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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许多超人类主义者都显然意识到他们的计划所带来的科学上的风险和伦理问题。他们一般对批评者的批判烂熟于心，不断努力据理力争提供答案（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些争论）。但是，现在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们在选择了绝对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同时，至少在原则上，依然接受持续的开放性讨论，且大多数时候真诚而强烈地呼吁民主对话，尝试找出风险最小也最合理的解决方案。一般来说，超人类主义者都热爱说理，不逃避矛盾而是寻求矛盾，因为他们相信，要解决基因操纵这类困难的议题所引发的不可避免的纠纷，不是靠教条，更不是靠暴力，而是靠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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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洛朗·亚历山大虽然是个狂热的超人类主义者，他也提到风险考量和治疗模式过渡到“改良”模式过程中的伦理问题都不应该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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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基因组是脆弱的，它靠几十个非常精妙的机制来运行，其中哪怕出现一个小小的变化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我们刚刚走过的上个世纪里，基因学被利用来证明种族主义、大屠杀，甚至各种保守的和殖民思想的合理性。奥斯威辛集中营就是建立在种族理论的基础上，从误入歧途的基因学获取灵感……生物学必须非常谨慎，永远不要忘记，它曾被利用来实施最疯狂的种族灭绝行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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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该在两个层面上保持谨慎：首先在科学层面上，绝对不能随便以人为对象任意做任何实验，在尝试对我们的基因进行实验时，也许因为人体的无限复杂性，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同时在道德层面上，我们必须质疑、必须权衡生殖细胞实验的优点和缺点，这种实验可能非常可怕，因为是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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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必须直面的正是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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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革命：生物科技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 第二章 生物技术的二律背反—“生物保守主义者”vs“生物进步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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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针对超人类主义计划的最严肃的反对意见不一定是最复杂的，更多的是常识或证据方面的，比如我们立即想到：生殖遗传操纵具有遗传性和不可逆性，这样做难道不会带来医学和科学上的巨大风险？难道我们可以确定这个改善人类的计划真的能往好的方向走而不是走向最糟的恐怖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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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超人类主义者总是回答说，如果科研不受阻碍，而是被鼓励和资助，谁也不能先验地声称永远没有可能祛除与衰老相关的各种病理。其理由总是一样的：鉴于基因学和新技术在最近几年取得的进展，关闭革命的大门是荒谬和不负责任的，科学很有可能实现根治衰老和无法治愈的遗传疾病，甚至改善整个人类，这是为了全人类的福利，只要谨慎，万事大吉。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一直以来，科研的进步都是强调大胆冒险，而不是实施预防。此外，如果我们始终遵循这一该死的原则，今天市场上连阿司匹林都不会有！重要的是合理和理性地从伦理和医疗层面上管控实验，而不是禁止实验。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换个角度来看，博斯特伦在恶龙小寓言的结尾写道：今天真正的风险是完全不冒险！对于那些我们并不一定关心的道德顾虑也是一样，因为一旦真的出现改善人的境况的可能性，阻碍这种可能性才是错误的举措。只需这样想一想便可以想通：父母如何向孩子解释，他们被剥夺了享受科学带来的好处的权利，就因为某个不合理的伦理或宗教原因禁止他们的父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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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有关事实和常识的问题，除了超人类主义者试图提供的回答，我们还必须牢记，如果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全盘否定或肯定，而是从监管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思考的是涉及原则的终极问题——超人类主义的主要优点之一正是迫使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本章将揭示、深入分析和评估这些问题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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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引入这些问题，我们来看看已成为经典的艾伦·布坎南的《超越人类？》。我在此翻译了开头的一段话。布坎南在这里试图用简短的几句话概括反对超人类主义的哲学、神学和道德上的批评（主要是我们已经提到的两个美国哲学家桑德尔和福山）和他对这些批评的主要回应。这可以让读者正确地理解什么是“生物保守主义者”和“生物进步主义者”的“二律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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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题首先是由“生物保守主义者”提出的，布坎南概括了这一派最有力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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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人类生物学乃至人类基因组可以通过人的行为来塑造。但是人体是一个均衡的整体，已被精细地调节好，是苛刻复杂的进化过程的产物。所以随意破坏大自然的智慧、伟大的进化工程师的杰作，以求好上加好是毫无道理的。当然，目前的状况是不完美，但它显然是令人满意的。因此，仅仅为了增强而冒这样的风险是错误的。那些想在生物医学层面上增强的人实际上想追求尽善尽美。他们被自己的欲望冲昏了头脑，凭着这种态度完全无法正确欣赏我们已得到的一切，感激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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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短短几句话很好地总结了保守或传统主义的道德家、神学家对超人类主义计划的主要批评。