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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我不确定，如果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想问题，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在大学里我们做过一个思想实验：当三个人同时落水，而你必须在救自己的妈妈和救另外两个陌生人之间做出选择，你该怎么办？我想我应该救那两个陌生人，但我很可能没有勇气那么做，因为我爱我妈妈。可能更爱自己的妈妈是一件好事。我不知道，如果每个人都救陌生人而不是自己妈妈，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我阅读佛教方面的书，发现僧侣们也在谈论类似的问题，他们并不认为选择他人就是不在乎自己的妈妈，而只意味着更关心陌生人。在这种意义上，如果你同等关心陌生人和自己的妈妈，那就只是一个数字游戏了。但这不是冷冰冰的计算问题，这涉及把同情的对象扩展到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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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脸上几乎毫无表情。就第一印象看来，他内心十分挣扎——他的情感正处于利他主义、理性和哲学式精确这些概念的层层重压之下。如果有人问他对受难怎么看，这个词会令他回想起在某些书里看到过的事实：几百年前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或者荒野中被捕食的猎物所承受的可怕之事。这一遥远信息的可怕程度会令他忍不住哭出来。起初他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但此刻他显然正极力控制那毫无预警即将汹涌而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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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长者：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想要同等关心每一个人，你就会少关心自己的妈妈。当你关心自己孩子的时候，你也做不到同样关心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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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面容清瘦，留有胡须；他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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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这取决于你所谓的“关心”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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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长者：这确实取决于“关心”的意思，但要使你的观点显得合理，必须将“关心”与“感受”区分开来，“关心”必须是一种行为倾向，或者类似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想象一下你以关心自己孩子的方式去关心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你会知道，一直都有人在悲惨痛苦地死去，如果你总是像面对自己孩子悲惨痛苦地死去时那样情绪震荡，你会因此完全崩溃，无法继续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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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我并不认为这显而易见。假设你的一个孩子已经离世，另一个孩子也即将离世，你并不会因此而崩溃——你会尽最大努力去救你的另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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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长者：是的。但是我知道此刻在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正悲惨地死去，如果我以关心自己孩子的方式关心他们中的每一个，生命将不可忍受。佛教徒或许是错的。我认为，除非你已经身为父母，否则很难理解人类关怀的这种极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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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第一章 行善者永远在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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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梦中的爱相比，行为中的爱是既粗鄙又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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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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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关乎会引起矛盾情感的一类人：行善者。我不是指那种常见的兼职行善者——他们拥有一份有价值的工作，或者在一个慈善机构做志愿者，黄昏的时候会回归日常的家庭生活。我是指那种打算尽可能按照伦理规则去生活的人，那种为道德本身所吸引、自发走向道德极端的人。他们把自己整个奉献出去，超出了看起来合理的限度。这种行善者让人感到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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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人有非常强的责任感，强烈到为了去做他相信是正确的事情，能够抑制住绝大部分的基本冲动。这是一场战争，但是这样的人总是能赢。他们很少允许自己放下工作去休假，很少为自己花钱，以便可以捐赠更多。他们也有自己的快乐与幸福，但必须是恰当的——它们必须得到允许。正因如此，他们的生活方式显得有些刻板和狭隘，使得日常存在看起来既松弛又危险。他们关怀陌生人，为了照顾那些陌生人而在一定程度上疏远家人，对低级的快乐无动于衷。他们所坚持的标准和所培育的情感看起来崇高得没有人情味，这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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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热心的行善者的生活有某种令人崇敬之处——我的意思是，虽然其中包含着一种确切的美，但“美”这个字并不能准确描绘它所激起的矛盾和复杂的感觉。一个美丽的事物，比如一朵花或者一条小溪，通常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取悦人，会激发出一种类似爱的感觉。一个崇高的事物，譬如一座高山或者一片汹涌的大海，在激起敬畏的同时也激起恐惧。在面对它时，你会看到它令人敬畏的高贵，同时你也会不舒服地感觉到，你无法长久地与之相处。