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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人们对行善者的复杂情感中包含着一种狭隘的抵触——对被责备以及因此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进行辩护的怨气。可能还有一种狭隘的气愤——恼怒于行善者的较真、自以为是或者一本正经。但是，还有些与上述完全无关的强大力量在推动着行善者，而它们一点也不狭隘。这些力量中有些源自人类生活中最基本、最生死攸关也最值得尊敬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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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和陌生人为例。行善者和别人一样拥有家庭，即便没有孩子，也有父母。但由于他遵从非常严厉且刻板的道德承诺，总有一天，这些承诺会与他照料自己家庭的责任相冲突。这个时候他必须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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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显然会选择对家人而不是对陌生人负更多责任，这正是家庭这个观念的部分含义——意味着你对其成员负有更多责任。照料你的家庭似乎本身就是道德的要义：慈善始于家庭。在某些情形下，优先考虑自己的家庭被称为搞裙带关系，是不好的。在另一些情形下，优先考虑自己的家庭被称为乱伦，简直糟糕透了。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在绝大多数时候，家庭与陌生人之间的选择根本不是选择：像关心自己孩子一样关心陌生人的孩子，不仅违背天性，更是荒谬至极。但行善者并不认为他自己的家庭比别人的家庭更应被优先对待。他爱他的家庭，但他知道其他人也同样爱他们的家庭。对于行善者而言，照顾自己的家庭可能类似于一种道德上的托词——看似无私，其实是只关心自己的一种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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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开展政治运动和维护宗教秩序来说，与家庭责任保持一定距离，有时甚至要求独身或抛弃家庭，是献身于更大目标的必要之举。亚伯拉罕准备牺牲自己的儿子，阿伽门农准备牺牲自己的女儿，佛陀抛下自己的家庭，圣弗朗西斯对自己的父母很残忍，甘地对自己的妻子很残忍。耶稣在《路加福音》中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有时，对现实家庭责任的排斥不会演变成现实家庭彻底被精神家庭吞噬：所有人成为兄弟，上帝成为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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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行善者或许不会走到仇恨或者抛弃家庭那样极端的地步，但事实上，当他问自己应该为家庭做多少和为陌生人做多少时，把两者放在同一天平上权衡，似乎已经走得挺远了。但并不是所有宗教都允许人们为了陌生人而忽略家庭。按照传统，一个犹太人有义务将自己收入的百分之十赠给穷人，但绝不能多于百分之二十，以免他自己的家庭变穷，成为公众的负担。在《密西拿》1中有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资产都给了陌生人而不考虑自己的孩子，他的安排虽合法有效，但圣灵却并不会因他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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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相信，善的追寻者不得不发誓抛弃亲密的友谊和排他性的爱，因为对爱与友情的忠诚会引诱他做错事，妨碍他不偏不倚地爱全人类。乔治·奥威尔阅读甘地的回忆录时，对这个主张颇为反感。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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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这种存在的本质在于，人并不会寻求完美，有时愿意为了忠诚而犯罪；不会把禁欲主义推到极致，以至于要禁绝合乎情理伦常的性爱；人会做好最终被生活打败击碎的准备，这是坚持爱其他人类个体不可避免的代价……很容易设想……一个平凡的人拒绝至善仅仅是因为这太难了，换句话说，常人是一个失败了的圣人。然而这个设想是否真实却是可疑的。很多人真诚地不希望自己成为圣人，而那些成为或者希望自己成为圣人的，可能也从来不想成为一个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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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奥威尔对甘地深为敬佩。如果没有甘地，这个世界可能会更加糟糕；而如果没有成为奥威尔难以认同的那类行善者，甘地很可能没法完成他那些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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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情况下，行善者的极端行为会被视为正常行为，那就是战争时期。在战时，或者地震、飓风等和战争具有同等毁灭力量的危机中，责任的界限远远超出和平时期。在战时，为了使命离开家庭，被看作是尽职而非有违天性。在战时，家庭与陌生人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因为对自己家庭的责任扩展至同一阵营的所有人。人们认为行善者如此罕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只关心自己是人的本性。