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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情况下，行善者的极端行为会被视为正常行为，那就是战争时期。在战时，或者地震、飓风等和战争具有同等毁灭力量的危机中，责任的界限远远超出和平时期。在战时，为了使命离开家庭，被看作是尽职而非有违天性。在战时，家庭与陌生人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因为对自己家庭的责任扩展至同一阵营的所有人。人们认为行善者如此罕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只关心自己是人的本性。当然，这说出了部分真理。但很多人只关心自己也正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人性使然。当预期发生了变化，就像他们在战时所做的那样，人们的行为也会随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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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那些平时被看作过度热心的行为变得令人期待。在平时，让一个人为陌生人牺牲生命显得极为粗暴无耻，但是在战时却司空见惯。那些在正常道德体系下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坏行为或好行为，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战时，不管是极端的恶意还是美德，都可以得到理解。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新的道德体系：有些人承受着极致道德要求下的巨大压力，渴望着平常生活的宽容与松弛；另一些人则感到，这正是他们最生机勃勃的时代，相比之下其他时候的生活显得灰暗和缺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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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时期，无私看起来很温和——只是意味着太多同情、太少自尊而已。但在战时，无私看起来像是勇气。在和平时期，一个忽略自己的全部责任、不受教化、只做让自己高兴的事的人，比如一个为了艺术而抛弃家庭的艺术家，甚至是一个罪犯，可能看起来是迷人的，因为他们是非道德的、自由的。但是在战时，责任夺走了本属于自由的魅力，因为责任变得比日常的自由更激动人心，因为战争对某些在和平时期不存在的自由开了绿灯，比如杀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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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行善者与普通人之间的差异：对于行善者而言，总是处于战争时期。他们总感到需要对陌生人负责，总把陌生人当成自己人，就像战争中的同胞一样。他们知道总是存在着像战争受害者一样急需帮助的人，这让行善者感受到责任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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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努力过一种尽可能道德的生活是件好事吗？或者，是不是存在某种朝向非凡的善的内驱力让行善者如此偏离普通的人性？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抽象地回答。在抽象的意义上，关于圣人和完善的概念的确存在，但只有现实生活才能完整而真切地传达这种道德性存在的美与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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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书的很大篇幅是由行善者的生活故事组成：讲述他们赖以生活的道德原则是如何形成的，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选择。有些选择十分琐碎，只有在行善者严格的审视下才被看作与道德相关，比如是否将一只虫子从路上移开，是否要买一个苹果。有些选择则十分重大。比如，一个行善者决定在一场政治抗议中付出生命，但她也知道，选择死亡就意味着抛弃儿子；一对夫妇在野外为麻风病患者建了一个避难所，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孩子可能会因此得病，或者被野兽吃掉。所有这些行善者做出的决定都是对的吗？我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怀疑和质问自己正体现了他们的认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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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者相互之间也是非常不同的。有的人信仰宗教，有的人不信仰。有的人没有孩子，有的人生了很多孩子。有的人非常关心动物，有的人完全不关心。有的人认为痛苦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希望痛苦被消灭；有的人则相信痛苦令同情成为可能，因此认为痛苦位于人类状况的核心。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和世界各地，唯一的相同点在于，他们将帮助他人看作是自己的责任。这是他们呈现道德的方式，他们对纯洁或者禁欲主义不感兴趣。他们中没有一个是被载入世界历史的人物——他们不是甘地或者特蕾莎修女。绝大多数著名的行善者引起公众的注意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与善行不相关的天赋：他们是建立制度的政治领袖或者改变大众命运的企业家，通过自己的成功进入公众舆论。但是我想将道德欲望与其他推动力区分开来，尽可能只探讨道德欲望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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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者是古怪的人，但是他们的影响超出了自身。一方面，大家会感到行善者太过古怪，离普通人很遥远，同时也会感到，行善可能正是导致他们同普通人疏远的原因。