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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是，如洛朗·亚历山大在书中所说，地球将不可避免地变得人口过剩，有点像克罗马农人与尼安德特人共存的时代，几种不同的人种将会共存。那些接受了人机混合等各种形式的“增强”新技术的人，将比那些出于宗教原因仍然保持“人”原本特质的人衰老得慢得多。可能——反正超人类主义者如此笃信——“修改”和“增强”后的人类更强壮、更能抗病甚至更聪明。尼安德特人被更强的克罗马农人灭绝的历史会不会重演？即使不发展到那个程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那样的世界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让我们读一读洛朗·亚历山大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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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将获得几乎免费的DNA测序，下一代将目睹不成熟的“修复”遗传缺陷技术的迅速发展。阻止衰老的技术尚未研发成功，因为需要在儿童时期进行早期干预，所以跟我们没关系。这种基因上的差距显然会带来一个痛苦的过渡期，一边是从童年就开始受益于这些发明的幸运儿，一边是其他人，新技术“之前”和“之后”的人类之间将出现一道鸿沟。之后的人类寿命长，几乎永生不死，只要不发生意外、自杀或谋杀，而出生在死亡的终结之前的传统人类没有这种运气。一个“之前”的八十多岁的人和一个“之后”的同龄人在生理状态上会存在巨大差异。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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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旅游会怎样发展？我们知道，在整容手术领域已经出现技术旅游，基因工程很快也会如此。在这个领域里与其他领域一样，保护主义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人们可能且很容易在别处进行手术，某一个国家禁止这样或那样的“增强”手术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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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地缘政治层面上，如果极权独裁政权大规模改善他们的人口，使之优于他国人口怎么办？有些人已经这么考虑了，实行优生政策轻轻松松提高本国人的平均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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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现在从政治和社会层面上升到道德、形而上学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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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道德层面上，改变人的本质，是否如福山所说，颠覆甚至彻底毁掉了根植于人的“自然权利”中的人文主义伦理根基？如果人的本质变了，随之而产生的道德怎么能不变？变成什么样？岂不是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不清楚盒子里是什么，因此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比如最差的结果？在形而上学层面上，赋予人生以意义和兴味的不正是死亡？一支曲子、一部电影或一本书如果永不结束，还有意义吗？如果我们永生不死，我们还能不能行动起来？会不会注定陷入完完全全的懒惰和最彻底的无意义？在宗教层面上，窃取生的权利，就是窃取上帝独有的权力，因此犯下狂妄自大的罪过，是对上帝的最大亵渎，陷入过度和骄傲，不受限制的人会把自己当作上帝。最后，人们可以实现超生物学意义上的永生不死这个想法——智能机器通过后人类代替人类，人类的记忆、人格被存储在U盘里——是不是很可怕？尤其是当我们想到智能机器首先做出的决定可能就是消灭旧人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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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个假设，正是奇点大学当前的想法——有一天可以把我们的智力、记忆和情感存储在极其精密的机器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个假设是基于一种所谓“唯物主义”的哲学学说之上的，即认为最终人脑和配备有一个所谓“高级人工智能”的计算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差异，前者只是比后者复杂一点。从根本的哲学观来看，我认为这种假设是非常幼稚和错误的，正如笛卡儿在他那个时代把动物简化为复杂的自动装置。下面让我们试着用几句话总结这一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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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超人类主义的局限性：幼稚地混淆人与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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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论完全依靠纯粹的行为主义的方式来对待人类智慧的问题。其第一个前提是，只要具有高级人工智能的机器能够通过图灵测试（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与一台电脑交流时无法判断它是机器还是人），就没有理由认为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之间存在本质区别。这样的机器具有自我意识和体验情绪的能力，既然它们能表现出生命体的所有特性、思考能力还有人类的感情和激情，那就应该和我们人类一样拥有法律地位、权利以及义务（为什么不？）。它们将跟人类一样独立，而它们的智能是人类的千万倍，计算机能够从容战胜国际象棋或围棋的冠军已经让我们做出如此猜测。机器还可以日夜工作，不断发展，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自己，繁殖，表现幽默或感到同情，总之，它能在世人面前表现出人类的一切行为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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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假设这种方式推导出的新的“一元论”为真——谓之一元论，是因为他们把意识纯粹看成物质的产品。在这样的前提下，至少对真唯物主义者来说，人与机器之间仍然存在哪些明确的区别，特别是伦理层面的区别？应不应该拟定类似人权宣言的机器人权宣言？“奇点大学”派的超人类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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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凭直觉，哪怕只是凭简单的常识，我们不得不得出另一个答案：即使机器能够完美地模仿人类，甚至比完美还完美，但因为机器的能力超出了我们人类的能力，因此机器终究无法体验快乐和痛苦、爱和恨，无法拥有真正的自我意识。当然，它可以表现得“像有”，但它并没有任何感觉，因为要感觉到情绪，需要拥有一个身体，需要有生命——因此，只看外部标准，只看行为，是不够的，甚至是惊人的幼稚的。话虽这么说，但我们确实需要能够“设身处地”地体会机器的感觉，体会它能感觉什么、不能感觉什么，来判断它是否具有人性。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奇点大学”派的超人类主义者就是利用这种不可能性来宣称人与机器不存在差别。唯灵论者会说，即使它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和任意性，机器仍然被设定的软件禁锢；而有逻辑的唯物主义者可以回应说，人类也是完全一样的，人的大脑不过是一个复杂的机器，人的情绪是由人的神经机制设定的，其所谓的自由意志是虚构的，因为我们的思想、价值观和所谓的选择只不过是结果，完全被我们的历史和生物特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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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恰恰是错误所在。且不重复我在我的书中经常驳斥的观点，我只提一下唯物主义决定论为什么只是一个假说，而这个假说既不科学又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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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指出，与那些自认为是“理性主义者”的人普遍接受的看法相反，决定论并不“科学”，是无法证实的形而上偏见。