在反题支持者眼里，问题在于正题包含的所有断言都是“大错特错”，正如布坎南所说和他们所认为的一样，不值得稍微有点理性的人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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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他的反题，也是他的书重点阐述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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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地球上出现人类开始，人类行为不断改变和塑造了人类生物学和人类基因组：从土地革命到城市、政治体制和先进交通技术的出现，人的能力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善，引发了自然选择，并将原本孤立的基因组混杂组合。人体根本不是一个“均衡的整体，已被精细地调节好”，因为进化不会创造出和谐“完整”的生命体。相反，它产生的是变化多端、过渡性的尝试、针对某一暂时的“设计”缺陷而拼凑出的解决方案，根本不在意人类的福祉。大自然不是明智的（也不是不明智的），进化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伟大工程师的手笔，反而类似一个蹩脚的修补匠干的活儿，他非常躁动和盲目，对道德完全不在意。千百万人的境况一点也不令人满意，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甚至为了维护我们当中比较走运的那一部分人的福利，可能有必要进行生物医学上的改进。为了解决我们自己制造的各种问题，比如环境污染、人口过剩、全球变暖的问题，人类应该提高知识能力甚至道德。寻求生物医学上的改善并不是追求完美，仅仅只是改进。渴望改善人的某些能力以提高人类福祉，或保护那些我们已经享有的能力，这些跟想要控制一切的意愿没有关系。正确评价我们所拥有的与寻求改进一点也不矛盾，如果有必要改进，我们有权要求改进，以求维护我们已经被赋予的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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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简单的总结可以看出，最尖锐的批评矛头直指其原则和后果，在保守派眼里，生物技术革命可能带来的后果难以管理。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保守派的观点，从福山的小书《人的终结：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开始。福山故意给这本书取了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在这本书里他打算用理性的传统主义反对现代性，一种被古希腊人称为hybris——自大、傲慢和过分——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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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对超人类主义的观点：自然的神圣化是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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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传统宗教的角度来看，对生命体的任何操纵都是亵渎，因为这是只有上帝才拥有的专属权，加之还有很多人认为人的本质（人类基因组）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就可以理解，动手改变人的本质会被看成对普世道德最确定无疑的破坏。因为这种道德，对传统主义者来说，只可能扎根于人类共同的自然特性之中。所以，不尊重它们，想改变它们，就是破坏道德的自然基础。因此，在福山眼里，改变某些个体的生物性禀赋等于宣布人类的末日，因为它将对人类这种有道德的物种的完整性造成不可逆转的威胁，道德物种应该受到人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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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物种层面的基因工程还要25年、50年或100年以后才能实现，它也是生物技术最重要的未来发展。其原因是，人的本质是正义和美好生活这些概念的基础，如果这种技术日后被广泛运用，所有这些概念将发生深刻的变化……有充分理由需要我们谨慎对待，我们必须尊重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不可想当然地认为人类可以轻松地任意加以改进……建水坝或在某一地区进行单一种植都会扰乱无形的关系，以不可预知后果的方式破坏系统的平衡，更何况改变人的本质。我们以为自己对人的本质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好的理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想改变它。但超越自然并不是那么容易：进化可能是一个盲目的过程，但它遵循严格的适者生存的逻辑，使生物适应它们的环境。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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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多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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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不仅可能摧毁道德的基础，还恬不知耻地为优生学重新打开了一条道路，甚至赋予它新的合法性。当然，如我们前文所说，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优生学，福山承认这种优生学与纳粹推行的旧优生学在两个关键点上不同：纳粹优生学是灭绝性的并且是国家行为。新技术带来的优生学不是国家行为，也不会灭绝弱者，甚至“可以改良”，因此它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由家庭或个人自由决定）。但是，福山认为，风险在于父母做选择时会跟风（比如，某一代想要金发的孩子，另一代则想要棕发的孩子，有的想要温和的孩子，有的则想要争强好胜的孩子），导致孩子们以后责怪他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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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指出，福山的观点在超人类主义者眼中也可以反过来：孩子也可能怪自己的父母因为宗教或道德信仰阻止他们求助于科技进步，不尽一切可能摆脱潜在的疾病或“改善”他们。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对超人类主义的批评，即使是其中最为尖刻的批评也非常严肃地看待超人类主义计划，而不是像二十年前那样耸耸肩，嘲笑“改良性”意识形态（可惜在欧洲还是这样，欧洲对新技术革命的认识落后差距极大）。在过去二十年中，很多人都能看出基因学有明显进展：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使这一计划一年比一年更可信。现在每个人都承认，包括福山也承认，他们承诺的进展很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们宣称的进步会发生，包括人类寿命的延长，这迫使我们尽快开始思考，以免来不及改变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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