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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科恩举了现场表演演员（传统产业B）的例子，现场表演遇上来自好莱坞（技术性极强的新产业A，生产了大量零边际成本产品覆盖全球，在电视上看一部美国电影根本不要钱）的竞争：新产业A抽空了传统产业B，但这个情况跟“农业转向工业”完全不同。1900年，美国劳动力的40%从事农业生产。今天只有2%。这是一种成功的“流出”模式。很好理解：原本从事传统产业的农民迁移到新的工业岗位，工业当时处在生产力增长的阶段。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转变与之不同，劳动者之前已经从工业大量迁移到服务业，现在又从服务业流出。问题在于这些重新就业的劳动者情况怎么样，如果他们的新工作停滞不前，例如做比萨外卖，结果显而易见：增长的潜力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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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科恩认为有必要学会没有增长也能活下去。但是，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另一种分析，如尼古拉斯·布祖，强烈建议阅读他2015年出版的书《鸵鸟心态》。布祖称，新技术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只要理性应对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就能解决失业，瑞士、德国、荷兰和奥地利就做到了。解决方案很简单，无人不知：大量减少失业补助，鼓励失业者回归工作岗位；针对独立工作进行立法，使受雇佣者人数慢慢增加；修订劳动合同，增强灵活性，促进雇工；大幅度减少部门数量；打破35小时工作制，有的行业只需要工作32小时而有的行业需要43小时以上；最后，提供更好的入行培训和主要针对失业者的职业培训。这样一来，新技术既不会破坏增长，也不会增加失业，而将创造前所未有的大量财富和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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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些讨论的结果如何（我不随意在此下定论），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面对史无前例的全球商业化和放松管制，调控必不可少。因此我们必须跳脱无结果的乐观悲观之争，虽然这两大论调占主导地位，对把握当前的现实来说却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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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革命：生物科技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 结论 监管的政治理念—超越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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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超人类主义和共享经济所引发的大规模激烈竞争，有的人认为监管的准则不够激进，过于妥协，过于迁就，总之，太过“社会民主主义”，恐怕有诈。对极端自由主义者即主张“听之任之”的乐观主义者来说，监管是倒退，是回到国家社会主义的旧时代。对宗教人士和希望阻止超人类主义运动和公民社会、以维护“既有社会权利”或复兴逝去的黄金年代的那些人来说，监管显得过于“宽松”。的确，新技术提出了种种极为复杂的问题。在经济方面，还不清楚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传统行业能否抵御来自网络的竞争，这种竞争有时是合法的，但常常是不公平的。我们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类似于优步模式对出租车或Airbnb模式对酒店经营者所造成的冲击？当它逐渐变得与雇佣劳动旗鼓相当甚至能够取而代之时，我们要如何给这样一种独立的劳动形式一个恰当的定位？要知道，完全禁绝和新自由主义的袖手旁观一样毫无意义。在医学和生物学方面，新技术提出的问题将更加令人担忧，因为我们这个物种的身份——人的本质受到了挑战，先进的基因工程技术可能使其发生不可逆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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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监管是民主国家唯一可行的道路。在民主国家，设定限制是非常关键的，但实施起来很棘手，原因绝不简单，而是跟全球化背景之下现代社会的根本结构有关。我在之前的几本书当中已经解释过（在超人类主义运动和共享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况下，这一反思现在变得尤为重要），全球化的民主国家在这方面呈现出两种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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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特点是民主不仅仅是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条件均等化”，还是一种不断将属于传统范畴的东西推向人的自由范畴的风潮，持续摧毁强加于人的传统和风俗习惯，促使人类掌控自己的命运。这一风潮遍及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在政治、审美、宗教、恋爱生活中，民主国家都向往自主。在这里“自主”需要理解为词源上的本意，也就是说自己设定自己的法则。正如卢梭的表述：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因此，政治上，我们从专制过渡到民主制；宗教上，从国家神权过渡到个人信仰；文化上，从《圣经》过渡到世俗作品；在私人生活里，从父母和族人的包办婚姻过渡到自由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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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主义和共享经济实际上不过是沿着这条民主人文主义的内在过程继续往前推进了一步。这两者都是在对抗异化的传统势力：一个用“从运气到选择”的口号来对抗演化过程中的自然彩票，另一个则对抗妨碍个体之间直接联系的一切中介。