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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期间，他决定将他的生命奉献给社会正义。他的初步计划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当一名医生，但这时他读到了一篇改变他整个人生的文章：哲学家彼得·辛格的《女性、富足与道德》。辛格认为当捐出几百美元就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时，用这些钱来买奢侈品简直不可原谅。读了辛格的文章以后，亚伦买任何东西，甚至是最小和最便宜的东西，对他而言都像是从某个垂死之人那里抢来的。他想，如果在贩卖机旁边一直站着一个挨饿的小孩，就不会有人买苏打水了；此时此刻，对他而言，总有一个挨饿的小孩站在贩卖机旁边。他变得非常节俭。他去垃圾箱里找食物，也不再喝酒（不仅仅是因为花费，他更不能忍受大脑失去控制）。每次花钱的时候，不管多少，他都要把金额记在笔记本上。他读到一个叫查理·格雷的人曾经依靠每年两百美元生活，虽然他不清楚怎样才能做到，但是他发誓要尽量靠近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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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知道，他必须尽他所能多捐钱给国际援助组织，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还有其他需要做的吗？他认定动物比人受到更多的压迫，而在动物之中，处于食物链下游的非哺乳类动物，那些不聪明或不可爱的，则受到最多的压迫。几乎人人都关心小猫小狗，也有很多人关心兔子和奶牛，但是很少人会关心鸡。起初，在做出关心动物的决定之后，为了检验自己的原则，他特意每年在图书馆花一些时间读反动物权利方面的文献，来确保没有能让他改变目标的充分理由。他想要对此保持理性，毕竟他是出于逻辑而非感情选择了动物权利的工作。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他已经确信自己是在正确的轨道上，便不再做调查研究。这并不是说农场动物权利与人类的权利是相互冲突的，少吃点儿肉对人的健康有利，对环境也好，而工作在屠宰场的非法移民是这个国家待遇最差、处境最悲惨的工人群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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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将动物权利当作自己的事业之后，他随处都能见到痛苦的动物。在他还在读大学时，有一次，他匆忙赶去参加一门课程的期末考试，这门课对他很重要，因为想读研究生，而这个期末考试的成绩会占研究生入学成绩的很大一部分。但当时在下雨，虫子爬出草丛在路面上蠕动。他知道，如果不把这些虫子捡起来，就会有人踩死它们。于是他停下脚步，将这些虫子捡起来放回到草地上，他因此迟到了。在考试快结束的时候，他匆匆忙忙地答着最后一个问题，正当他在计算器上得出了答案要写到卷子上时，考官大喊了一声：“把笔放下！”当然，其他学生也正在潦草地写着。他已经有了答案，就在计算器上，但是他把笔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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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而言，这是一个转折点。在那天之前，他一直相信绝对的原则和义务——绝不撒谎，绝不这样，绝不那样。但是，他想到参加考试的自己，想到其他人都还在写，他却放下了笔，于是得到了一个较差的分数，并且很可能因此无法进入研究生院学习，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些愚蠢而浮夸的原则感，于是，他动摇了。他意识到，有道德并不意味着纯粹，而是关心痛苦。从那时起，他开始通过考虑结果而非原则来判定某件事是否符合道德。是的，通常意义上诚实更好，但当安妮·弗兰克7躲在你的屋子里而纳粹军官正在门口时，撒谎则是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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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研究生期间，他利用空闲时间为慈善机构工作，借此从情感上缓解道德孤立状态。他安排好课程，以便每周五都可以在名为“要食物不要炸弹”的非政府组织做志愿者。那是份折磨人的工作。在寒冷的波士顿，天亮前他就得起床，赶到一条到处都是排泄物的小巷子里，将箱子一个接一个从货车上搬下来，直到指关节出血，而后在一个闷热的地下室厨房中辛苦地把饭做好。最开心的部分是看到人们分到食物时的表情，但一般这个时候他已经走了。他想，总有人想要做那个开心的部分，但只有他希望做比较劳累的部分，所以他会一直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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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饭的时候，他会参加一些抗议活动——打扮成一个龙虾站在大街上，拿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被煮好疼”。他一直很钦羡他妈妈由于反对种族主义在一场抗议中被逮捕，于是他也想办法让自己被逮捕。在波士顿有一条他感觉不很公正的法律，即夜里禁止人们在波士顿公园逗留。无家可归的人一直在长椅上睡觉，而警察则总是来将他们拖走，所以亚伦和其他一些人举行了一个静卧示威，于是被捕了。