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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格雷当时正因害怕核战争而抗议特洛伊核电站。他已经担心了很多年，在古巴导弹危机后，他带着他的第一任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搬去了新泽西，他觉得那里不太可能受到攻击。那时他还是一个大学教授，但在搬回俄勒冈后，他与一些政治上很极端的贵格会教徒扯上了关系，辞别学界成了一名反核与反贫穷的全职活动家。他在这些事上有一种天分，总能想到会引起反响的宣传方式，他也很快在当地出了名。他将原子博士世界著名的药品巡展与图书馆结合在一起，组合成了一个流动的反核产品，和其他人一起用自行车和公交车载着它在整个俄勒冈转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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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但他的妻子继承了一些钱，现在他们打算为了政治捐出这些钱。他们捐掉了一半的财产，并把他们的房子改造成了一个公社，但他还想做更多。捐掉这么多钱以后，他体验到一种解脱的兴奋，想再次体验这种感觉。有钱总是让他感到内疚，而现在他看到摆脱这种负疚感是多么容易。他接着想到，他们这么有钱，而其他许多人却一无所有，这是多么不正确的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即世界财富应当公平分配——他称之为世界公平预算，或者WEB 6。起初他关注这个仅仅是要按照人数来划分世界总收入，但随后他想到后代的问题，由于世界人口是增长的，因此需要周期性地降低预算来维持局面。最终，他算出每年可以使用的金额大约为一千两百美元。他的妻子拒绝了这个计划，她认为捐掉自己一半的钱已经足够了。她告诉他，他必须在世界公平预算和她之间做出选择。即使他依然爱她，而且他们已经结婚三十年，有了两个孩子，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预算，和妻子离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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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少数衣服和家居用品，他捐献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为了与那些素未谋面的穷人保持一致而放弃自己的婚姻，这种做法古怪而可怕。人们认为他在表演纯粹和自以为是的正义，并以此为标准评判他人做得太少。他们告诉他，他所做的一切并不能帮到任何穷人，这个计划作为一项社会运动没有任何潜力，没人会在意，他只是白白地挨饿罢了，穷人所需要的是制度上的改变，而非个人的见证。但对他而言，这些言论听起来就像是继续过富人生活的借口。他知道他并不是在开启一项运动，虽然他确实写了一条标语（“立刻变穷，远离欲望”），并发布了一篇像书一样长的宣言《走向非暴力经济学》。但他觉得，既然谈论的是平等与贫困，那就不该停留在滔滔不绝的演说上。他当然知道选择贫穷非常不同于被迫贫穷，他所受的教育让他与那些最贫困的人不同，但他至少不再觉得自己是造成他人不幸的共犯。在多年的内疚和矛盾之后，他终于感到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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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〇年年末，多萝西从波特兰搬到了尤金。她已经爱上了查理·格雷，并接受了他的世界公平预算计划。他有趣、英俊、聪明，深深地投入到她自己也醉心的事业中。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之前，他花了好几年时间来整理自己的财务状况和做心理准备，但是多萝西却立刻就全情投入。她一直在等待这种生活。她辞掉工作，卖掉房子，捐掉所有财产，只保留了两箱书和一辆自行车。她不再需要钱——克里斯托弗的父亲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斯坦福会为克里斯托弗支付大学学费。她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并对拥有这种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充满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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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喜欢按照WEB的原则生活，这是一种挑战和冒险。在那个阶段，查理靠每个月六十二美元生活，再做木工挣一点小钱；多萝西则在一家养老院兼职，全身心地投入到她的激进主义中。查理教她怎样在垃圾中找食物，最好的垃圾箱在哪里，而她立刻就成了新教义的皈依者。他一开始会觉得不好意思，而她完全没有。她对新发现的事情感到吃惊。俄勒冈大学宿舍外的垃圾堆每年都有一段时间会变成宝库，因为离校的学生会扔掉他们全部的东西，包括家具。她尽量不去光顾西夫韦商店的垃圾箱，因为她不喜欢西夫韦，他们售卖的商品被喷过杀虫剂，并由受到虐待的农场工人收割。她意识到这是一个荒诞的立场——就好像西夫韦会在意她不怎么跑来捡垃圾一样——但她无论如何也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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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意识到她一次只能穿一套衣服，使用一个房间，吃一定量的事物，其他一切都是多余的。