在这样的条件下，想阻止一切、以保护过去之名扼杀一切鲜活的东西显然是痴心妄想，是在对抗现代个人最本质的民主逻辑，哪怕这种做法是适当的（鉴于各种技术革新带来的益处，这种做法并不适当），也注定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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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管我们乐不乐意，都必须进行监管，防止人类落入古希腊人所谓的“傲慢自大的陷阱”，也就是说给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类划定界限。但是，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要给公民社会制定规则、维持秩序并限定个人主义逻辑的边界，需要的不仅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府，不仅是一个懂得社会演变规律、社会发生震荡时的风潮和人民的新追求的政治阶层，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管住它声称为之负责的私人领域。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全球化——其一大特征就是技术科学的普遍通行超越一切国界——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面对全球化的市场，公共权力采取的措施政策都是政府/国家级别的，也就是局域性的，因此无能为力。国家政府的实际管理效率在慢慢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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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总结一下以上观察的推论。“去民主化”已经是一个现实，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把握它，才能比较准确地衡量眼下面临的超人类主义与共享经济两大领域的监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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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民主化”：民主走向其反面的辩证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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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民主的古典及现代原则在启蒙运动时期开始发扬光大，让我们以为人类将能够摆脱专制的黑暗时代和旧制度，共同创造我们的历史，控制我们的命运，在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上迈入成熟，获得自主。欧洲大陆实现普选，多元化和个人权利的持续扩大，不久前我们还以为民主的承诺正在实现，然而，全球化恰恰会使这希望落空，民族国家的衰落使得那些声称要“夺回控制权”却仅仅依赖国家政策杠杆的“独立主义”反应显得空洞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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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个现实对监管问题有着极大影响，无论涉及经济、生态、道德还是金融。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种新形势下，确切理解“去民主化”这一过程的性质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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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以下很寻常的一个观察作为理解的出发点：我们身边的物体，比如手机、电脑还有汽车，几乎每年、每月、每天都在变。它们在发展，功能越来越多，屏幕更大，色彩更缤纷，互联网连接更稳定，速度更快，安全装置也更强，等等。这是全球竞争的逻辑直接产生的结果。它是如此强大，一个品牌若不紧紧跟随这个潮流就注定死亡。不论喜不喜欢，有没有道理，任何品牌都逃脱不了，必须适应。这不是喜好的问题，不是一种可能的选择，也不是一个宏大的计划或一个准则，如果一个企业要生存下去，这就是一种绝对必要，是无可争议的必然。全球化推动不断的创新，使一切人类活动处于持续的竞争状态，因此历史开始与民主理想承诺的发展方向相悖而动，越来越超出人的意志。我有一个常用的比喻，很平常却很易懂：如果要使一辆自行车保持前进不倒，或使一个陀螺不断旋转而不停下，我们必须不断创新、创造、改变、移动，总之，就是不断“进步”，而这种为了生存而奋斗所触发的机械式前进并不一定属于一个宏伟计划的一部分，它不一定具有真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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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受益于它的影响，例如在医疗、寿命和生活水平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倍，平均寿命延长了二十多年。谁会不愿意——即使是那些反现代的悲观主义者——在住进医院的时候享受到最尖端的技术、最先进的扫描仪和最有效的药物？这并没有问题。问题反而在于民主，就是说人能不能调节和控制自身的历史以及这一历史的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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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对共同命运的控制和共同命运的意义这两个关键点上，全球化极大地摧毁了我刚才提到的自主和自由的理想。只要你愿意花一点时间思考一下“全球化”的初期与我们当前经历的“全球化”之间存在多么深刻的差异，就很容易理解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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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全球化是伴随着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才真正开始的。为什么把参照点设在这里？就是因为，在人类历史上，现代科学毫无疑问是唯一（如果不是唯一，至少是第一个）具有真正可信的“全球性”使命的理论，第一个能够合理声称对任何人，无论贫富强弱，无论贵族平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毫无差异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万有引力定律既具有民主性又具有普世性。在此之前，人类还在鬼神的生活中游荡，如陪伴你我童年的各种耳熟能详的故事和传奇所描述的那样。