议的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眼下声名大噪的奇点大学校长，奇点大学 [16]位于美国硅谷，是由谷歌资助的最大的超人类主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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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超人类主义基本上分为两个阵营，一部分人“仅仅”想改善人类，不牺牲反而加强其人性，而另一部分像库兹韦尔那样的人倡导用技术制造“后人类”来创造一个新物种，有必要的话，可以将人类与体力和智能无限优于我们的机器进行结合。对前一阵营而言，超人类主义是某种“非自然主义”的人文主义的延续（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从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 de la Mirandole） [17]到孔多塞（Condorcet）的人文主义发展而来，主张人的无限完善性。后一阵营则与人文主义完全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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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民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对新技术仍然一无所知、缄口不言，令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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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全城与全球气候问题，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可以为此频繁参与各大媒体/政治盛事，其实应者寥寥；而面对那些将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新技术，各个民主国家几乎完全失语。我们（法国）的领导人以及我们（法国）的知识分子，由于哀叹国家的衰退甚至衰落，沉迷于昔日、国界、身份迷失等问题或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辉煌的怀念，除了极少数例外，似乎都对这些新的人操纵人的技术一无所知（且不说昏昏失智），仿佛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家最珍视的“敢于求知”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也许再也没有什么时候比眼下更迫切地需要理解当下以及当下正在涌动的风潮。在新形势下，“监管”这个词显得如此关键，具有决定性作用。当前的新形势也许是不可逆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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