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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解释一下这三点，因为桑德尔的批判——批评制造“超人类”或“后人类”的想法是傲慢、过度和自大的表现——最终基于这三种价值观（以下为笔者意译桑德尔此书第五章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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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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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革命瓦解了我们对人的能力和品质是天赋的看法，因而改变了道德领域的三个根本点：谦卑、无辜和互助……我们深深爱着我们的孩子，但迄今为止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要拥有什么样的孩子，这让父母学会敞开胸怀接受自己并不一定希望的现实。这种开放的心态不仅在对待家人时应该受到鼓励，在面对外面的世界时也一样。它要求我们接受意外，忍受不和谐，抵御想要控制一切的轻率冲动。在电影《千钧一发》中，父母习惯于选择孩子的性别和遗传特征，这样的世界将是一个不能容忍意外和非所愿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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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凭着这种傲慢，这种想创造一切、控制一切的欲望所固有的狂妄自大，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谦卑，同时失去了对天赐的感激和开放的精神，以及接受不同、非所愿和意外的能力。第二重损失桑德尔认为也很惨重，我们失去了无辜，而我们的责任呈指数级扩大，几乎被迫选择孩子的生理和心理特质，以防其他父母选择改善子女的能力，致使自己的孩子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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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以为增强/改善人类会毁掉人的责任……其实完全相反，责任没有被毁掉而是暴涨！当谦卑不再，责任会变得无限大。我们不再归功于运气而更多地归功于选择。父母要为选择或未能选择孩子的恰当特质而负责，运动员为获得或没获得那些能帮球队获胜的技能而负责。我们把自己视为创造物的好处之一——不管是自然、上帝还是幸运女神的创造物——就在于我们无须为我们是什么而负责。我们掌控遗传禀赋的程度越高，我们对自己的才干和表现所负有的责任就越重。今天，当一个篮球运动员投篮未中，教练可以责备他站位不对。明天教练就会责怪他长得太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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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以后那些天生失聪或失明的孩子会如何责备他们的父母？会不会起诉父母，指责他们没有花心思去做基因测试和基因操纵？如果他们不信教，不保持谦卑，不对天赐、多样性和世界的偶然性持开放心态的话，他们本可以也本应该做这些事？我们理解桑德尔认为这种指责是不对的，甚至是不堪的，但是难道就没有其他人反而觉得这样的指责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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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互助的终结带来的问题同样令人不安。这又和普罗米修斯式的傲慢直接相关，控制的欲望逐渐超过了对自然或上天给予我们的一切怀有谦卑、感激和开放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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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我们对自己的命运、孩子的命运的责任极度扩大，可能会降低我们的休戚与共意识和对那些天赋比我们差的人的同情。因为我们越是相信人的命运主要看天生的运气，我们越是有理由同情别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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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阐明他的观点 [39]，桑德尔举了保险的例子：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或他人在未来生活中的风险，所以都同意支付保险费，即使别人可能从中获益多于我们自己（或者相反）。大家不知道，也不清楚未来会怎样，但每个人的风险都是一样的，因此接受另一重风险——投了保结果任何风险都没发生。但是，一旦我们开始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负责，包括缺陷、将来可能发生的疾病或疾病基因的根除，“互助”就可能会被“人人为己”、各负其责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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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市场采取互助的做法，前提是人们不知道自己有哪些危险因素。假设基因测试有了更大突破，使人们能够可靠地预测未来的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那么，那些有足够理由预期自己拥有良好的健康和长寿的人将离开保险这条船……一旦拥有优良基因的人不再和缺少优良基因的人一起参与保险，保险的互助性质也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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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的这本书和他所有的书一样充满了论据和具体例子。他还进一步从更为政治的层面来批评超人类主义：在这些新的人对人的操控力面前，不同的家庭并没有均等的机会。基因工程的费用想必高昂，至少在最初的阶段价格不可能低，在这种情况下，贫富差距会变得越发令人难以忍受，因为它变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更糟的是，多种人类今后可能共存，在过去曾有过尼安德特人与克罗马农人共存的情况——而人们开始觉得这种共存绝对不是什么和平共处。再说，超人类主义的支持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已逐渐认识到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以便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后人类”。例如，博斯特伦说应该防止出现一个“只顾改善自己及其后代的特权阶层”，这样就不会致使最终出现“两个人类物种，他们除了拥有共同的历史再无其他共同点。享有特权的人可以永不衰老、健康、智商超高且外形完美无缺……无特权的人停滞在目前水平，这可能会夺去他们的自尊，使他们产生妒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流动性可能会非常接近于零” [40]。这还是很恼人的，所以博斯特伦考虑应采取政策措施以减少这种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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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桑德尔在书中还提到，在地缘政治层面上，这些新技术可以被用于非和平的目的，其中包括被极权主义政权或恐怖组织利用——而且今天恐怖组织“达伊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这么做了，试图通过安装各种装置来控制各国的飞机。另外，在那些法规相对宽松的国家，比如巴西，整容手术的数量不断增长，很可能出现“基因手术游”。但是，这也是一个精神层面的问题。生活意义到底为何？人们无疑会对此有更多的思考，且不同于以往：无限期地活着意味着什么？一个与死亡无关或几乎无关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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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正如我们看到的，应该得到最充分的考虑。然而，尽管有上文提到的这些反对意见，毫无疑问，将来还会有许多其他可以想象的批驳，但是想要逃避疾病、衰老和死亡（自己的和亲人的）这三重祸害的欲望毫无疑问会战胜它所招致的合理或不合理的反对意见。因此，我坚信，在禁止一切和允许一切的两种极端之间，我们必须开创另一条道路。