诚然，以前有宗教，甚至某些宗教自认具有普世性，还有宇宙论和神话、哲学和诗歌，但事实上它们都是地方性、区域性的。它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理直气壮地自称已一统天下，只有现代科学在惯性或万有引力原理出现之后能做到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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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今世界与之有了很大区别，在17、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中，从科学上掌握宇宙的计划还具有一个意义——解放人类。至少在原则上，它仍屈从于更高的终极目标，乃至被视为有益于实现全人类的宏伟目标。当时的人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掌握能让我们主宰世界的手段，还有主宰世界之后我们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果有），因此当时人对科学的兴趣还不是纯粹的“技术员”式的、“工具性”的，或者仅仅出于对“实用性”的兴趣。对康德、伏尔泰还有笛卡儿来说，通过科学知识和人的意志在理论和实践上主宰世界，并不是纯粹出于对自身力量自恋式的迷恋以及为了得到做主宰的快感。这不是为了掌控而掌控，而是要认识世界，利用我们的智慧来实现一些更高的目标。这些目标说到底不过归结于两个主题：自由和幸福——两个在欧洲出现的新理念，或者说至少是这两种理念的现代形式，也就是说，人文主义、普遍主义和民主的自由与幸福。在启蒙时期的杰出代表们眼中，科学和技术（工业）进步的宗旨首先是把人类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枷锁以及大自然的暴虐中解放出来（因此启蒙运动用光来做比喻，准确地说，在当时所有的欧洲语言中都是如此）。换句话说，用科学主宰世界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以此来实现自由和幸福的民主化——使所有人最终能获得自由和幸福，正如百科全书派所立下的把启蒙运动之光传播到民众当中的宏愿。后来，在19世纪初，国家大型博物馆接过旗帜，带着同样的文化普及的理想，希望伟大作品不再遭受无知者的故意破坏，也不再被深锁于私人博物柜中无人知晓。在知识的推进和共享的背后有一种希望，一种明确而坚决地想要普遍提高文明程度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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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二种全球化，也就是我们今天沉浸其中的全球化，是一种普遍竞争的全球化。历史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或者说，它失去了意义：不再是为了什么超越凡俗的理想。社会的进步，或者更准确地说，社会的发展，逐渐退化为各个社会组成部分之间自由竞争的机械结果。历史不再被目的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和一个更高的目标所吸引而前进，而是被一些动力因，被唯一的生存的需要、“创新或死亡”的绝对义务强迫着或“推动着”前进。用物理学家的语言来说就是“有意图的”，历史不再属于目的因而属于动力因，这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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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现在的全球化与第一种启蒙时期的全球化之间的天渊之别，只要思考一下：对公司来说，不断和别人比较——标杆学习，提高生产力，创新，研发知识并将之应用到工业和经济——也就是应用到消费领域——的需要，已成为生死攸关的当务之急。现代经济的运行规则就像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在全球化竞争的逻辑下，一个公司不适应潮流、不每天创新就注定会消失。正因为如此，技术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发展，与经济飞速增长紧密相关，且技术研发的资金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经济的增长。也正因为如此，人类对世界的操控力不断扩大，实际上已成为一个自动的、失控的甚至盲目的过程，因为它不仅超出清醒的个人意志，还超出任一单独行动的国家的意志。它不过是竞争产生的机械且必然的结果。在技术人员的世界里，也就是说，在眼下的全世界（因为技术已经是一种没有边界、遍及全球的现象），人不再是为了变得更加自由和幸福而主宰自然或社会，而是为了支配而支配，为了主宰而主宰。为了什么？不为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不想“落后”而被淘汰就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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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技术人员的全球化违背了与启蒙运动一脉相承的文明理想，从世界的当前状态来看，它既是失控的，又是无目标的，没有任何既定目的。显然，我们既不知道要去往何处，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此外，即使假设法国禁止某种形式的共享经济和超人类主义，禁止人民优步这种类型的App或生殖遗传操作，也没有人能阻止这种做法在法国之外的其他地方存在，在那些没有我们这么多顾虑的国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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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这个简短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大结论，这两大结论与我们的目的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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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结论：“去民主化”（我在前文中已经简要介绍了其主要机制）必须从两重意义上来理解。其一是民主被去除，即全球化产生了一条我们无法掌控的世界发展道路；其二是民主的自我去除，也就是说，民主去除其本身是它自身发展演变过程的一部分。后者是在严格的哲学意义上的“辩证”（这一过程显然是“辩证的”），也就是说，一个词注定——无可奈何且不知不觉地——带来它的反面。民主并没有受到来自外在的威胁或攻击，它产生与其最初向我们承诺的自主和自由相反的东西，是出于它自身的运动发展，尽管各位同胞对这一点感到非常困惑，且无疑都为此十分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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