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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让我们把这个形而上的争论放在一边，探讨一下超人类主义始终宣扬的自由主义/绝对自由主义理想的政治内涵，如马克斯·摩尔在《反熵原则3.0：超人类主义宣言》里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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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自主权和责任与自体实验相辅而行。“反熵者”愿意对自己自由决定的后果负责任……实验和自我改造并非没有风险，但我们希望可以自己自由地评估这些潜在的风险和收益，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并对这些风险的后果承担责任。我们坚决反对将关于自体实验的安全或实行的个人选择强加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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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属于典型的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个人主义，对集体思想和行为不屑一顾，并拒绝考虑如下事实：很明显，彻底改变一部分人口的遗传基因不可能不对其他人产生影响。话虽如此，自由主义在其存在过的西方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两个或多或少合法的后代：一个是极端自由主义，另一个是平均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吉尔伯特·霍托伊斯很准确地在下面这段浅显易懂的话中描述了这第二个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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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主义风潮一直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乃至绝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密切相关。这一思潮常常表示不问政治，事实上它接近美国大型跨国公司中流行的未来主义的技术资本主义……与此同时，对社会问题敏感的超人类主义者并不主张忽视贫困、不公正、不平等和环境等社会大问题……我们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传统人文主义和超人类主义。超人类主义的一个梦想是调和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自由选择的改善（当然包括情感和道德上的改善）将逐渐引向社会和人类的整体改善。根据这种观点，超人类主义并不可怕，反而是可取的。在技术官僚倾向的非政治化、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绝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超人类主义的政治定位仍然多元甚至矛盾，尽管全球超人类主义协会在努力统一。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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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超人类主义这种看似矛盾的政治意识形态，如果像我所建议的那样把它与巴黎1968年运动放在一起看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话虽这么说，关键可能不在于此：如果说对个人自由的要求是超人类主义的驱动力和首要诉求，它的最终目标显然是功利主义的。从哲学的层面来说：它放在第一位的是与各种形式的痛苦做斗争，要为人类带来最大可能的幸福——这也解释了这一运动为何越来越成功。谁可能反对幸福和铲除苦难呢？除非是魔鬼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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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功利主义是自18世纪以来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哲学，其主要理论是所谓的幸福主义：在这样的世界观里，人类首先被定义为把幸福作为利益的生物。“利益”这个词在这里是关键。因为对功利主义者来说，我们基本的定义是“具有利益的人”。虽然人乍看起来形形色色，最终却都回到一个原则：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候，人类瞄准的目标都是幸福，基本上都趋向于快乐和舒适，且想尽一切办法逃避或避免疼痛和痛苦。换句话说（这是共和党道德与康德伦理学和基督教传统的根本分歧点），人类没有——从来没有——无关利益的行动。对幸福的永恒追求当然可能比预期更为复杂，而且存在高级、知性的快乐和欲望，以及庸俗、低级的物质快乐和欲望。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在功利主义者看来，我们的行动都一样被利益的逻辑主导，且利益的逻辑既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某些行动看似是无私的或利他的，例如，一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别人，实际上是由某种暗藏的利益悄悄地或不自觉地决定的。在任何情况下，无私都只是一种表现、一种错觉。看似无私的人，那些为别人牺牲自己的时间甚至生命的人，只是反映了一件事，即他们的利益在于别人的幸福，使其最终为了追求这一利益而牺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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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这么说，但不要误解，功利主义不是只重视个人利益的满足，与欧洲大陆的人通常的看法相反，功利主义并不一定是自私的学说。其实，它的基本主张如下：一个行为是好的，不是因为它只能满足我个人的利益，而是它往往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最多数量的幸福。换言之，当一个行为能够使世界上幸福或福祉的总量增加，它就是正确的；当一个行为导致幸福的总量减少，使为此行为而痛苦的人的数量最多，它就是错误的。在功利主义者眼里，重要的是关注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孤立的个体的利益，因此，他们考虑的是幸福或痛苦的总量，而不是只有个人利益的满足。这一思想可谓普世主义——考虑到公共利益和整体利益。换句话说，功利主义不是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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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超人类主义宣言所写，所有可能经历痛苦或快乐的生物，包括动物，有一天也许还包括智能机器，都应该被纳入超人类主义道德的考量，因为超人类主义至少在这方面是深受平均主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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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种“解构主义”、平均主义、反物种主义和生态主义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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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功利主义直接相关的民主理想基于如下信念：古代社会由于种族、性别和物种歧视（歧视动物，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权利）或贵族歧视而忽视了一种生物的存在，但民主运动至少在近两个世纪里始终致力于扭转这种灾难性的逻辑：在很晚才承认黑人和奴隶这些“野蛮人”的权利之后，我们承认了妇女、儿童、疯子的权利，现在轮到动物进入法律保护的领域。