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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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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唯物主义其实在某一点上都是简单化的，因为它把人体验到的我们称之为“崇高”的思想简化为物质现实的产物，而这些物质现实往往微不足道。例如，一个唯物主义生物学家会乐于寻求“道德的自然基础”（借用让-皮埃尔·尚热（Jean-Pierre Changeux）最喜欢的表达），因此他往往会把崇高简化为微小，把有意识简化为无意识，把可以说出口的简化为难以启齿的，总之，就是把精神简化为物质——所以“唯物主义”这个词很准确。换言之，在真正的唯物主义者眼里，不存在任何超越于物质之上的东西，不存在“绝对”，只存在“相对”。从词源的角度来说，“绝对”意味着分离，脱离一切，超越一切物质。对唯物主义者来说，这种想法本身是一个谎言，充其量是一种错觉，因为一切都是相对于一个“物质现实”存在的，我们所有的想法、所有的价值都不是来自我们所谓自由、自主的思考，它们来自我们的生物特性和历史、我们的身体和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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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当今最出色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之一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在《哲学辞典》中以他一贯的诚实态度和清晰文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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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简化主义……意味着否定所有人类现象的绝对自主，唯物主义不可能不同意这一点，否则就不再是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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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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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同样的理由，任何唯物主义也是决定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认为唯物主义揭示了以下真理：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仿佛我们是自己思想的创造者，但其实它们是依照无意识机制被强加的，而唯物主义哲学的工作就是揭示这种无意识机制。因此唯物主义首先拒绝自由意志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多个选择中自主选择其一，因此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对唯物主义来说，我们是完完全全被我们的生物特性和社会环境这两大决定性因素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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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在评论斯宾诺莎（Spinoza）的《伦理学》时也解释得非常好。他认为斯宾诺莎是现代唯物主义的奠基人，我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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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是帝国中的帝国：它只是自然的一部分，遵循自然的秩序。……谁会在道义上谴责一次日食或地震？那又为什么要更多地谴责谋杀或战争？因为人有责任？假如说他们是谋杀或战争的起因，但他们又是由于别人的缘故而成为谋杀和战争的起因，这样一来没有穷尽。自然中不存在什么偶然，因此意志里也不存在什么自由：人相信自己有自由意志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意志的起因。……因此，相信人有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道德（如果道德是指让人有权绝对指责或赞扬一个人的东西）也是虚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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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相对于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当代唯物主义的新颖之处在于，在超人类主义运动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代唯物主义更多地来源于科学。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今世界有两大唯物主义：一是历史社会唯物主义，根植于人文，认为我们是被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处的历史背景及社会环境决定的；另一个是自然唯物主义，自认为可以比前者走得更远，或者至少对前者是有益的补充。它声称，归根结底，我们的基因密码决定我们的本质。第二种唯物主义并不抛弃第一种，因此它也可能认为环境和教育相当重要。简单地说，它倾向于认为，环境和教育的重要性，即使非常关键，仍然或多或少低于我们的生物现实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大唯物主义根本不相互排斥，而往往相伴相随（虽然时有发生孰重孰轻之争），两者的结论是，人并不“拥有”一段历史和一个身体，他只是这段历史和这个身体，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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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个唯物主义信念让第二种超人类主义者认为，大脑就跟任何机器一样，只是相对复杂一点，有一天电脑会像我们一样思考，能够模仿甚至感受到一样的感情和情绪，还具有比我们强大数千倍的计算能力，而且几乎能永远经受住岁月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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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游走于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效益主义兼自由主义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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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主义和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主义反抗确有渊源，也难怪超人类主义运动认为应该“禁止禁止”，要求任何人都有绝对权利进行自由选择和实现“从运气到选择”的过渡。要求自由的权力，这与前文所述的唯物主义和决定论完全相左。至少在支持自由意志者眼中，这是矛盾的。但是，唯物主义实际上一直容纳这样的矛盾。斯宾诺莎说过，人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有关自由意志的词汇，没办法不用，因为这种错觉是人类境况里固有的一部分。只是不要上当，要知道这是一种错觉，知道我们的决定并非自由选择，而只是根植于物质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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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让我们把这个形而上的争论放在一边，探讨一下超人类主义始终宣扬的自由主义/绝对自由主义理想的政治内涵，如马克斯·摩尔在《反熵原则3.0：超人类主义宣言》里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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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自主权和责任与自体实验相辅而行。“反熵者”愿意对自己自由决定的后果负责任……实验和自我改造并非没有风险，但我们希望可以自己自由地评估这些潜在的风险和收益，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并对这些风险的后果承担责任。