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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这样坚持了三个星期，一直担惊受怕。她知道任何时刻都可能有某个人开车赶来抓住奈斯，她感到阻止他们是她的使命。曾有一辆黑窗户的白色货车到处跟踪她们，并停在了奈斯的房前。多萝西没有武器，她也不想要武器：带枪和被杀一样令她感到害怕，而且她知道带枪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她盘算着，如果他们要抓走奈斯，她就大声尖叫，或许这可以让他们住手——她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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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准备好了为奈斯去死，她认为奈斯的工作比她的更重要，但是她知道这不太可能。更有可能的是，当有人来带奈斯走的时候，她会先被一棍子打晕。她一直在奈斯身边简直让奈斯有些抓狂，但是她片刻也不让奈斯单独待着，她把保护奈斯当成了自己的工作。在罗萨里奥去世后几天，美国国务院宣布，如果再有GAM成员被杀害，美国会表示不满。三周以后，有新人来取代了她的位置——国际和平部队决定由外国人来协助GAM的常规工作。于是，她和查理启程去了尼加拉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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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在穆卢库库的诊所工作了近二十年。在最后一段时间，镇上开了一家免费的公立诊所，提供医疗护理和疫苗接种。多萝西建议，合作社的诊所将自己的服务简化为公立诊所不提供的那些服务：子宫颈抹片检查，预防医疗。她还训练那些公立诊所的医生到草原上出诊以及去居民点做产前护理。合作社的其他女人也都同意了，或者说她认为她们同意了。但是，当她从美国募集资金回来后，她吃惊地发现，由格莱特领导的合作社已经决定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把诊所变为服务收费的私人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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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感到震惊。在工作了二十年以后，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遭到了否定。她感到被合作社背叛了，尤其是被格莱特所背叛。她们曾经每天都一起工作，她们是近二十年的好朋友，几乎变成了一家人。她刚从竹屋中逃到镇上的时候就留宿在格莱特的房子里，她一直认为她们拥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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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度以为自己将在穆卢库库终老，然而，她回到了马那瓜并思考了发生过的一切。人们告诉她，美国的捐款正在减少，诊所除了逐渐向自负盈亏转变别无他途。也许这是真的。她努力记住，即使合作社确实与她对着干并背叛了她的想法，但它依然对尼加拉瓜的女人们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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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塔加尔帕，多萝西日复一日地工作。当她在工作时，她是快乐的。这里仍然有很多她能为那些几乎一无所有的女人做的事。工作是她现在追求幸福的唯一方式，只要能感觉到幸福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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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再相信世上存在全知全能的上帝，转而寄希望于好的政府，但即使是这方面的希望也降低了很多，尼加拉瓜和桑地诺的支持者已经今不如昔。自由主义者到来时涂掉了过去的壁画，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当电力进入穆卢库库，每个穷人的房子里都有了一台电视——不是每家都吃得饱饭，但每家都在看巴西和墨西哥拍摄的讲述有钱人痛苦的电视剧。事态比过去好了一些，毫无疑问，人们不再挨饿，到处都是公立的卫生诊所。但如果只是为了创造一个消费者的国家，革命的意义何在？“如果我们重新分配了财富，如果穷人变得和富人一样贪婪，只是程度弱些，谁会在乎呢？”她感到纳闷，“这些和做一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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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八十四岁了，但是仍然有很多想做的事。她想去那些从未去过的地方看看，她想去秘鲁看马丘比丘。克里斯托弗已经成了一个自然主义者，在亚马孙和哥斯达黎加做导游，她时不时和他一起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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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她战胜穆卢库库的众多疟疾存活下来，知道自己相当强壮。她的妈妈活到了九十四岁，但她临死时精神不大正常。这太难看了，她不想这样，她决心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迎接死亡。当她准备好了，当她不再能照顾自己，她就停止进食，也不再喝水。某天，她会喝下最后一杯酒，在几天后死去。她听说查理·格雷就是那样死的——几年前在俄勒冈，这是一个不错的死法。