他高兴地给他妈妈打电话告诉她这一切，她说：“你怎么现在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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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的父母，迈克和芭芭拉，在少年时期就认识了。她生活在布鲁克林的弗拉特布什，夏日里去了他生活的长岛附近的海滩。他们在一九六四年结了婚。芭芭拉去纽约工作，在一个福利部门做调查员；迈克则开始做一名摄影师，为政治抗议活动拍照片。他和芭芭拉都是布鲁克林CORE（种族平等议会）的成员，因此参加了大量的示威游行。迈克最成功的照片拍的是一个参加抗议民族主义游行的黑人被警察逮捕的情形。那天有几百人被逮捕，其中就包括芭芭拉。迈克为坐在地上微笑的芭芭拉拍了一张照片——就在她马上要被逮捕之前，旁边还站着一个警察。亚伦在他的桌子上放了这张照片，并喜欢把它描述为“妈妈正要被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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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迈克和芭芭拉离开布鲁克林，搬到了科罗拉多，迈克在当地一家报社找到了一份图片记者的工作。芭芭拉热爱西部生活，但是迈克却莫名其妙地变得越来越不对劲，他的行为变得古怪，甚至因此丢了工作。在那之后，事态急转直下。他先是找了一份在怀俄明的工作，当他再次被解雇后，又在邮局找了一份工作。他的行为越来越奇怪：他开始向别人展示自己的裸照，威胁别人，总是追求其他女人，还几乎不怎么睡觉。芭芭拉试着向孩子们掩饰他的疯狂行径：当她不得不带他去精神病院时，她对他们说，他是要去执行一项摄影任务。当他在家时，她感到恐惧：他总是带着亚伦和他的兄弟去做些疯狂而危险的事情，而他们又很喜欢这样，觉得爸爸比妈妈有趣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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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在阿肯色州丢掉最后一份工作时，他的状况恶化得更快了。他相信纳粹分子正在从门下的缝里往他家喷毒气，还让屋子里每个人都小声说话，因为他觉得他们的邻居就是纳粹分子，一直在监视着他们；他开始购买枪支，认定自己是救世主。在某些时候，芭芭拉认为屋子里有枪让她感到不安，治疗他的精神病诊所的人也觉得不安全。最终，事情越来越糟，她只能将他送回他父母那里，让他一个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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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总是保护着亚伦，不让他知道太多关于他父亲的事。她从没有对他说起过他父亲频繁的不忠。当她离开迈克时，她对当时约九岁的亚伦说，他们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他父亲病了。亚伦感到震惊，哭了起来，如果他父亲病了，他们应该做的当然是照顾他，而不是抛弃他啊！如果是他自己生病了，妈妈也会离开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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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以后，芭芭拉决定举家搬往东部，主要是因为他们家是镇上唯一一个犹太家庭——亚伦在学校里总是遭到殴打就是因为犹大杀害了耶稣，但是损害已经造成了。当他作为犹太人被殴打时，他会想：如果我也出生在这里，作为他们之中的一员，我会相信他们所信仰的，我也会打我自己。所以，怎么能肯定我的信仰就是正确的呢？他才八岁，就对妈妈说他不相信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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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遇到了珍。她当时正在新英格兰反活体解剖社团工作，亚伦作为一名疯牛病专家为他们提供服务。他刚从外面走进来，她立即就很讨厌他。他对人冷淡，傲慢，脾气很差。当时他已经开始在动物权利运动中崭露头角，周围总是围着一些女孩。但几个月以后，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他们相邻而坐，他决心要表现得有魅力一些。她当然被迷住了，当他提出要和她约会时，她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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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他们感到彼此非常相似：他们都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反抗不公的战斗。她关注动物权利的过程比他更加迂回——她从女权运动开始，随后通过生态女权运动认识到动物和女人在被践踏这件事情上有相同之处——但他们最终殊途同归。他们嘲笑一样的东西，他们都爱看有些古怪的小卡通片。让珍吃惊的是，亚伦其实挺有趣的，即使在谈论纯素食主义的时候也能把人逗笑。他有一张表，上面有七种不同的人类大便的图片，以及哪种大便最健康的说明——当然，最好的粪便是那些纯素食主义者的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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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和珍搬到了一起，然后麻烦就开始了。首先，亚伦很不爱收拾。