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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如果真的出现哈贝马斯所说的“孩子特质超市”，我们还是能从四个角度驳斥他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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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强调天赋和社会教育的不同，这一点在伦理层面上难以令人信服。要记住（因为尽管这句话表述的是事实而非原则，在讨论中仍然很重要），没有科学证据表明，我们有一天能像哈贝马斯假设的那样轻易地设定孩子具有艺术或科学天赋，而且是单一特征性的。人的任何一项认知活动都有8万到11万个基因参与其中，想象修改某个单一基因就能改变认知活动并对其进行设定是毫无意义的。这也是为什么超人类主义宣言所树立的目标比较笼统（总体上更聪明、更强壮、更灵敏），并没有提到特定品质，提高与某一特定学科相关的能力。在此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先假设哈贝马斯所说的情况真的存在，但无论哈贝马斯怎么辩解，我们依旧不明白，通过教育传递的社会、语言、道德和文化遗产，怎么就不比天赋来得更潜移默化，怎么就更容易与孩子商谈。无论是从社会教育层面还是从天赋层面来看，正如我前文所说，人总是处在某个情境中，而任何情境都不是决定性的（就其对人的自由的影响而言）。换句话说，任何自由都是相对于历史和自然所给定的一切而言的。我们的父母选择我们读什么学校，学什么科目，强加给我们很多不可逆转的文化元素，包括他们的母语、世界观和道德原则：这些跟父母决定给孩子多加一些（基因）天赋有什么不同？孩子日后不也一样可以就其天赋与父母商谈？天赋是静默的，哈贝马斯说。但是，他不明白，任何情境，无论是天赋的还是历史的，都是一个基础条件，并不能阻碍自由，而是构成人行使自由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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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走得更远一点。假设天赋比历史、社会背景和教育更“固定”、更“静默”（尽管这一点在哲学上不经一驳，但看似符合常识），但无论如何，不加干预跟干预一样会带来深远影响。哈贝马斯认为孩子可能会责怪父母为他们选择了某些天赋基因，而这种选择跟父母在教育方面做的选择后果不一样。但是，难道他不明白不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在干预是可能的情况下，不加干预也是一种决定。此外，假设我们的父母无意地留给了我们特定的遗传基因，这些遗传基因并不是他们自主选择的，但这个事实不改变另一个事实——我们也是无意地继承了这些遗传基因。哈贝马斯引用了布坎南的《从运气到选择》，但布坎南肯定会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无论我们不加干预还是选择进行特定的改善干预，我们的孩子都可能责怪我们，依赖运气怎么就比选择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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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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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假设（仍然是假设，且为了论辩之便），大家不接受我提出的反对意见，反而同意哈贝马斯对布坎南的批驳，我们仍然看不出病理性和非病理性的缺陷在道德上有什么区别！超人类主义不仅旨在提高人类智力和道德，它首先主张的是帮助人类摆脱与年龄、疾病、衰老和死亡相关的痛苦。即使假设我们不希望变得更强壮或更聪明（这种假设不大可能，但可以接受），谁真的想变老和死去？可能某些人有他的理由，有些人厌倦了生活想了结性命，可实际上后一种可能性即自杀是永远存在的，但我们得承认这不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在这种前提下，哈贝马斯提出为避免病理性缺陷而改变基因（因为是以治疗为目的，所以仍在合法框架内）可以获得共识，而为避免非病理性缺陷（主要指衰老乃至死亡）则不然，这种区分在道德层面上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已经举过侏儒症或天生外貌丑陋的例子，还有整容手术和某些兴奋剂（万艾可）的例子：从个人的角度可以不想这么做，但既然不愿衰老和死亡的共识与祛除疾病的共识一样广泛和普遍，人们希望改善自己和孩子的基因又有什么不道德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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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穷匕首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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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假设大家不接受前三个反驳意见，最后这一个在我看来也足以超过其他所有驳论：哈贝马斯的哲学和我的一样以自由为基础。他反对以改善孩子为目的进行基因操纵的整个论证基于以下这一点：这种基因操纵日后会妨害孩子的自由，不可逆转地破坏孩子心目中自由人的自我形象。但很明显，这又混淆了情境和决定。这一点在我眼中是如此重要，请原谅我再次重复。显然没有人否认，我们总是受制于某个环境，处在具体的历史和自然情境下。但是一个情境——不管是什么情境，哪怕是监狱——是且永远是人行使自由的环境而已。无论这情境是不是其他人选择的，比如父母选择的，都不改变这一点，因为，如前文说过，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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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让我们承认——我恐怕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对超人类主义的批评引发的这场讨论尚未结束。