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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21 房子刚一修好，妇女们就成立了合作社，由一个叫格蕾特·蒙托亚的女人领导。格蕾特的丈夫诺埃尔以前是马那瓜的一名工程师，他当时继承了穆卢库库周围的大片森林土地。农民因为战争逃走了，粮食稀缺，政府号召每一个有田产者耕种自己的土地，所以诺埃尔辞掉了工作，清理了土地，在上面种上庄稼。这时，大约有一千人生活在穆卢库库。很多女人死于分娩或者不安全的堕胎，而另外一些女人生的孩子比她们想要的多。合作社意识到小镇需要一个女人的卫生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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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23 多萝西决定就在这个地方生活。她丈夫查理·格雷以前是做木工活的，用葡萄藤绑着竹子在小镇边缘的山间建造了一座房子。由于要拉足够多的洗澡水上山实在太难了，他们就在山脚下的小溪里洗澡。蚊子很毒，但他们晚上有蚊帐。合作社的女人希望能有一家木工店，查理·格雷就去教她们怎么做房屋、窗户和家具的木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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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25 他们一步步建起了诊所。起初她在学校的空地上为病人看病，但当他们终于积累了足够多的捐款后，他们便建造了这个由煤渣砖砌成的新诊所。这里有四间诊察室、一间候诊室和一间为待产或逃避家暴的妇女准备的宿舍。诊所提供节育服务，开展产前检查和子宫颈抹片检查。有时候，诊所开门后会有上百人在门外等候。有的女人因为住得太远不能来诊所，就需要外派医护前去，路上来回就要花好几个小时。没有大路可走的话，就得步行、骑马或者坐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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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27 如果有病人需要动手术，多萝西会乘坐各种交通工具赶到能够帮上忙的最近的医院。这里与马塔加尔帕相距一百四十五公里，但是路况非常糟糕；与马那瓜相距二百四十公里，早前需要花整整一天才能到达。在雨季，道路被洪水淹没，几乎无法通过。有时，她只能祈祷道路畅通，却最终困在几尺深的泥泞中，不得不等待牵引车将她拖上来。有时，部分道路被淹没，他们只能从车里出来，用担架抬着病人往前走，直到他们在路的另一头找到其他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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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29 多萝西会对那些在几年内生育很多小孩的妇女说，等到这次生产后你需要好好休养一阵子。很多女人都不想要更多孩子，她们负担不起，筋疲力尽，并且因过多生育而患有严重的子宫脱垂。但她们很少节育，因为她们的丈夫和教堂都反对这样做。一个女人的丈夫发现她口服避孕药，去教堂告发她，教堂的人大声斥责她是个婊子，不准她再去教堂。那个女人告诉多萝西，要是再经历这些的话她就不会来了。她几乎死于最后一次分娩，她知道如果自己再怀孕可能会死掉，但是死亡总好过被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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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31 在穆卢库库有一个严重超重的女人，她患有糖尿病和毒血症，已经生了六个孩子。她怀上第七个孩子的时候，多萝西去她家里告诉她这很危险，她必须得做产前检查，并且去医院里生孩子。她之前生孩子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因此不能理解为何要这样大惊小怪，最后拒绝了这个提议。多萝西恳求她，再次去她家里说服她，但她仍然不为所动。过了一阵，这个即将分娩的女人来到了诊所，但那时已经太晚了，孩子已经胎死腹中。他们没有做剖腹产的设备，只得将孩子从她身体里拖出来。这是个硕大的婴儿，足有十一斤重，要好几个人才能将他从母体中拖出来，糟糕的是，他们没有麻醉剂给这个母亲缓解疼痛。这太可怕了！那幅场景困扰了多萝西很多年。她想知道自己原本可以做些什么：她该绑架这个女人吗，还是该把她带到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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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33 在那些日子里，她看到了很多这样可怕的事情：在她面前死去的婴儿，因生产而丧命的母亲，被丈夫毒打甚至被杀的女人。她尽量不在病人面前流泪，而是在夜里独自哭泣。合作社将女人们组织到一起，如果有人正被丈夫施暴，其他人就会敲打家里的锅和盆子来向周围发出警报，把那男人吓跑。如果有谁的丈夫进了监狱，她们会帮她贷款开展一项生意。穆卢库库是一个新兴城镇，每个居民都来自别处，那里的人是没有根的，邻居之间互不了解。很多对妻子施暴的男人都是战争结束时被遣散的士兵，他们为了土地而来，却没有从战争中获取任何报酬，只有装备和食物，所以，即使找到了土地也没钱开垦，没钱买种子、肥料、篱笆和犁。