事实上，人所有的行动都不受有意识的意志控制，而是由一些动力因、可以告人或不可告人的利益来决定。这一命题是典型的“不可证伪”命题，无法通过任何实验证明。决定论和上帝或天使的性别一样是无法证明的，不仅无法证明其存在，也无法证明其不存在。同样，我们的所有行动都是出于利益，这一决定论说法也无法证伪，因为依照这一说法，我们总能找出任何行为背后的理由，哪怕是表面上最无私大度的行为，都可以假定其背后或多或少有一个秘密或不可告人的理由，因此完全没有可能凭经验反驳决定论。然而，波普尔找出其中存在一个悖论，不可证伪性根本无益于证明决定论，相反，这证明它是不科学的：正因为它不可能被任何可以想象到的经验反驳，因此它的性质是形而上偏见。唯物主义决定论的假说，和上帝存在的假说一样，在一个完全不受事实控制的圈子里转来转去，且只有如此它才能逃脱任何实验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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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传统的唯物主义决定论，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指出的，本质上就是矛盾的。它认为每一个结果背后都存在一个自然的和历史的原因，这个原因本身也是另一个原因的结果，以此类推，直至无穷。因此决定论的观点站不住脚：要么停止因果关系链，像莱布尼茨一样定下第一因（上帝、自然、历史或任何你想得到的其他原因），但是，就在想确立决定论的时候，它就被否定了，因为这个第一因本身没有原因，在定下它的那一刻就违反了原则（决定论称任何原因都有一个原因，它只能否定第一因 [46]）；要么继续无限倒推，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想解释的结果恰恰永远无法确定或解释，因为我们无法把永远抓不住的解释当作真的解释。这对历史学家来说也是一个大问题。每次他们划分一个时代，都不得不随意断代，或者说试图找到一个标准使这个随意的划分看起来没那么明显：当你开始反思14年战争的原因，就得认识到原则上这个问题的解释能回溯到史前……至少是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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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决定论是不可证明、无法想象的，与其相对的假说——人的自由选择引发的一系列行动——同样是不可证明、无法想象的。如果想做到真正的理性主义，必须将决定论维持在理论层面——科学理论层面，不是将其作为适用于事情本身的本体论真理，而是作为一种无限适用的方法论原则，并保留自由的假说。当然，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些哲学批评也不能证明自由的存在，如康德所说，自由仍然是十分神秘、不可理解的，因为它违背理性的原则。但没有什么可以否定自由的存在，因为它超越科学，超越经验，属于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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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唯物主义决定论称机器会具有智能、自我意识和感性，并能存储人的智力、记忆和情感：这一点本质上不可证伪，因为它只以外在的标准来比较人与机器。我们可以打赌，如果有一天他们用可以被驳斥的方式表达这一论点，它将被驳倒。在那之前，它不过是一个跟过去没有任何不同的唯物主义乌托邦幻想，其实并不比法国发明家雅克·沃康松著名的机械鸭子更聪明或更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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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同样的原因，二元论并没有被唯物主义一元论驳倒。诚然，发现和思考万有引力定律需要一个大脑，即牛顿的大脑。尽管如此，这个定律确实存在于牛顿的大脑之外，存在于现实中。对数学定律来说也是一样，需要一个大脑来理解，欧几里得几何中三角形的角度之和是180度，黎曼几何里的角度和大一点，罗氏几何 [47]里的小一点（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曲率为正或负的球面几何）。不管怎样，三角形定律中体现的这种理性不是由我们的大脑产生的，因此唯灵二元论还是有一定机会反驳唯物主义一元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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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终止这些无休止的讨论，目前没有现实可供参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超人类主义的所有批评中，有一些不是很站得住脚，其他则值得我们关注更多。有一点是肯定的，至少，所有的批评应该引导那些可能参与监管新技术开发和后果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应该在这一章中简单诚实地展示它们。我们将会看到，一旦考虑到新技术在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影响，基本上就涉及监管问题，就算不完全相同至少也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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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革命：生物科技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 第三章 共享经济和世界的“优步化”—资本主义的式微或混乱的放松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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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全球基础设施互联网和新型共享经济之间已经建立起深入而持久的关系：共享经济的代表就是著名的GAFA（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 [48]），但互联网最近带来的各类应用，使个人之间建立起前所未有的连接，包括在法国最为知名的优步（Uber）、Airbnb、BlaBlaCar——世界各地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应用出现。据杰里米·里夫金这样的理论家称，这种新形式的社会纽带直接关系到一个新的经济组织形式 [49]的出现，它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物，这在互联网普及之前想都不敢想。根据他的预测，这一新局面有望在短期内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来组织人类生活，也就是17世纪以来固有的两种结构：国家和市场，一个是国家政府机构，一个是完全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经济商业的公民社会。互联网基础设施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既不是国家的也不是（完全）商业化的，它让我们的一个个村庄和地区——很快扩展到整个国家——互联成国际和社群网络。其中少数人会保留自己的营利性，而大多数会变成免费和非营利的（如维基百科的模式，一个不想“赚钱”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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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夫金，一个在20世纪60年代参加左派极端自由主义运动从而进入政坛的知识分子，在其书中鼓吹的正是这个“进步乐观”的方向，称西方世界在现代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每一次都与三个基础支柱产业有关：使生产翻倍的新能源，人与人之间新的沟通方式（包括交通及物流）和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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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工业革命：走向资本主义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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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此简要地总结下这三次工业革命，值得花力气这么做，因为它们（至少里夫金这么认为）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终结。光凭这点就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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