我们坚决反对将关于自体实验的安全或实行的个人选择强加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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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属于典型的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个人主义，对集体思想和行为不屑一顾，并拒绝考虑如下事实：很明显，彻底改变一部分人口的遗传基因不可能不对其他人产生影响。话虽如此，自由主义在其存在过的西方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两个或多或少合法的后代：一个是极端自由主义，另一个是平均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吉尔伯特·霍托伊斯很准确地在下面这段浅显易懂的话中描述了这第二个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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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主义风潮一直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乃至绝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密切相关。这一思潮常常表示不问政治，事实上它接近美国大型跨国公司中流行的未来主义的技术资本主义……与此同时，对社会问题敏感的超人类主义者并不主张忽视贫困、不公正、不平等和环境等社会大问题……我们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传统人文主义和超人类主义。超人类主义的一个梦想是调和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自由选择的改善（当然包括情感和道德上的改善）将逐渐引向社会和人类的整体改善。根据这种观点，超人类主义并不可怕，反而是可取的。在技术官僚倾向的非政治化、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绝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超人类主义的政治定位仍然多元甚至矛盾，尽管全球超人类主义协会在努力统一。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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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超人类主义这种看似矛盾的政治意识形态，如果像我所建议的那样把它与巴黎1968年运动放在一起看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话虽这么说，关键可能不在于此：如果说对个人自由的要求是超人类主义的驱动力和首要诉求，它的最终目标显然是功利主义的。从哲学的层面来说：它放在第一位的是与各种形式的痛苦做斗争，要为人类带来最大可能的幸福——这也解释了这一运动为何越来越成功。谁可能反对幸福和铲除苦难呢？除非是魔鬼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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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功利主义是自18世纪以来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哲学，其主要理论是所谓的幸福主义：在这样的世界观里，人类首先被定义为把幸福作为利益的生物。“利益”这个词在这里是关键。因为对功利主义者来说，我们基本的定义是“具有利益的人”。虽然人乍看起来形形色色，最终却都回到一个原则：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候，人类瞄准的目标都是幸福，基本上都趋向于快乐和舒适，且想尽一切办法逃避或避免疼痛和痛苦。换句话说（这是共和党道德与康德伦理学和基督教传统的根本分歧点），人类没有——从来没有——无关利益的行动。对幸福的永恒追求当然可能比预期更为复杂，而且存在高级、知性的快乐和欲望，以及庸俗、低级的物质快乐和欲望。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在功利主义者看来，我们的行动都一样被利益的逻辑主导，且利益的逻辑既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某些行动看似是无私的或利他的，例如，一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别人，实际上是由某种暗藏的利益悄悄地或不自觉地决定的。在任何情况下，无私都只是一种表现、一种错觉。看似无私的人，那些为别人牺牲自己的时间甚至生命的人，只是反映了一件事，即他们的利益在于别人的幸福，使其最终为了追求这一利益而牺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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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这么说，但不要误解，功利主义不是只重视个人利益的满足，与欧洲大陆的人通常的看法相反，功利主义并不一定是自私的学说。其实，它的基本主张如下：一个行为是好的，不是因为它只能满足我个人的利益，而是它往往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最多数量的幸福。换言之，当一个行为能够使世界上幸福或福祉的总量增加，它就是正确的；当一个行为导致幸福的总量减少，使为此行为而痛苦的人的数量最多，它就是错误的。在功利主义者眼里，重要的是关注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孤立的个体的利益，因此，他们考虑的是幸福或痛苦的总量，而不是只有个人利益的满足。这一思想可谓普世主义——考虑到公共利益和整体利益。换句话说，功利主义不是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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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超人类主义宣言所写，所有可能经历痛苦或快乐的生物，包括动物，有一天也许还包括智能机器，都应该被纳入超人类主义道德的考量，因为超人类主义至少在这方面是深受平均主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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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种“解构主义”、平均主义、反物种主义和生态主义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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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功利主义直接相关的民主理想基于如下信念：古代社会由于种族、性别和物种歧视（歧视动物，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权利）或贵族歧视而忽视了一种生物的存在，但民主运动至少在近两个世纪里始终致力于扭转这种灾难性的逻辑：在很晚才承认黑人和奴隶这些“野蛮人”的权利之后，我们承认了妇女、儿童、疯子的权利，现在轮到动物进入法律保护的领域。霍托伊斯正确地指出，超人类主义极度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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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人类主义者，就是要谴责这些幻想及其后果：物种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将其他生物与人类截然分开，压迫或毁灭它们；这是一种虚构，其主体无视所有限制其自由和洞察力的决定论（无意识、经济、文化、思想、社会……）。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是种族中心主义、性别歧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西方的发明……它主要关注西方白人男性形象。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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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主义要摒弃传统人文主义的一部分，只保留其“积极”的遗产，笼统地说，包括理性主义、批判性思维、平均主义、自由和人权，并以“后人类人文主义”之名拒绝其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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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张以慎重、民主和道德的原则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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