当然，这说出了部分真理。但很多人只关心自己也正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人性使然。当预期发生了变化，就像他们在战时所做的那样，人们的行为也会随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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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那些平时被看作过度热心的行为变得令人期待。在平时，让一个人为陌生人牺牲生命显得极为粗暴无耻，但是在战时却司空见惯。那些在正常道德体系下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坏行为或好行为，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战时，不管是极端的恶意还是美德，都可以得到理解。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新的道德体系：有些人承受着极致道德要求下的巨大压力，渴望着平常生活的宽容与松弛；另一些人则感到，这正是他们最生机勃勃的时代，相比之下其他时候的生活显得灰暗和缺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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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时期，无私看起来很温和——只是意味着太多同情、太少自尊而已。但在战时，无私看起来像是勇气。在和平时期，一个忽略自己的全部责任、不受教化、只做让自己高兴的事的人，比如一个为了艺术而抛弃家庭的艺术家，甚至是一个罪犯，可能看起来是迷人的，因为他们是非道德的、自由的。但是在战时，责任夺走了本属于自由的魅力，因为责任变得比日常的自由更激动人心，因为战争对某些在和平时期不存在的自由开了绿灯，比如杀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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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行善者与普通人之间的差异：对于行善者而言，总是处于战争时期。他们总感到需要对陌生人负责，总把陌生人当成自己人，就像战争中的同胞一样。他们知道总是存在着像战争受害者一样急需帮助的人，这让行善者感受到责任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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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努力过一种尽可能道德的生活是件好事吗？或者，是不是存在某种朝向非凡的善的内驱力让行善者如此偏离普通的人性？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抽象地回答。在抽象的意义上，关于圣人和完善的概念的确存在，但只有现实生活才能完整而真切地传达这种道德性存在的美与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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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书的很大篇幅是由行善者的生活故事组成：讲述他们赖以生活的道德原则是如何形成的，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选择。有些选择十分琐碎，只有在行善者严格的审视下才被看作与道德相关，比如是否将一只虫子从路上移开，是否要买一个苹果。有些选择则十分重大。比如，一个行善者决定在一场政治抗议中付出生命，但她也知道，选择死亡就意味着抛弃儿子；一对夫妇在野外为麻风病患者建了一个避难所，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孩子可能会因此得病，或者被野兽吃掉。所有这些行善者做出的决定都是对的吗？我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怀疑和质问自己正体现了他们的认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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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者相互之间也是非常不同的。有的人信仰宗教，有的人不信仰。有的人没有孩子，有的人生了很多孩子。有的人非常关心动物，有的人完全不关心。有的人认为痛苦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希望痛苦被消灭；有的人则相信痛苦令同情成为可能，因此认为痛苦位于人类状况的核心。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和世界各地，唯一的相同点在于，他们将帮助他人看作是自己的责任。这是他们呈现道德的方式，他们对纯洁或者禁欲主义不感兴趣。他们中没有一个是被载入世界历史的人物——他们不是甘地或者特蕾莎修女。绝大多数著名的行善者引起公众的注意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与善行不相关的天赋：他们是建立制度的政治领袖或者改变大众命运的企业家，通过自己的成功进入公众舆论。但是我想将道德欲望与其他推动力区分开来，尽可能只探讨道德欲望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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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者是古怪的人，但是他们的影响超出了自身。一方面，大家会感到行善者太过古怪，离普通人很遥远，同时也会感到，行善可能正是导致他们同普通人疏远的原因。一方面，大家感到极端的道德与人性相冲突，另一方面，也会害怕，依据道德准则行事可能会让自己远离人群。行善者的矛盾情感会使“尽量有道德地生活”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也没那么必要。