他不只是不整洁，简直就是邋遢。要洗的衣服堆在房间里，水槽里都是碗碟。为了省钱，他会一次性做大量食物——好几斤的扁豆炖汤或者鹰嘴豆泥——然后把用过的锅和碗放得满厨房都是。当她抱怨的时候，他就对她说，洗碗的时间可以用来为动物争取权利，相比起来后者更加重要。对此她想不到什么反驳的好观点，事实上，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她认为他是对的。所以，当她感到自己快疯了，被厨房里的脏乱不堪逼到了崩溃边缘，她所能说的只是：“但是我需要这样，我想要这样，我求你。”多年以后，她希望自己当时曾朝他大吼过：“你知道吗？一切都和平衡有关，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是的，你说的对，洗碗会减少你对动物的关注，但是在我神经崩溃之前去把碗洗了！”但是那个时候，她还年轻，不确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正常的，或者什么是她应得的。要命的是，她之前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极其道德的人，而现在她感觉自己是个自私的人，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比起动物正在被折磨和人们正在挨饿，她似乎更关心洗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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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来自一个很糟糕的家庭。她的妈妈在孤儿院长大，很年轻的时候就怀孕了。她爸爸拥有一家汽车修理厂，挣了很多钱，但是后来变成了一个粗暴的酒鬼，把自己的钱都败光了。作为一个孩子，珍遭到她爸爸和两个兄弟的性骚扰。当她告诉妈妈她被骚扰并想自杀的时候，她妈妈表示理解，但她说，如果珍自杀了，她也会跟着自杀。她爸爸开始购买枪支，并一度想要勒死珍和她妈妈。（多年以后，她的一个兄弟因为谋杀自己的妻子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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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十五岁时的一天夜里，她妈妈把她叫醒，告诉她必须马上逃走，否则她爸爸会把她们都杀掉。珍先逃了出来，但她妈妈花了一个小时才从房子里逃出来，因为她爸爸用枪指着她妈妈，扣留她做人质。珍在外面的雪中等待，想着，她就要死了，她就要死了。最终，她妈妈设法逃出了屋子，两人一起逃到受虐待妇女避难所。她们有几个月无家可归，珍睡在朋友家的沙发上，但她还是继续上学，取得好成绩，因为她知道不这样做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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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学生时代，她都通过工作挣钱来帮妈妈分担房租。大学期间，她有时还通过回收易拉罐来挣吃饭的钱。她的信用卡债务开始增加，但她信仰妇女运动，所以在毕业以后并没有去找一份高收入的工作，而是去几乎没有报酬的受虐妇女组织工作。尽管如此，珍觉得，如果偶尔买一双鞋子可以让自己感觉好一些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她花起钱来精打细算，但亚伦比她更节约，她因此感到内疚。甚至在深冬时节，亚伦也会让暖气保持比较低的温度。他将自己一年的花费削减至两万四千美元，然后是两万，再然后是九千。当她买了一些他认为不必要的东西回家时，他从不说什么，但是他也无须说什么，她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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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工作很努力，但亚伦却总是在工作，工作永远排在第一位。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痛苦——他几乎是从物理意义上感受到这一重负——他怎么停得下来呢？人们都还在挨饿，他怎么能够放松和看电视呢？甚至当他和她在一起时，她也感到他总恨不得回到工作中去。如果她反对，他会对她的自私感到吃惊。如果她感到不安，他也会感到不安，但是他会坚持自己的原则。有时她想他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有时她又觉得自己作为他的女朋友，应该得到一些特殊待遇——人们总是对更亲近的人比对陌生人负有更多责任。有时他们会在哲学层面讨论这个问题。珍会问，假如那边有两个人溺水了，我在这边也掉进了河里，你要么救那两个人，要么救我，你会怎么做？这些讨论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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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意识到，他的行动主义是他们关系中的第三者，是那个她绝对竞争不过的对手。在他不用去上课的日子，他会继续巡回演讲，接连好几周都在路上。她为他做饭，清理房间，帮他打包好行李，从邮局给他寄过去。唯有一次他完全陪着她，那次她处于可怕的危机之中，他感到把注意力转移到她身上是可以被原谅的。当时她父亲去世了，她很害怕去葬礼，因为以前虐待过她的兄弟也会去。但是亚伦照看着她，葬礼那天，他帮她穿好衣服，因为她已经僵硬到几乎不能动弹了。他把自己对宗教的厌恶放到一边，和她一起念祈祷文，因为她不想一个人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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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最终选择了有着珍这样背景的女人并非偶然，他曾经和心理受到创伤的女人有过情史。