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花费甚至比自己设定得还要少。他们知道，只要他们其中一个病了，他们就不得不打破预算，或者面对一般穷人此时通常会面临的情况：死亡。所幸这并没有发生，他们也就不必为此担心。有一次，查理进了医院，被划为穷人，所以不用付费，但是一般而言他们都尽量避免福利项目，即使他们意识到，其实他们从各方面都受益于美国的财富，比如使用停车场、图书馆、公路与城市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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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他们还住在合租房的其中一个房间里，查理告诉多萝西，他认为他们应该住在街上。他们花钱租房子，但其实他们可以把钱给那些更需要的人，住在室内对他而言似乎渐渐变得过于奢侈了，而这种奢侈让他不舒服。多萝西告诉他，她不愿意住在大街上，她不认为那样就更加纯洁，也不认为任何人应该住在大街上。他尽可这样去做，但她不会陪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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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而言，节省的原则并不关乎朴素与纯洁，她并不崇尚这些，而是关乎正义。她喜欢美好的事物，好食物、好酒、漂亮衣服，以及金钱带来的安全感，她只是因为觉得它们参与构建了一个不公正的世界而不那么爱它们。她相信上帝想要她站在穷人这一边，而那就是她想要做的。为此，她不得不也变得贫穷。对于查理而言，WEB是不能被违背的绝对道德：超出预算对他而言是一个灾难。但对于她来说，WEB则是一种理念，一个指导纲领，假如超出了预算，“好吧，这就是生活”。“我告诉查理·格雷：‘好吧，我爱你，我爱这个项目，我愿意加入世界公平预算的计划，但是我必须在晚饭前喝一杯酒和咖啡，没有这个可不行。’我们过去常常吵架——他计较每一分钱，并为此做了一个记账本。有一次，他告诉我，我超支了三毛八。我说：‘你能把你刚说的再说一遍吗？’然后我告诉他我们本该如何对待他的世界公平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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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需要把自己推向极致，轻松感从不存在，他感到自己是被选中的，而他的任务非常紧迫。但她从未感到自己或自己的生活特别重要，她只是这地球上芸芸众生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他是一个纯粹主义者和清教徒，”她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和清教徒搅和在一起的。我是个拉美人，我很放松，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嫁给他。这是一场探险。不过，他在床上表现很好，因为他有很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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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在尤金，如果有一个女人超过五分钟站着不动，查理就会去勾引她。查理的第一任妻子能够忍受他关于性自由的观点，但是多萝西却非常保守和嫉妒。她对自由性爱没什么兴趣，也从未思考过睡自己想睡的任何人也许正是人性解放的重要部分，或者通向新世界的路径、与自己的感受保持联系的方式等。查理没有轻易放弃。他把她带到尤金的一所房子里，那里面有八个或十个男人和女人住在一起，每天夜里按照日历来决定谁和谁一起睡觉。（他们必须有规律地轮换，否则大家就会发展出偏好来。）一个男人带她参观了屋子，并解释了他们的制度。耐心地听完之后，她对查理说，这些人是疯子。如果你想要和我在一起，就必须是一夫一妻。我已经老了，像这样的尝试我承受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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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于一九八一年在威拉米特河岸边举行了一场不完全合法的结婚仪式。一个圣公会牧师主持了弥撒，并完成了祈祷书中的婚礼仪式——他们无法全心融入这个国家，所以并没有拿结婚证书。她穿了一身长长的白棉布裙子，他则身着白衬衫与白短裤，有朋友为他们临时制作了花环。有人弹奏吉他，大家一起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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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查理都被核战争威胁所困扰，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感到害怕。当这个星球随时都可能被焚毁，人们怎么还能够若无其事地生活？这太疯狂了。目前为止他参与过的抗议主要是翻进核电站，但明显没有造成多大影响。他总觉得甘地绝食的效果很了不起，于是，最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他认为情况已经万分紧急，不得不用他所能做到的最强烈的方式来表达抗争：无限期的绝食，可能直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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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遇到多萝西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筹划这个被称为“为生命而绝食”的行动，以抗议在欧洲部署巡洋舰和潘兴导弹。