你可能会好奇，行善者是否明白我们所爱的正是有缺陷、软弱而又普通的人？以及，如果行善者总是在想这个世界有多么不公正，有多么需要被改变，如果他们想用另一个更好的世界来取代我们这个世界，那么他们是否爱这个我们认识的、本就如此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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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第二章 陌生人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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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尽力在某个时刻帮助某个人，而有的人则努力改变整个世界。第一种行为中存在着一种诱人的亲密关系，但这种关系可能是混乱的、不可预期的。即使帮助成功了，成果也很微小，并没有真的改变什么。第二种行为则更有野心，也更清晰，更宏观，但要获得成功则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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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背叛发生一年后，多萝西·格拉纳达搬到了马塔加尔帕2。此前她一个人生活在首都，思考未来的规划。那是二〇一〇年，她当时已经快八十岁了，但还不想停止工作。正逢卫生部请她到这里来为坎波的接生人员做培训，于是这便成了她接下来的工作。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她本不期待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生活，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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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塔加尔帕是一个山上的小城市，面朝大西洋海岸，离首都约一百三十公里。她租了一栋位于城市南边的山间小屋，和在合作社认识的一个家庭一起搬了进去——那家的丈夫以前是游击队员，妻子之前在警察局工作。要是在以前，她可以照顾自己，但是现在她老了，行动迟缓，身体虚弱，最好还是有人帮助。她的房子是水泥建造的，位于一条土路边，有着落满树叶的门廊和足够她和这对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居住的卧室。房子后面有一处可以用来做饭和晾衣服的空地，远处还有几片林子。下面的城市很吵，总是有吵闹的音乐、汽车喇叭声和摩托车引擎声，有人坐在卡车里用扩音器大声地喊着政治口号。如果站在街道上抬头看，你能看到山，但在正午时分，它们看起来并没有让城市显得更加高大，而是压迫着它，把它困在一个满是噪声的碗中。而这栋位于小山上的房子却是安静的。房子后面那条土路逐渐变窄，最终成为一条布满泥泞、坑坑洼洼的小路，为了走过去，人们只能将木板搭在路面上。路两边生长着杂乱无章的树木和灌木丛。多萝西会在那里遛她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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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的起居室里放着她的书和旧杂志，还有两张舒服的椅子，她总是坐在那里阅读、喝晚间红酒。她常读犯罪推理小说，她所知道的多数和平活动家都爱读犯罪推理小说。不然还能怎样释放他们的攻击性呢？她想，他们不能杀人，所以就只能读些类似的东西。还有一个狭小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桌子、一个档案柜和一台电脑，还摆着一张她和克里斯托弗的照片，那是她第一次结婚后生的儿子，照片里他们的头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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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要接受培训的接生员们住在远离医疗设施的偏远山区。她们已经从自己的母亲那里接受了教导：如果孕妇在任何一个这样的居住区遭遇难产，她会因此丧命。但难产不会像惊喜一样突然降临，所以培训的要点在于教接生员识别危险信号，并将孕妇送到卫生站。为了防止血压过高，她们必须时刻监控血压状况，还得对孕妇的腹部进行触诊来判断婴儿头部的位置。这些居民点甚至称不上是村庄，而仅仅是相隔很远的一二十户棚屋。她的学员，也就是这些接生员，可能不得不朝着一个方向走上一个小时到一户人家，再朝着另一个方向走上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另一户人家。有些房子只能靠步行到达，而且土路在雨季会变得尤其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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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雨季高峰时节，河水暴涨时，人们几乎不可能离开屋子，所以也有必要训练接生员独自应对情况危急的分娩。这时事情就不仅关乎分娩本身了，因为孕妇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死亡。比如，如果一个家庭存在家庭暴力，那么妻子怀孕时家暴的情况会更加严重，所以接生员要关注的不只是高血压和糖尿病，还要留意伤痕与抑郁倾向。起初，多萝西计划将接生员限定为那些读写能力足以做笔记的人，但只有很少人能满足这个标准，所以她不得不降低要求，临时制定了新的计划：若是接生员不会写字，那就需要找到一个会写字的孩子做帮手。多萝西筹钱购置了基础设备——血压计、球形注射器、双肩背包、雨鞋、少量雨衣。重新开始工作的那一刻，她感觉好多了。这是她热爱的事，她擅长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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