多萝西想，他们无法维持生计，生活失去了目标，所以他们才会开始喝酒和打自己的妻子，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重新感觉自己像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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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35 在早期，合作社里的很多女人认为诊所应该只医治支持桑地诺的家庭，但是多萝西告诉她们，如果真这样做她就只能离开。她没能马上说服她们，但她们需要她，所以也不再坚持。对她来说，这并不关乎政治策略上的公平。她认为，卫生保健可以成为和解的手段之一。如果能够好好医治反抗军，在其生病的时候治愈他们，他们可能会不再憎恨你，也许还会停止憎恨其他桑地诺成员。善意可以改变人。是的，被她治疗的反抗军的确有可能在痊愈后杀害更多桑地诺支持者，但那是她必须承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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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37 她想她很可能干过这样的事。有一次，她乘坐的巴士被六七个扛着AK-47步枪的人截停了，所有人被要求下车并排队站好。乘客中有两三个人想要逃跑，士兵向他们开枪，并射中了其中一个人的脚踝。她取下头巾缠在那人腿上帮他止血。士兵是桑地诺成员，而受伤的是一个反抗军，他们打算杀了他。她对其他乘客说，我们必须阻止他们。让我们躺在他身上，形成一堵肉墙。乘客们望着她，当她是疯子，而桑地诺士兵们开始拽着这个受伤的反抗军走向灌木丛后面。她跟着他们，大声喊道：“不要伤害他！我能看见你们在干什么！我是目击证人！”然后，其中一个桑地诺士兵说，好吧，我们就把他交给你。她把他拖回到巴士上，带他到里奥布兰科的一家卫生院。之后她发现他是一个强盗，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好，腿上的伤一痊愈，就恢复了抢劫的生活。他杀过人吗？她不知道，也许杀过吧。但是她仍然感到，这是她所能做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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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39 有一天下午，她正在诊所里给人看病，因为天太热了，所有的门都开着，她可以看到女人和孩子们在外面的走廊上等着进来。突然之间，所有人都消失了。她不知道为什么，直到下一个病人进来，她才明白。这个男人有张令人害怕的脸。她曾在危地马拉的杀人小队中见过这种可怕的脸，如果你折磨过或者杀过人，脸上就会留下一些痕迹。这张脸看起来冷酷而空洞，好像已经被耗尽了。随后她得知，这个人是一队反抗军的头领，在穆卢库库周边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他屠杀幼童，将婴儿扔向树干。当时他因为慢性头疼来到诊所——一颗桑地诺的子弹嵌在他头颅中。她说可以给他一些药物来缓解头疼，但是他必须去马塔加尔帕找神经科的医生看一看，她能帮他预约。他说他不能去马塔加尔帕，因为在那里他会被杀掉，但她说她会亲自带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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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41 在这之后，这个男人带自己的妻子来诊所看病，而这个妻子又带自己的兄弟姐妹和孩子们来看病。最后，他把自己的母亲也带来了，多萝西那时知道他们已经获胜了。一段时间过后，这个男人听说山上的反抗军正在计划攻击诊所——因为和桑地诺联合，诊所受到很多死亡威胁。他跑去找山上的反抗军，告诉他们不要杀害诊所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正在照顾反抗军的家属，最终这个反抗军小组放弃了攻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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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43 有一阵子，诊所是安全的，但也只限于诊所。一九九五年左右，有一段时间，多萝西独自一人生活在镇子边缘的竹屋里——在一场她拿着刀子威胁查理的戏剧性争吵后，他们分手了，查理回了俄勒冈。合作社听说有一队反抗军正在来杀他们的路上，他们有一份名单，而多萝西也在那份名单上。合作社为此召开了一个会议来讨论该怎么应对。多萝西说，她认为没有哪家人有能力对付一队拿着机关枪的反抗军，得救的唯一希望是让攻击者自己改变想法。所以，合作社的成员应该好好款待他们，而不是以暴制暴。女人们决定，如果反抗军出现，她们就每天晚上都为他们准备一些食物。格莱特说她会一直备着玉米粽子。多萝西不知道怎么做粽子，但是她知道尼加拉瓜人总是没日没夜地喝咖啡，所以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会趁着最后一点火煮一壶新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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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45 一天夜里，反抗军来了。他们到她房前，叫她“多娜·多萝西”，并推开了她的门。一共来了两个人，都扛着步枪。他们控告她在山里为桑地诺运送枪支，并声称要抢走她的钱。他们认为这个外国女人肯定有钱，因此，等搜遍了房间都没发现任何东西时，他们火冒三丈。为什么她没有钱呢？她告诉他们，她把钱都给了镇里的医药代理商，用以支付将病人转送到医院的费用。他们继续拿步枪顶着她，控告她运送枪支。