这是多萝西的包袱之一——她当时不仅接受了它，还同意加入他的行动。她对这件事也很热衷，但是他们俩热衷的原因却并不相同。他反对核弹是因为他担心世界爆炸，而她并不那么担心世界末日，她反对核弹是因为它们非常昂贵，花掉了那些本可以用来保障人民生活的政府资金。当她想到核武器时，她想到的是孩子们挨饿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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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研究绝食，发现长期绝食也和其他事情一样需要训练，身体和精神都必须准备好。他们练习了三年：绝食三天，绝食一周，绝食两周。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周游全国、欧洲和亚洲，招募绝食者和散布消息。他们的行程费用由支持绝食组织的捐助者负担，不管去哪里都住在民宅里，但是这个项目与WEB计划完全不协调，这让他们很不舒服。在准备期间，一九八一年，博比·桑兹，一个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年轻成员，因为绝食死在了监狱里，他们看到，他的死引起了对死亡原因相当多的同情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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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一九八三年的广岛日，即八月六日开始绝食。核心成员在几个城市建立了指挥部：有四个人在巴黎（包括绿党的索朗热·费尔内），两个人在波恩，一个加拿大人和一个日本人在奥克兰，此外就是多萝西和查理。另外，还有数以千计的绝食者进行短期绝食——一天、三天和十天。他们在奥克兰设了一个通信部门，有数十名志愿者接听电话、阅读来信和处理事情。在波恩，维利·勃兰特会见了绝食者并在德国投票反对发展导弹；在巴黎，来自密特朗政府的两名部长会见了绝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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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以后，多萝西不再感到饥饿，只是觉得腹中空空如也。她从之前的研究中了解到，身体要花三周左右才会燃尽容易代谢的脂肪，开始代谢肌肉。随后，她感到非常累，但同时也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幸福——一种神圣的存在，似乎上帝和她在一起。她开始觉得绝食是一种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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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绝食至死的主意持开放态度，但需要考虑克里斯托弗。她对他发誓说她不会死，但事实上她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在绝食开始后的某一天，克里斯托弗读到一个采访或者在电视上看见了什么，意识到绝食是无期限的。他变得非常不安。母亲可能对他撒谎这件事摧毁了他内心的某些东西。即使绝食的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他依然决心不再相信任何承诺，也绝不向他人做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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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一日，绝食的第二十七天，从纽约飞往汉城的大韩航空007次航班被苏联政府在日本海上空击落。航班上的所有人，包括一名美国国会议员，全部遇难。这是冷战中一个可怕的时刻，很快大家就明白了：即便美国曾经认真考虑过解除核武器，这件事也不可能实现。多萝西当时已经瘦了十八公斤，并开始失明。到了第三十八天，丹尼尔·贝里根，一个多萝西非常尊敬的著名天主教反核活动家，告诉她：够了。于是她停止了绝食。两天以后，在第四十天，查理也不再绝食。有些活动家非常愤怒，他们说，是查理自己说要绝食至死，他违背了自己的承诺，绝食不算数。其他人则不满他们竟然选择绝食来表达意见——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很暴力的事。多萝西和查理感到他们已经做了他们所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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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绝食中恢复过来以后，多萝西提出这一次由她来安排他们的日程，查理同意了。过简朴生活和绝食至死都是他的点子，而现在她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她告诉她的活动家朋友们，她要搬去尼加拉瓜当一名护士。她的离开令他们感到震惊，并且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没有人理解她的行为，也没有人祝她一切顺利。