一方面，大家感到极端的道德与人性相冲突，另一方面，也会害怕，依据道德准则行事可能会让自己远离人群。行善者的矛盾情感会使“尽量有道德地生活”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也没那么必要。你可能会好奇，行善者是否明白我们所爱的正是有缺陷、软弱而又普通的人？以及，如果行善者总是在想这个世界有多么不公正，有多么需要被改变，如果他们想用另一个更好的世界来取代我们这个世界，那么他们是否爱这个我们认识的、本就如此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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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第二章 陌生人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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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尽力在某个时刻帮助某个人，而有的人则努力改变整个世界。第一种行为中存在着一种诱人的亲密关系，但这种关系可能是混乱的、不可预期的。即使帮助成功了，成果也很微小，并没有真的改变什么。第二种行为则更有野心，也更清晰，更宏观，但要获得成功则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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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背叛发生一年后，多萝西·格拉纳达搬到了马塔加尔帕2。此前她一个人生活在首都，思考未来的规划。那是二〇一〇年，她当时已经快八十岁了，但还不想停止工作。正逢卫生部请她到这里来为坎波的接生人员做培训，于是这便成了她接下来的工作。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她本不期待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生活，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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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塔加尔帕是一个山上的小城市，面朝大西洋海岸，离首都约一百三十公里。她租了一栋位于城市南边的山间小屋，和在合作社认识的一个家庭一起搬了进去——那家的丈夫以前是游击队员，妻子之前在警察局工作。要是在以前，她可以照顾自己，但是现在她老了，行动迟缓，身体虚弱，最好还是有人帮助。她的房子是水泥建造的，位于一条土路边，有着落满树叶的门廊和足够她和这对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居住的卧室。房子后面有一处可以用来做饭和晾衣服的空地，远处还有几片林子。下面的城市很吵，总是有吵闹的音乐、汽车喇叭声和摩托车引擎声，有人坐在卡车里用扩音器大声地喊着政治口号。如果站在街道上抬头看，你能看到山，但在正午时分，它们看起来并没有让城市显得更加高大，而是压迫着它，把它困在一个满是噪声的碗中。而这栋位于小山上的房子却是安静的。房子后面那条土路逐渐变窄，最终成为一条布满泥泞、坑坑洼洼的小路，为了走过去，人们只能将木板搭在路面上。路两边生长着杂乱无章的树木和灌木丛。多萝西会在那里遛她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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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的起居室里放着她的书和旧杂志，还有两张舒服的椅子，她总是坐在那里阅读、喝晚间红酒。她常读犯罪推理小说，她所知道的多数和平活动家都爱读犯罪推理小说。不然还能怎样释放他们的攻击性呢？她想，他们不能杀人，所以就只能读些类似的东西。还有一个狭小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桌子、一个档案柜和一台电脑，还摆着一张她和克里斯托弗的照片，那是她第一次结婚后生的儿子，照片里他们的头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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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要接受培训的接生员们住在远离医疗设施的偏远山区。她们已经从自己的母亲那里接受了教导：如果孕妇在任何一个这样的居住区遭遇难产，她会因此丧命。但难产不会像惊喜一样突然降临，所以培训的要点在于教接生员识别危险信号，并将孕妇送到卫生站。为了防止血压过高，她们必须时刻监控血压状况，还得对孕妇的腹部进行触诊来判断婴儿头部的位置。这些居民点甚至称不上是村庄，而仅仅是相隔很远的一二十户棚屋。她的学员，也就是这些接生员，可能不得不朝着一个方向走上一个小时到一户人家，再朝着另一个方向走上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另一户人家。有些房子只能靠步行到达，而且土路在雨季会变得尤其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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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雨季高峰时节，河水暴涨时，人们几乎不可能离开屋子，所以也有必要训练接生员独自应对情况危急的分娩。这时事情就不仅关乎分娩本身了，因为孕妇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死亡。比如，如果一个家庭存在家庭暴力，那么妻子怀孕时家暴的情况会更加严重，所以接生员要关注的不只是高血压和糖尿病，还要留意伤痕与抑郁倾向。起初，多萝西计划将接生员限定为那些读写能力足以做笔记的人，但只有很少人能满足这个标准，所以她不得不降低要求，临时制定了新的计划：若是接生员不会写字，那就需要找到一个会写字的孩子做帮手。多萝西筹钱购置了基础设备——血压计、球形注射器、双肩背包、雨鞋、少量雨衣。重新开始工作的那一刻，她感觉好多了。这是她热爱的事，她擅长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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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尽力在某个时刻帮助某个人，而有的人则努力改变整个世界。第一种行为中存在着一种诱人的亲密关系，但这种关系可能是混乱的、不可预期的。人们可能会后悔曾如此亲密地帮助他人，因为如果做得不好，错误将由自己承担。