但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应该如下文的哈贝马斯一样，从现在开始就预见并进一步反思新技术日后对人类构成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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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对超人类主义计划的批评：禁止改善，停留在治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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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性的未来：走向自由优生学？》 [41]一书中，哈贝马斯从一个新颖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孩子的角度。如果孩子的父母决定修改孩子的基因组，不是为了修复和治疗，而是为了增强和改进遗传基因，也就是说与超人类主义的想法一致。孩子的“自由”——或用哈贝马斯一贯的术语来说，“他与自身自主性的反思性关系”，更简单地说也就是，这个孩子日后如何理解自己是自由的——至少在哈贝马斯看来，孩子会因为基因操纵手术受到很深的影响，因为父母的选择（增强某种能力而非另一种能力，例如，增强运动能力而非艺术和文学方面的天赋）是强加于他的。这就是他在《人性的未来》里用很大篇幅探讨的主题，他在2002年12月1日接受法国《快报》采访时用更为精练的方式进行了表述。这位德国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最终看法非常接近桑德尔，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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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人类的本性到目前为止仍属天赐、不可触碰，现在却有可能被操纵和设定，一个人因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刻意改变他人的遗传物质和天生禀赋……我好奇的是，如果父母获得的这种选择自由越来越大，那么父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破坏了孩子的自由，包括孩子自我决定的可能性？……我想，一个年轻男子或年轻姑娘如果有一天得知，他的基因物质在出生前已被改变，但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治疗性理由，他（她）会怎么想？一旦父母带着改善孩子未来机会的良好意愿采取这种优生方式，他们只能是以自己的喜好为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将来成年后会赞同家长的想法和偏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不认同，他就会质疑，比如，为什么他的父母让他拥有数学天赋，而不是运动或音乐能力，后者可能对他从事喜欢的体育事业或成为钢琴家来说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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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设想的情况下，哈贝马斯用“数学天赋”而不是演奏钢琴的天分做例子，这在科学上是不合理的。尽管人们总说存在所谓的“数学神童”，但没有哪个严肃的生物学家声称可以通过基因操纵来获得这样的天赋。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正如哈贝马斯说，要做的是预测和想象“如果……会发生什么”——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天要面对这一情况。但是，不举数学和钢琴天赋的例子，很可能发生的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选择孩子的一部分身体特征——因此，哈贝马斯提出的问题至少原则上还是切中要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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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他提出的问题——父母的自由与孩子的自由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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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哈贝马斯的记者很快对他提出异议，教育的问题难道不是跟这一样吗？在教育方面，父母为自己的孩子做出种种选择，选择什么学校、选择教他们什么语言、让他们选择什么专业，无论哪种，他们传递给孩子自己的道德、政治、精神方面的价值观，这些将终其一生伴随孩子，孩子要么接受、要么摈弃。这些选择跟影响孩子的禀赋和生物基因机制的选择又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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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的答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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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没错，但以这种方式传达的（父母）意图是对个体进行社会化：跟家长决定孩子基因命运时的意图不一样，确定的方式不同，也不像后者那样是隐形的。而且，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别，即孩子能否在青少年时期以批判性的态度面对父母。对于前者，孩子可以通过反思来主导自己的历史，对于后者，孩子面对的是一个基因设定，一个沉默的事实，它无法回答孩子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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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孩子可以像跟自己的父母讨论教育选择一样讨论基因选择。哈贝马斯的论点尽管看似有道理，在我看来却很难令人信服。让我们继续看他的推理。他立即从中得出结论说，必须坚守治疗和增强之间的区隔，这在道德层面上非常重要。注意，哈贝马斯并不敌视所有的基因操纵，包括生殖方面的，但似乎他只接受以在胚胎阶段根除没有人想拥有的疾病基因为目的的基因操纵。在这种简单的治疗性基因操纵的情况下，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会反过来：他不仅不会怪他的父母介入他的基因规划，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相反，他后来会责怪他们没有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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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健康或避免疾病作为主导思想。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决定影响另一个人终生的自然资源分配。基因干预应该以获得本人的同意为原则……我关心的是由他人做优生决定所带来的危险。但是，当改变某一特征的基因干预是以治疗为意图时，我们可以预设此人会同意干预，那这种危险就不存在，但这仅仅是在确定遗传疾病基因会带来极坏后果的情况下。除非是为了避免极坏的后果，否则我们无权假设能获得广泛共识，因为恰恰相反，涉及正面价值的时候，人们的意见往往分歧很大。因为这个原因，民主立法者应该在仔细权衡利弊并明确说明之后列出一个可授权进行干预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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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哈贝马斯对治疗性基因操纵持开放态度，他仍然明确敌视植入前诊断，因为他认为植入前诊断涉及工具化使用胚胎，违背了康德的主张——永远不要把他人仅仅当作一种手段，而应该始终把他人当作目的（我认为刚好相反，让一个注定要忍受痛苦和过早死亡的孩子在可以避免其出生的情况下出生，在道义上是不负责任的，但目前这不是重点，让我们继续跟随哈贝马斯的思路）。有人可能会说胚胎不是“他人”，而是一堆无意识的细胞，但哈贝马斯试图用教会的论点——人类胚胎是“潜在的人”来反驳，他认为据此我们就不能把“这一堆细胞”视作简单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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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哈贝马斯的批评的四个可能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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