她告诉他们，她害怕枪，因而从来没有靠近过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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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47 然后，他们准备强奸她。她已经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杀掉，但没想到会被强奸。不过最终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离开了。就在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她突然想起了咖啡；她害怕到把这都忘了。她跑出去叫住他们：“等等，我忘了一件事！你们想喝一杯咖啡吗？”反抗军拒绝喝她的咖啡，因为怕她会在咖啡里下毒。她保证自己绝不会毒害他们，她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绝不允许自己那样做。他们看着她，像在看一个疯子，之后他们便离开了。那之后，她再没有在竹屋里待过一个晚上。她搬到了镇上，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里起码会有人听见她的呼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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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49 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在一九九六年的选举中，右翼自由主义联盟的头儿，被叫作“大胖子”的阿诺尔多·阿莱曼战胜了桑地诺的领袖丹尼尔·奥尔特加。她想，阿莱曼一定认为NGO组织是与桑地诺阵线联合的，似乎正打算将它们关闭。二〇〇〇年，他控诉多萝西治疗左翼反叛者以及组织非法堕胎，命令将她驱逐出境。她只好躲在一个又一个朋友家中，坐着小车四处漂泊，戴着头巾和深色眼镜，就像在拍电影。诊所停业了——她是当时唯一的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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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51 人权组织对多萝西遭到的迫害提出抗议，美国国会的某个组织寄来了一封信，请求当地政府改变主张。这件事被大量媒体报道，多萝西很快就闻名全国——报纸上提到的只是她的名，多萝蒂，就像丹尼尔·奥尔特加总被叫作丹尼尔一样。几个月以后，法院暂停了驱逐令，她才不再躲藏。她返回穆卢库库，受到热烈欢迎，用报纸上的话来说，她是“女神，殉道者，上天的信使，母亲的保护者，一颗星星，照亮千千万万生命的太阳”。六年后，奥尔特加又一次当选总统，授予她鲁本·达里奥奖章，这是尼加拉瓜政府授予的最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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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53 在诊所里的某个时刻，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信仰上帝。这确实太难了，因为她被痛苦与战争包围着。同时，不再信仰上帝之后，她开始信仰人类自己。她见过人们做过很多可怕的事，也见过人们做过很多英勇的事，至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目睹了一场革命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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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55 在目睹人们的英勇行为之前，她的预期一直都很低，尤其是对男人，所以尼加拉瓜的革命热情与公共精神的短暂涌动对她而言简直就像一个奇迹。她之前一直是一名护士，一直想要照顾他人，但直到中年才设法从阴郁的童年和婚姻生活中解脱出来，意识到自己可以做更多事情。成为一名护士，做一些如果她不做也会有其他人代替她做的工作对她而言是不够的。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想做一些重要的但因为太困难或太危险而没有人愿意去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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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57 她在洛杉矶市中心的贫民窟被培养成天主教徒。她妈妈是墨西哥人，他们一家住在一个墨西哥社区的边上，后来那里变成了韩国城。由于她爸爸是菲律宾人，和她妈妈后来所有男朋友一样，他们家在那里不被接受。多萝西的妈妈出生在美国，她的外祖父曾经在洛杉矶东面的奇诺拥有一片农场，但是在大萧条时期失去了它，在那之后不久，他和妻子就相继去世了，只留下多萝西的妈妈和三个更小的兄弟。为了养活三个兄弟，还是青少年的多萝西的妈妈搬进城里找工作。她在大街上卖苹果和报纸，一九三〇年，十六岁的她怀孕并生下了多萝西。多萝西的妈妈肤色很白，爸爸肤色很深，在这点上，多萝西继承了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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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59 多萝西的爸爸是来自菲律宾南部的移民。