即使帮助成功了，成果也很微小，并没有真的改变什么。第二种行为则更有野心，也更清晰，更宏观。但要获得成功却遥遥无期，概率很小，所以，保持对高贵的失败与少数愤怒者的友爱的欣赏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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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从第一种行为开始：她是一名护士。但人到中年时，她感到当护士是不够的，她应该做得更多，所以她转向了第二种，成为一名抗议贫穷和核武器的活动家。她为这项事业贡献了很多年，最终意识到自己并不喜欢努力改变整个世界的人。“我做过公民抗议这类事，”她说，“全都是牺牲。为了事业，个人的幸福变得毫无意义。我们面对各种强权和地方势力，随时会进监狱。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们太认真了——所有我们这些和平正义的人。这种人不能有什么爱好，必须一直在火线上拼搏。”在过去很多年里她都是这样的人，肩负着责任的重担——这个世界处于核毁灭的边缘，但只有她和少数人足够理解和在乎这件事并为之奋起反抗。“那些人做了很多杰出的工作，但是他们并不是好相处的人。”她意识到，“你会发现你并不想和这些人待在一起。他们非常尖锐，对待任何事都像是生死大事：我们必须要这样做，这个世界就全靠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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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什么能让我幸福？成为一个护士让我幸福。只要我还在为这世上的善而努力工作，为什么不去做让自己幸福的事？上帝不希望你看上去苦大仇深，他只是希望你做点好事。事实上，她认为，由于做了更好的工作而感到开心是再幸福不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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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经历过很多种生活，因此，抛下一种生活开始另一种对她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可能是一场冒险，但她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况且据她的经验，任何一种新生活都很可能比之前的生活要好。她有一半墨西哥血统，一半菲律宾血统，在洛杉矶的贫民区长大。以往的生活都没有好到让她后悔离开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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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时，她厌倦了和平运动，也厌倦了在北美做一个棕色人种。于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她和丈夫查理·格林搬到了尼加拉瓜，和像她一样的拉美人一起工作。她想，那个早晨三点就起床碾玉米的女人，她有十三个孩子，其中一半都死于疾病或战争，这个女人从来没有哪怕五分钟的时间去思考她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她总是在做饭、怀孩子或者埋葬她的孩子——我愿意和这样的女人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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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希望能在为女人服务的诊所工作，但并不想自己创建一个——她不想成为带着行善计划而来的外国女人，而是想找到一个现成的在物色护士的妇女团体。寻找这样的团体花了她一些时间，在此期间，她和丈夫住进了一个棚户区——那些从乡村逃难出来的人为躲避战争而聚居的营地——她在那里开办了一个培训卫生工作者的诊所。当时，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抗军与苏联支持的桑地诺之间的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桑地诺得了势，而反抗军试图推翻他们。在到达尼加拉瓜之前，她并不怎么了解桑地诺，但她很快就投靠了他们。她听说在一九七九年叛乱发生的第一天，他们就成立了文化部，还废除了死刑，于是她想，她会喜欢这个组织。桑地诺不断开办卫生所，甚至开在乡村里。那里设有婴儿看护中心以及学校午餐项目，还会有志愿者带着铁铲来帮忙清理垃圾。但导致她投靠桑地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艺术。在桑地诺组织中到处都能看到壁画，每个人似乎都在写诗并大声地朗读。文化中心开始涌现，教授人们绘画、跳舞、读书写字。对她而言这里就是天堂。“你能打败一场基于这些活动的革命吗？”她说，“哦，八十年代，节日般的日子！我们从世界各地涌向桑地诺，简直像庆典一般！多了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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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她听说在一个叫穆卢库库的小镇上有妇女合作社正在为诊所招募护士。他们苦于找不到愿意搬到那里的人，因为当时那里仍然很危险。虽然官方来看战争已经结束，但到处都有肆意妄为的退伍军人，他们身上没有钱，手里有枪，任意绑架勒索。那里是没有警察的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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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卢库库这个新兴小镇是偏远边境上的居民点，位于首都马那瓜东北方向二百四十多公里远的地方。人们在战争期间开始出现在那里，当时那儿还没有小镇，只在图马河附近有一个军事训练学校以及三三两两的酒吧和妓院。当乡村的战况越来越糟糕时，难民开始聚集到穆卢库库，希望士兵们能够保护他们。脏兮兮的街道两边搭起了一些茅草棚，下面支起了小摊点，马拴在外面，猪就在四周游荡。到达这里的人中有很多是战争寡妇，所以常常是女人来搭建房屋。她们清理土地，挖茅坑，搭建简易塑料棚，用旧木板与金属薄板建房子。之后她们创办了一个日间护理中心，并启动了制作煤渣砖的工厂以便修建真正的房子。在战争期间，很多人死于穿透木墙射进来的子弹，所以人们想要砖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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