霍托伊斯正确地指出，超人类主义极度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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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人类主义者，就是要谴责这些幻想及其后果：物种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将其他生物与人类截然分开，压迫或毁灭它们；这是一种虚构，其主体无视所有限制其自由和洞察力的决定论（无意识、经济、文化、思想、社会……）。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是种族中心主义、性别歧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西方的发明……它主要关注西方白人男性形象。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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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主义要摒弃传统人文主义的一部分，只保留其“积极”的遗产，笼统地说，包括理性主义、批判性思维、平均主义、自由和人权，并以“后人类人文主义”之名拒绝其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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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张以慎重、民主和道德的原则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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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许多超人类主义者都显然意识到他们的计划所带来的科学上的风险和伦理问题。他们一般对批评者的批判烂熟于心，不断努力据理力争提供答案（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些争论）。但是，现在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们在选择了绝对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同时，至少在原则上，依然接受持续的开放性讨论，且大多数时候真诚而强烈地呼吁民主对话，尝试找出风险最小也最合理的解决方案。一般来说，超人类主义者都热爱说理，不逃避矛盾而是寻求矛盾，因为他们相信，要解决基因操纵这类困难的议题所引发的不可避免的纠纷，不是靠教条，更不是靠暴力，而是靠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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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洛朗·亚历山大虽然是个狂热的超人类主义者，他也提到风险考量和治疗模式过渡到“改良”模式过程中的伦理问题都不应该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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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基因组是脆弱的，它靠几十个非常精妙的机制来运行，其中哪怕出现一个小小的变化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我们刚刚走过的上个世纪里，基因学被利用来证明种族主义、大屠杀，甚至各种保守的和殖民思想的合理性。奥斯威辛集中营就是建立在种族理论的基础上，从误入歧途的基因学获取灵感……生物学必须非常谨慎，永远不要忘记，它曾被利用来实施最疯狂的种族灭绝行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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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该在两个层面上保持谨慎：首先在科学层面上，绝对不能随便以人为对象任意做任何实验，在尝试对我们的基因进行实验时，也许因为人体的无限复杂性，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同时在道德层面上，我们必须质疑、必须权衡生殖细胞实验的优点和缺点，这种实验可能非常可怕，因为是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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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必须直面的正是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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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革命：生物科技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 第二章 生物技术的二律背反—“生物保守主义者”vs“生物进步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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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针对超人类主义计划的最严肃的反对意见不一定是最复杂的，更多的是常识或证据方面的，比如我们立即想到：生殖遗传操纵具有遗传性和不可逆性，这样做难道不会带来医学和科学上的巨大风险？难道我们可以确定这个改善人类的计划真的能往好的方向走而不是走向最糟的恐怖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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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超人类主义者总是回答说，如果科研不受阻碍，而是被鼓励和资助，谁也不能先验地声称永远没有可能祛除与衰老相关的各种病理。其理由总是一样的：鉴于基因学和新技术在最近几年取得的进展，关闭革命的大门是荒谬和不负责任的，科学很有可能实现根治衰老和无法治愈的遗传疾病，甚至改善整个人类，这是为了全人类的福利，只要谨慎，万事大吉。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一直以来，科研的进步都是强调大胆冒险，而不是实施预防。此外，如果我们始终遵循这一该死的原则，今天市场上连阿司匹林都不会有！重要的是合理和理性地从伦理和医疗层面上管控实验，而不是禁止实验。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换个角度来看，博斯特伦在恶龙小寓言的结尾写道：今天真正的风险是完全不冒险！对于那些我们并不一定关心的道德顾虑也是一样，因为一旦真的出现改善人的境况的可能性，阻碍这种可能性才是错误的举措。只需这样想一想便可以想通：父母如何向孩子解释，他们被剥夺了享受科学带来的好处的权利，就因为某个不合理的伦理或宗教原因禁止他们的父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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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有关事实和常识的问题，除了超人类主义者试图提供的回答，我们还必须牢记，如果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全盘否定或肯定，而是从监管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思考的是涉及原则的终极问题——超人类主义的主要优点之一正是迫使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本章将揭示、深入分析和评估这些问题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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