我想适合行善者的正是这种崇高的感觉：面对这样一个生命，你会感到一种混合着不适的敬畏，你不可能也不想与之共处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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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者既比他人拥有更多的自由，也比他人拥有更少的自由。在这个词通常的意义上，他拥有更少的自由，因为他相信他有责任以某种方式行动，他不得不那样做。但是在更原始的意义上，他拥有更多的自由，因为他能够控制自己，其意图不会被他希望自己没有的软弱所挫败。他很清楚，一旦做出某个承诺，就必须遵守，如果某件事是对的，就得去履行，不会因为看起来很难就放弃。因此，他的生活会是他想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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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通常的方式是帮助你身边的人：一个人成长于某个特定的地方，认为那里有些事情是错误的，于是着手对其进行修正。或者说，这个人的工作突然要求一种英雄主义，而他做到了——他可能是在战争中将教堂变成避难所的牧师，或者是瘟疫来临时在医院工作的护士。不管用哪种方式，他都是在照顾自己人，并尽力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他理解他们，因为他和他们的生活经历是相似的。他可能并不认识他正在帮助的那些人，但是他和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他的人。他和自己的工作之间存在着某种有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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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人，他们的动机是更抽象的东西——对普遍存在的不公正的厌恶，以及对善本身的渴望。他们想要过一种公正的生活，觉得有责任去纠正错误或者减轻痛苦，但是并不知道怎样做才正确，因而索性去亲身实践。他们并不觉得行善必须先在与他们亲近的人中间践行：驱动他们行为的并不是归属感，而是一种想尽可能把事情做好的迫切心态。他和自己的工作之间并不存在某种有机而必要的联系——是他选择了工作，而非工作选择了他。我所谈论的行善者正是这第二种人。他们并不比第一种人好或者坏，但是他们更罕见，也更难被人理解。按照道德观念而非为了自己人的利益而采取行动，似乎有违本性，但是对于行善者而言却不是这样，这对他们来说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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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善者不同，第一种人并不会引起人们的不适感。他们常常被称为英雄，“英雄”是比“行善者”更确切的一个词（我是在现代的通俗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而不是在谈论阿喀琉斯）。这类英雄通常是偶然碰到一个麻烦，决定施以援手，他是被所见的外在事物打动。他无须行善时，就会回归日常生活。正因如此，他的高贵行为不会让人觉得是在责备他人：你没有做他所做的事情，这只是因为你当时不在场，你不是他世界中的一部分。你依然可以想象，要是你当时在场，应该也会做他做的那些伟大的事情——说到底，英雄其实是像你一样平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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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行善者知道危机无时无处不在，会有意追寻它们。他们并非无意识地行善，而是有意计划自己的行为。他们可能充满怜悯之心，但怜悯并不是行善的原因，在看到需要帮助的那个人之前，他们就已经做好了帮助的准备。他们没有日常生活，行善就是他们的生活。这让他们成为好人，但也让他们看起来行为有违常情——他们是那种患难中才会出现的朋友，当你遇到重大困难时会主动提供帮助的道德高尚之人。这就是为什么行善者暗示着一种责备：因为你和行善者一样，都知道在某个地方总是有人需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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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行善者”这个词常常含有贬义。它可能意味着一种病态或入侵式的人格，这样的人总是好心办坏事。它也可能意味着过度热心、一本正经、自以为是，热衷于评判他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放弃了对道德完美的追求，他意识到：硬要表现得极端友善可能是道德上的一种愚蠢行为，让人显得荒唐可笑；过于完美的性格可能会招致妒忌或仇恨；一个仁慈的人应该允许自己有少量缺点以保持与朋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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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善者”仅仅指一个做善事的人时，这个词仍然会引起某种怀疑，甚至是对立。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内疚：没有人喜欢被人提醒自己的自私，哪怕只是暗示。另一个理由则是愤怒：没有人喜欢被告知他应该过怎样的生活，或者有人指责他的生活方式。没有人喜欢成为慈善行为的接受者。但这还不是全部。那些在非政府组织工作的行善者常遭到质疑，因为援助金常常被浪费，而且有时援助金还会伤害到那些本来需要它的人。但这也还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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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不确定的看法同样会挑起我们对行善者的矛盾情绪。尽可能过一种道德的生活——圣徒般的生活，真的好吗？这样的生活是否丢失了某些人类特有的品质？以牺牲自己人为代价关心陌生人真的对吗？将自己置于限制天性与自由的道德约束中真的好吗？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奉行严苛的处事态度却并不需要成为生性严苛的人？当一个人相信他可以改善世界或所做的事情举足轻重时，他是否太过自大或亵渎了神明，因为他不过是广袤宇宙中的一粒尘埃？道德应该是人类价值体系中超越一切的最高法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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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苏珊·沃尔夫说，一个道德上完美的人是毫无吸引力的外星生物，驱动他的不是平常人的爱与喜悦，而是对责任有违天性的献身。只将自己奉献给责任的人生很难为艺术与享乐留下空间。“道德自身，”她写道，“似乎并不是激情的适当对象。”（这是测量行善者看起来有多古怪的一种方式：一个道德哲学家发现，对道德充满激情是不自然的——沃尔夫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哲学家。对道德的激情是一种对善的激情，有点像对上帝的激情的世俗版本，这在过去看来并不那么奇怪。）沃尔夫认为，如果成为高尚的行善者的理想并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比如我们感到，这些人由于自身的冷淡和克制而缺乏某些关键的人类特质，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相信道德的理想状态并非人的理想状态，那么我们就应该修正我们对道德在生活中的地位的认识。道德不应该是人类价值体系中超越一切的最高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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