在念高中的时候，他开始关注一个受到虐待的女孩，她从幼年起就惨遭自己的父亲和兄弟强奸。她父亲是个赌徒，也是个酒鬼。她有夜惊症，不能安睡。亚伦决心要拯救她。他感到她深受伤害，过着这样可怕的生活，因而值得有人对她好。他过去总感到一种想要帮助别人的强烈欲望，但他只是一个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帮，而这是他知道他能做到的事。他知道，如果让她单独待着，她永远走不出来，所以他愈发靠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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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开始痛打他的时候，他总是瞒着他妈妈。有时候被打到嘴唇出血或者留下了瘀青，实在瞒不过去，他会告诉妈妈他在学校里和同学打架了。她偷他妈妈的钱去买可卡因，这事他也试图瞒着。有一天，他妈妈走进他的房间，看见他女朋友正挥舞着拳头打他，而他缩在床角。从那以后，他妈妈再也不许她进这个房子，即使那样他也没有和她分手。他估摸着可以承受这些虐待——他足够健康，并且来自一个足够好的家庭。他打算和她结婚，照顾她，并在她以后的人生中保护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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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反击过一次。那一次，他开车送她回家，但是她拒绝下车。她开始打他，他蜷缩着躲避，但是车里的空间太狭窄了，他没有办法躲过她的拳头。就在她打他的时候，他越来越生气；突然，他猛地出手，打到了她的头部。她看到他打过来就躲闪了一下，而那一击落在了她的后脑勺。他的手疼极了，两个人都开始哭起来，陷入一种悲伤的、歇斯底里的情绪中。在这个过程中，他意识到他做了什么，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厌恶。他想，他的整个人生都致力于保护弱者，但现在他却打了一个被严重伤害的女孩——他变成了她生命中另一个残暴的人。尽管他也知道，这正是她长时间以来想要的：她想要他反击，因为她可以借此来威胁他。当他去上大学的时候，她跟着他，什么都不让他干。有一天，他要去参加一个测试，而她拦住了他的路，这时他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才和她分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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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非常吃惊地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亚伦是有钱的，他有一笔信托基金，数额虽不是非常大，却足以让他做自己想做的事。她让亚伦帮着还她的信用卡债务。她正在偿还这些钱的利息，但这对他俩的财务状况没有什么实质帮助。如果能偿还更多，就可以将她从多年来困扰她的负债感中解救出来。她畏惧贫穷，无家可归的时期给她内心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但是他不愿偿还这笔债务。他对她说，世界上有更需要那些钱的人。他说，她有东西吃，有地方住，但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正在挨饿。他当时已经将钱分配给了一个慈善组织。在亚伦眼里，这是沾满血腥的钱。他妈妈的父亲开办的公司制造镀金的浴室附件，而他爸爸的父亲则通过生产皮毛大衣来挣钱。这一污点只能通过一种方式擦除，即用这些钱来减轻那些最不幸的痛苦。这些痛苦包括珍的痛苦、索马里人民的痛苦，以及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的痛苦。她怎么能与他们竞争呢？她不能。她知道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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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一九九九年结了婚。他们为此争执了许久，因为亚伦觉得马萨诸塞州不允许同性恋结婚，因而是一个歧视的体制，他们不应该参与其中。珍告诉他，她会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为促进同性恋平权而工作，但是她想要现在结婚。毕竟她已经对他够宽容了，现在她想要一枚戒指。她知道他绝不会同意要孩子，所以她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即使她并不确定自己的想法。她整个婚礼的早晨都在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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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婚姻持续了两年。对珍而言，分手最艰难的部分之一是她现在必须承认她并不是自己过去所认为的那种道德高尚的人。她不只是离开了亚伦，而且选择了自私。她选择了她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其他生命的幸存。她不能为此辩护，她也觉得这是错的，但是她无法克制自己，她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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