我相信，读到这里很多读者会想做出回应，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反驳和再论证。有些人很可能更赞同桑德尔、福山和哈贝马斯的看法，而不是我的。我的本意就是如此，这是为了让大家明白我们需要组织讨论。不过，我希望大家遵循一些原则，我将在本书最后一部分具体谈到这些原则，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理由、没有经过论证，只是出于个人看法和立场就禁止基因操控。以上这些都是怀着谦卑的心情说出的，因为我清楚，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判断错误，并且在与他人的讨论过程中改变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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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关于长寿乃至不死的讨论无疑是最激烈、最精彩也最混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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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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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不死：噩梦还是天堂？论世俗的长生不老理想带来的一些形而上学、道德和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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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抗衰老和死亡的计划激起了无数反对，首先来自宗教方面，因为宗教有可能因此失去很大一部分存在的理由，而且宗教也一直都在抵制任何形式的生物操纵。其次是一些世俗思想认为，如果人类有朝一日寿命大大延长——这还未成为现实，但在几十年后也许会被证明可能——这将构成极大困扰。确实，如希腊神话里阿斯克勒庇俄斯和西西弗斯的故事所示，他们担忧的这些问题是非常实在的，乍看之下甚至让人觉得无法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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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心理层面上：这么多空闲时间要用来做什么？正如伍迪·艾伦（Woody Allen）所说：“永远真的很远，越到后面越远。”不正是我们对有限性的感觉、对时间的流逝和无法逃避的死亡的感知促使我们行动起来，摆脱天生的懒惰，推动我们去建功立业、创造文明的吗？其次，在伦理层面上：在这些新的人对人的操控力面前，不同的家庭并没有均等的机会。我们已经提到，长寿的代价将是昂贵的，贫富差距将变得越发令人难以忍受，因为事关生死。在人口结构层面上：如果人类不死，如何避免过度拥挤？该不该决定生活在一个没有孩子的世界里？该不该殖民其他星球 [42]？最后，这会带来一个真正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越发突出且不同于以往：无限期地活着意味着什么？一个与死亡无关或几乎无关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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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超人类主义铲除“死亡恶龙”的目标招致了众多较为激进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我认为以下几点基本上总结了大部分批评意见。让我们来浏览一下，并试着按照超人类主义支持者的角度逐一进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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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少数一些批评只看到目前的现实就称其异想天开：不可能，我们永远不可能“终结死亡”，甚至不可能真的战胜衰老，超人类主义完全是科幻。基督教思想家伯特兰·韦尔热利（Bernard Vergely）正是从这个角度嘲笑超人类主义，因为科学开始与宗教相抗衡，抢去了宗教最钟情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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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死亡的想法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幼稚无知。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见过一个永远活在世上的人。目前在世的最长寿的人是一个日本女人，大川美佐绪，116岁。而正式的长寿纪录是一个法国女人——雅娜·卡尔芒，活了122岁。所以，我们怎么能说死亡很快会被消除？我们怎么知道？没关系，即使没有任何理由这么说，也有人相信。更妙的是，竟然宣布能终结死亡。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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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反驳这种论点太容易了。