她已经跟克里斯托弗安排好了一切。他理解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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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第三章 最受压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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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神圣的善意应该在这里停止？让我们带着敬畏之心，考虑一下猴子的情形。是否可能存在为猴子而建的大厦？格林福特老先生答道，没有；但是年轻的、更加进步的索利先生答道，有。他不明白为何猴子就不能顺带分到一点福气，他和他的印度朋友曾就此进行过讨论。那么豺狼呢？索利先生确实更少考虑豺狼，但他承认上帝的仁慈是无限的，因此很可能会包括所有的哺乳动物。那么黄蜂呢？在物种级别降低到黄蜂时，索利先生变得不安，想要改变话题。橘子呢？仙人掌呢？水晶呢？泥土呢？在索利先生身体中的细菌呢？不，不，这扯得太远了。我们必须将某些存在排除出我们所属的那个集合，否则我们将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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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福斯特，《印度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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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皮特金还年轻时，就开始为自己寻找一个能奉献毕生的目标，某种能减少世间存在的痛苦的途径。他想出的答案是鸡。这基本上是一个数字游戏。美国每年有超过八十亿只鸡被宰杀，平均每小时约一百万只。被宰杀成为食物的绝大多数是鸡，因为它们太小了，成为肉的比例简直太高了。工业化农场在鸡死前的所作所为令他震惊——处于慢性疼痛中的它们最多可以活六周左右，它们被喂得很胖，孱弱的腿承受不了身体的重量，只能全身满布疮口坐在自己的粪便上。亚伦意识到，如果他能找到一种方式让鸡生活得更好一些，那么能减少的痛苦会比其他方式多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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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认为鸡比人更加重要、无辜或更能打动人，他关心它们是因为它们更无助，比那些最受压迫的人受到的践踏还要残忍；它们的痛苦更大，处境也更加不公正。他并没有考虑一只鸡在更好的处境中能有多么快乐，他对快乐不感兴趣，他只关心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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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将减少动物的痛苦当成自己一生的工作，但情绪上并不会有太大波动。当他听到一些之前不知道的可怕的虐待或者看到令人惊骇的镜头时，有一半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太棒了！这对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言是个好消息。虽然曾经有一个美国中西部的犹太宰牛工厂的视频让他哭了，视频中对牛的性虐待非常残酷，但这并不常见。无动于衷的态度并没有对他工作的努力程度或时间长短产生什么影响。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他驱车数百公里到新奥尔良去拯救那些鸡，因为他知道工厂会被淹没，而没有人会在乎那些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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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四十多岁了（亚伦·皮特金为化名）。他在一个大型动物权益组织工作，已经是一名非常有影响力的鸡的支持者，在法律和公众态度方面都促成了巨大的变化。他是一个纯素食者，因为他相信这是正确的事，但是他并不是在追求纯粹——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相信减轻痛苦比捍卫原则更加重要。出于这个理由，他认为与牧场主人（他也从事奶牛方面的工作）会面时或许应该吃肉，以证明他不是那种可怕的极端狂热者，而是一个不难对付的正常人。麻烦在于，如果被这场运动中的任何人看见他吃了肉，他的权威将遭到不可挽回的损害。他想到了一位著名动物权利活动家的例子，他听说那是个可怕的人爱喝可乐，惯于性骚扰和持枪炫耀，但真正令他的追随者震惊的是他吃M&M豆的传闻。是的，那些针对M&M豆的挑事者是有点疯狂，但他们是亚伦工作的基础，他需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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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从高中就认定吃肉是错误的，但他花了整整六个月才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每天他下了公交车，会去哈迪快餐吃一份培根芝士汉堡，他对此感到难过。到了圣诞节的时候，他本应该去女朋友家吃晚餐，他知道他们将端上一整只火鸡和一条大火腿——远不是一份培根芝士汉堡那么简单，而是更像一个动物——他终于感到无法面对。那是他食肉生涯的终结。之后，他还去参观过一个叫作农场动物庇护所的地方，这个组织将动物从农业经济中拯救出来，但他发现，动物在产蛋和产奶的过程中也会受到伤害，所以他决心成为一个纯素食主义者。