她对他并不了解，只知道很多菲律宾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来到加州从事农业或者修建铁路等方面的工作，他可能是其中之一。在她还是婴儿的时候，他抛弃了她的妈妈，在那之后只是时不时露个面而已。他是个很暴力的男人，过去总是打她妈妈。对于他，多萝西唯一清晰的记忆是他想要杀掉她们的场景。当时她大概三岁，全家开车去山上的什么地方，车子经过好莱坞时，他大声咆哮着，说要开车冲下悬崖。她妈妈一直在哭泣，她坐在父母中间，试图扳手刹让车停下来。后来，她从一个发小那里听说，她爸爸已经在监狱里被判了死刑，在圣昆汀被同狱的一个犯人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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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61 她妈妈一直在搬家，以便找工作和更便宜的公寓——她在工厂里工作，非常自傲，不屑于打扫房间——所以多萝西也一直在换学校。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她还几乎不能读写。她妈妈一个接一个地换男朋友，房间里永远充斥着混乱和暴力——那些男人会打她和她妈妈。十岁的时候她开始从家里逃跑，有时会去某个亲戚家，有时在被遗弃的建筑里过夜。她还是孩子的时候曾被一个亲戚性虐待，多萝西肯定那个人也和她妈妈上过床。青少年时期的她曾好几次企图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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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63 她常常逃课去图书馆或博物馆。她本来和一些日本小孩是好朋友，但她十一岁时，白人洗劫了那些日本人的家，并将他们监禁在圣阿尼塔赛马场的马厩里，随后又转移到了更远的集中营。她知道她想成为一名护士，她想要照顾别人。她知道，如果不能中学毕业，就当不了护士，于是她答应和继父一起去菲律宾完成学业。继父让她进了一所非常严格的多米尼加修道院学校，在那里，她通过在浴室里抽烟来释放对修女们的怨恨，但还是尽了最大努力拿到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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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65 她开始仇恨天主教。她小时候听说的都是疼痛、牺牲和流血的耶稣。生活是一个眼泪之谷，对于她身边的天主教徒而言，每一天都是耶稣受难日。她在青少年时期进了一所圣公会教堂，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一个空十字架：没有流血的尸体钉在上面，只是一个空的十字架。当然，她想，耶稣已经复活了。圣公会教堂变成了她的庇护所，它让人感到安全，并且给了她的愤怒一个出口。但是随后主教牧师诱奸了她，那时她还在上学，性侵持续了好几年。那时她不知道这是性侵——她以为自己获得了拯救，而这是为拯救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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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67 从那里搬走以后，她在波多黎各生活了三年，在一家医院当护士长，同时管理着一个护理学校。遇见她的第一任丈夫时，她正在海德堡的美国陆军医院工作。罗伯特·卡特勒比她小几岁，当时正在曼海姆服役，是一名陆军医生，由于出血性溃疡成了她的病人。他出身新英格兰名门，在康涅狄格州长大，夏天通常会去位于缅因州的别墅打网球、玩帆船；他的父亲是一家航运公司的头儿。她被迷晕了，他们对于彼此而言都相当有异域情调。他们回国结了婚，定居在芝加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克里斯托弗。罗伯特·卡特勒是大学医院的住院医师，多萝西则是医疗护理主管，他们住在海德公园附近。她穿着佩克牌衬衣式连衣裙和紧身褡，努力做一个完美的妻子，但事与愿违，罗伯特·卡特勒开始只为了吃饭而回家，接着就回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到深夜。最终，在十一年的婚姻生活后，他们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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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469 她竭力振作起来并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在波多黎各生活时她就已经意识到，只有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她才能找到家的感觉。她决定告别中产阶级的生活，告别特权，不再在白人中间扮演有异域情调的棕色人种。她辞掉了在大学医院的工作，来到一个墨西哥人聚居的社区中心做免费诊所的护士。出现在社区中心的人大多数是在铁路上工作的墨西哥移民，有的则属于“褐色贝雷帽”，这是一个来自洛杉矶东部的好战的奇卡诺人3团体。起初她很喜欢这个组织，他们也喜欢她，因为她改善了诊所。但后来他们发现她仍然住在海德公园附近，那里是白人社区，他们问她为什么不住在贫民区。她告诉他们，她就是从贫民区出来的，不会再回去了。“棕色贝雷帽”因此把她当作敌人赶出了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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