这种论调从古至今一直被用来反对一切在无知者看来不可能的创新：他们曾讥讽说，不可能，比空气重的（飞机）不可能飞起来，汽车时速不可能超过60公里，不可能即时将图像、声音和信息无线传送到千万公里之外，不可能在月球上行走，不可能对人类基因组测序、随意剪切复制，不可能用人工心脏维持一个人的生命，不可能用干细胞来修复损坏的器官，不可能通过植入视网膜后方的芯片恢复盲人的视力，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发明。莫里哀喜剧人物式的、学识渊博的神学家们曾斩钉截铁地咬定不可能实现之事，现在却变得理所当然。一般而言，说某个东西过去不曾存在所以不可想象它在未来成为现实，坦率地说，这论点太傻，哪怕是一个从根本上反对超人类主义的人，听着也会觉得可笑。其实，伯特兰·韦尔热利一点都不愚蠢，所以不得不马上补充了以下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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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人可能不死，如果是这样的话，将出现两个问题。（1）没有人死去，地球将人满为患……人类很可能会饿死。（2）如果为了不让地球变得过度拥挤，人们停止生儿育女，人类将不再延续。”——他刚刚断言永生不可能，马上转而分析这个被他说成乌托邦幻想的计划可能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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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如我在导论中指出的，目前尚无严格的科学实验证实科学已经战胜人类的衰老，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此外，无论如何我们永远有死亡的可能，因为即使获得极长的寿命，我们总是可以因为自杀、意外或袭击而死亡。但是以下假设还是合理的：假如有一天，哪怕是在非常遥远的未来，人的生命能够显著地延长，死亡更多地来自外部，就像我在书的开头提到的祖母的茶具，总有可能被碰碎。所以，伯特兰·韦尔热利的做法也不荒谬，马上未雨绸缪，思考这样的假设有朝一日成为现实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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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一般反对超人类主义的人就这一关键问题所提出的主要批评——之所以关键，是因为人类增强计划的终极目标就是解决衰老和死亡的问题。我们已经见过一些这样的批评，深入思考之后做一个小结不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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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反对意见最显而易见，就是人口方面的预期后果。如果没人死亡，或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正常活一百五十年到两百年，如何避免人口过剩？除非去殖民另一个星球或不再生育，只允许生死人数相抵，目前还不清楚如何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我们还不得不艰难地承认，死亡对活着的人有好处。我们难道真的愿意活在一个没有孩子的、拥挤的世界里，每个人只想着保住自己的性命，尽可能活得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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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反对意见涉及社会问题：有关养老金的政治纷争肯定会变得大不一样，再没有人可以考虑退休——除非机器人替我们工作，除非我们不堕入终日无所事事极度懒惰的深渊——大家都知道这个致命的恶习能引出一系列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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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谈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反对意见，今天世界上的贫富差距已经令人难以忍受，基因操控难道不会加剧这一不平等？有人会说，差距已经存在，如收入差距比或者说财富差距比，目前已经是1
:1000。但我们在这里考虑的不是自己的汽车或房子比邻居好，而是生死问题。由于延长寿命的成本很高，因此对穷人或富人来说问题的答案会大不相同——显然，这会给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平等问题增加具有争议性的新维度。谁有权利活着，谁又有义务死去？难道仅仅是钱的问题？如果是这样，人们肯定要求机会均等，那如何筹资？更何况洛朗·亚历山大已经指出，医疗费用可能急速上涨，从老年时期转移到童年时期，从病人身上转移到健康人身上，健康人显然会千方百计增强自己，以保证自己一直健康，未患病的人治疗的花费甚至比生病的人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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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将很难避免出现“遗传和生物技术定量配给”，也就是双重治疗。卫生系统将无法负担全部健康人口的医疗。我们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难以承担这一新的医疗类别——跟胚胎、儿童和青少年有关——激增的费用。个体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得花费很多钱，因为在胎儿出生之时甚至之前就可以通过基因组分析得知易患哪些疾病。这将是一个革命。现在医疗支出高度集中在老人身上，70%的医疗开支用于10%患有老年疾病的人口。换句话说，卫生系统日后不仅需要负担病人，还要负担健康的、要求不生病的人。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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