她已经是被选中的人之一，是明白核问题的严重性并愿意以生命为代价去对抗的少数人之一，而现在，她却想当一名护士？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名护士！她怎么能够放弃这更高的和平召唤？她怎么可以这样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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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对她说：“如果你放弃了运动，谁来对付种族主义呢？”这些年来，她一直作为和平运动中的棕色人种为种族问题而工作。她回答说，种族主义是他的问题，而不是她的。一直以来还有另外一件令她烦恼的事：休几天假去筹划一个抗议行动，故意被抓进监狱，放弃中产阶级的收入乃至变得贫穷，这些都是一种特权，多数棕色人种并不享有这种特权。“我记得和一些黑人朋友谈论过，他们说：‘你参与这些白人运动干什么？让他们自己去死吧！谁在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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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查理动身去尼加拉瓜。中途在墨西哥市停留的时候，他们收到了一条口信，请他们立刻去危地马拉市。他们的朋友阿兰·理查德，在奥克兰绝食期间曾与他们住在一起的法国方济会工人神父，非常需要帮助。他当时正为支援墨脱组织（简称GAM，主要由失踪男人的妻子们组成）的中心运作一个租借会场，这些人中有一些此刻正处于危险之中，需要保护。第二天，多萝西和查理就搭巴士去了危地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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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到达时是一九八五年圣周的星期二。他们从墨西哥上车时，GAM的一个成员被绑架了，随后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舌头被割掉了。他们到达后的第二天在屋里开了个会，与会者包括罗萨里奥·戈多伊·德·奎瓦斯，一个嫁给了失踪的大学生领袖的年轻女人，她有一个两岁左右的儿子奥古斯丁。开完会第二天下午，圣周的星期四，罗萨里奥和奥古斯丁都不见了。GAM的主席奈斯·加西亚打电话给中心说，罗萨里奥失踪了，我们必须找到她，我会过来一趟。奈斯与另外四五个女人乘出租车过来，他们是GAM理事会留下的全部人员。查理说，他不知道她们是否应该去，因为她们没有任何许可；多萝西说，如果你不想去你可以留在这里，但是我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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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先是开车到最大的医院看罗萨里奥是否在太平间里，但并没有发现她。这个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了，奈斯决心去技术研究部（DIT），那是一个在内政部控制下的特别警察机关，通常被认为是由杀人分队成员组成。他们去的DIT办公室是一个光线不足的脏兮兮的房间，等待区有一个小小的木头条凳，柜台后面有几个令人害怕的男人。多萝西斜靠在墙上，她的膝盖抖得厉害，觉得自己快要倒了。奈斯取出一支香烟，向她借火。他们正上方的墙上有一个标志，上面写着：禁止吸烟。多萝西指了指这个标志，但是奈斯说：“他们都在吸烟，问他们借个火吧。”于是多萝西蹒跚至桌边，问那些人是不是可以借火柴给奈斯点烟。奈斯的表现让多萝西感到很吃惊，因为她看到，当某些事情发生在那些已经失去了家庭成员的人身上时，他们并不害怕。这并非因为他们不在乎能否苟活于世，而是他们更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很明显，DIT那些人并不清楚罗萨里奥的事，所以她们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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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决定开车到危地马拉市最老的停尸之所维尔贝纳公墓。到达时是凌晨三点，已经是耶稣受难日了，城市的主要街道被封堵改造成了苦难之路，上面撒满了花瓣；为了布置这条路，人们整夜都借着灯笼的光铺撒花瓣。她们通过一条小路到达了公墓，在一块木板上看见了罗萨里奥。她的弟弟和奥古斯丁也在那里，都死了。罗萨里奥有一边脸被揍塌了，颜色乌青，她的手几乎断了。她们随后听人说，他们当着她的面折磨和杀害了她的弟弟和儿子，而她试着去阻止——她的手被电线绑着，所以她的手臂几乎被电线勒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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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以后，多萝西认为作为GAM领袖的奈斯很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所以她决定保护她。她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守在她身边，不管她去哪儿。她希望因为自己是美国公民，在大使馆有登记，因此杀人分队会对杀害她有所顾忌。阿兰·理查德从一个外交官那里听说，GAM的每个理事会成员都在一张死亡黑名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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