他心想，我将会想念冰激凌，但是我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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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期，他迷恋死亡金属，留着一头羽毛状的长发。他有一条名叫施耐基的近两米长的宠物巨蟒，夜里就和他睡在同一张床上。他不喜欢别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跟老师顶嘴，玩乒乓球玩到疲惫不堪。一个老师曾将辣椒放到他舌头上，因为他话说得太多了（他将他对辣味食物的爱好归结于此）。他总是在谋划反抗或者诡计。某天他突然意识到，买给女朋友们的珠宝其实是一个骗局——商店批发购入，却在零售时被标上极高的价格。于是他索性用二十五美元买了一个执照，这样他就可以去宝石展，批发买入珠宝，再将其转卖给他的朋友们，并将盈利部分捐给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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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期间，他决定将他的生命奉献给社会正义。他的初步计划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当一名医生，但这时他读到了一篇改变他整个人生的文章：哲学家彼得·辛格的《女性、富足与道德》。辛格认为当捐出几百美元就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时，用这些钱来买奢侈品简直不可原谅。读了辛格的文章以后，亚伦买任何东西，甚至是最小和最便宜的东西，对他而言都像是从某个垂死之人那里抢来的。他想，如果在贩卖机旁边一直站着一个挨饿的小孩，就不会有人买苏打水了；此时此刻，对他而言，总有一个挨饿的小孩站在贩卖机旁边。他变得非常节俭。他去垃圾箱里找食物，也不再喝酒（不仅仅是因为花费，他更不能忍受大脑失去控制）。每次花钱的时候，不管多少，他都要把金额记在笔记本上。他读到一个叫查理·格雷的人曾经依靠每年两百美元生活，虽然他不清楚怎样才能做到，但是他发誓要尽量靠近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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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知道，他必须尽他所能多捐钱给国际援助组织，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还有其他需要做的吗？他认定动物比人受到更多的压迫，而在动物之中，处于食物链下游的非哺乳类动物，那些不聪明或不可爱的，则受到最多的压迫。几乎人人都关心小猫小狗，也有很多人关心兔子和奶牛，但是很少人会关心鸡。起初，在做出关心动物的决定之后，为了检验自己的原则，他特意每年在图书馆花一些时间读反动物权利方面的文献，来确保没有能让他改变目标的充分理由。他想要对此保持理性，毕竟他是出于逻辑而非感情选择了动物权利的工作。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他已经确信自己是在正确的轨道上，便不再做调查研究。这并不是说农场动物权利与人类的权利是相互冲突的，少吃点儿肉对人的健康有利，对环境也好，而工作在屠宰场的非法移民是这个国家待遇最差、处境最悲惨的工人群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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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将动物权利当作自己的事业之后，他随处都能见到痛苦的动物。在他还在读大学时，有一次，他匆忙赶去参加一门课程的期末考试，这门课对他很重要，因为想读研究生，而这个期末考试的成绩会占研究生入学成绩的很大一部分。但当时在下雨，虫子爬出草丛在路面上蠕动。他知道，如果不把这些虫子捡起来，就会有人踩死它们。于是他停下脚步，将这些虫子捡起来放回到草地上，他因此迟到了。在考试快结束的时候，他匆匆忙忙地答着最后一个问题，正当他在计算器上得出了答案要写到卷子上时，考官大喊了一声：“把笔放下！”当然，其他学生也正在潦草地写着。他已经有了答案，就在计算器上，但是他把笔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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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而言，这是一个转折点。在那天之前，他一直相信绝对的原则和义务——绝不撒谎，绝不这样，绝不那样。但是，他想到参加考试的自己，想到其他人都还在写，他却放下了笔，于是得到了一个较差的分数，并且很可能因此无法进入研究生院学习，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些愚蠢而浮夸的原则感，于是，他动摇了。他意识到，有道德并不意味着纯粹，而是关心痛苦。从那时起，他开始通过考虑结果而非原则来判定某件事是否符合道德。是的，通常意义上诚实更好，但当安妮·弗兰克7躲在你的屋子里而纳粹军官正在门口时，撒谎则是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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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研究生期间，他利用空闲时间为慈善机构工作，借此从情感上缓解道德孤立状态。他安排好课程，以便每周五都可以在名为“要食物不要炸弹”的非政府组织做志愿者。那是份折磨人的工作。在寒冷的波士顿，天亮前他就得起床，赶到一条到处都是排泄物的小巷子里，将箱子一个接一个从货车上搬下来，直到指关节出血，而后在一个闷热的地下室厨房中辛苦地把饭做好。最开心的部分是看到人们分到食物时的表情，但一般这个时候他已经走了。他想，总有人想要做那个开心的部分，但只有他希望做比较劳累的部分，所以他会一直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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