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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是暂时的。然后，慢慢地，在她和亚伦共同生活期间一直受到压抑的怨恨与痛苦达到了一个爆点。她背叛了她和亚伦执行多年的严格素食主义——现在珍开始吃奶酪。她去了巴黎，贪婪地吃着奶酪。她去购买当季的新衣服，并在有生之年第一次喝了酒。她吸大麻，还很喜欢。她改变了对以色列的看法，她的工作是为恋足癖者扮演施虐狂。她不再做垃圾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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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时，亚伦在另一个方向上艰难前行。和珍分手以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地方住。他放话出去，只要有人邀请他，他愿意向任何人免费宣讲素食主义、营养学、动物权利或者社会正义，他们只需要付给他路费并让他晚上在那里过夜，即使是在地板上。一开始，他很兴奋。在内疚地和珍生活多年以后，现在他终于可以无拘无束地完全投入到他的行动主义中。他不挣钱也不花钱，一直四处奔波。他一个月要发表四十次讲话，开着一辆捐助的车子走遍了全国各地，如果没有地方过夜，他就睡在车里。但是，这样过了大约八个月以后，他觉得应该适可而止了，他又想要一个家了。他面试了一份动物权利组织的工作，就在同一天，他在家具商店的楼上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昏暗的公寓，并当场租下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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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实在是太热爱自己的新工作了，他很快就觉得每周花一整天来煮小扁豆实在太浪费时间。在过去，他认为自己所拥有的时间基本上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要做的就是用它来节约金钱。但现在他已经是一个有学位和平台的专家，他不再觉得自己的时间那么没有价值了。他依然会捐出一半的工资，但这不是他关注的要点。不久以后，他对时间也变得像对金钱一样执着了。他开始画流程图、列清单，算计着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日子。他把电脑安装在卧室里，这样他只要翻身下床就可以立刻按下开机键；为了去卫生间而不得不走的那四米简直让他抓狂。他试着睡得更少——每晚三个小时或四个小时——来测试自己是否能以这种方式换取更多的工作时间，看看自己到底能够坚持多久才会崩溃。医生说他需要锻炼，但他发现，自从他睡得这么少后总爱在桌前打盹，于是他决定在跑步机上边走路边工作，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一来让他保持清醒，二来也在不浪费时间的情况下完成了锻炼。为了增强稳定性，他穿了加重带，还把自己和附近的家具用弹力绳系起来以免晕倒。他看起来是有些头脑不正常，但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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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少花时间和朋友在一起，也从不允许自己有坐下来反思的时间。他理智上知道，花时间和朋友们在一起或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历程对他的工作或许有帮助。他可能会学到某些重要的东西，或者意识到他应该改变前进的方向。但他是风险厌恶型人格。如果那样使用时间，他或许会学到一些东西，或许学不到。但是如果他每个傍晚都用来工作的话，他知道自己总会完成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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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的祖父母不再能照顾他父亲后，就把他安置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生活辅助机构里面。但他在那里愈发抑郁，并且拒绝进食，这所机构只好将他转到了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里，他每天好几个小时都像婴儿一样躺着，逐渐失去了把腿伸直的能力。医院联系了他的家人，建议将他转到临终关怀机构。亚伦明白，他的父亲还年轻，且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过错，因而对这个建议感到非常愤怒，最终他将父亲转到了自己居住地的一所医院里。迈克的状态真是糟透了，因为他不能走路，还不时患上肺部感染及其他种类的感染或溃疡，感染深至骨髓，所以他总是从急症室进进出出。有时他会一连数月陷入一种紧张性抑郁中，过后又会进入躁狂状态，变得很爱说话，很开心，但同时又非常偏执。他坚信医院的工作人员想要毒害他，但仍然整天愉快地追忆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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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父亲就在附近，亚伦非常纠结应该隔多久去探望他。在对父亲的责任和对工作的责任之间，他应该如何取舍？这是否应该受到他父亲是个糟糕的丈夫而他母亲是个可怜人这一事实的影响呢？他决定接受一个过得去的最小量——他只在危险期过去，虽然危险期也挺多的。他会想，如果是他妈妈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会怎样做。他很爱他妈妈，但他认为，他可能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虽然可能做起来要更加困难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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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父亲头脑比较清醒的时候，亚伦会告诉他在他病得厉害时都发生了些什么，描述将来可能发生的所有最可怕的情形，并询问他在那些情形下是否想要再苏醒过来；他父亲总是回答想。亚伦无法理解：父亲整天盯着天花板，甚至不能扭头看向窗外，他讨厌电视和广播，眼睛花得很厉害，如今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吃午餐了。亚伦觉得如果自己不得不那样活着，他一定会发疯。但他父亲愿意那样生活，他愿意做任何尚可承担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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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他父亲上了呼吸机，处于昏睡状态之中，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吃东西。医生告诉亚伦，他父亲再也没法离开呼吸机，而且也不会再醒来了。他们建议摘掉他父亲的呼吸机，他同意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对花那么多钱来治疗父亲的病耿耿于怀，因为这些钱本可以花在别的地方以减轻更多痛苦。他对此的辩解是，那些钱本就是他父亲的，由于他父亲想要活下去，他觉得自己并没有权利拒绝这个要求。但另一方面，他父亲在多年前就已经被视作失能了，所以这真的取决于亚伦的决定，他无法假装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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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父亲要摘下呼吸机的当天，亚伦提前到了医院和父亲告别。他坐在父亲的床边，但就在护士快要注射最后一剂吗啡前的短短片刻，他父亲睁开了眼睛。这有点儿像恐怖片里的场景，亚伦心想，一个尸体突然活了过来。他父亲的目光追随着亚伦，他能移动自己的头部来回答问题。亚伦简直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吓坏了，赶紧告诉了医生。结果他得知，迈克前一天也睁开了眼睛，只是医生认为他父亲的生命不值得延续，而亚伦得知此事后会难以下定决心，所以索性不对亚伦提起。亚伦非常生气，他马上叫停了摘除呼吸机的计划，重新恢复了对父亲的治疗。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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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父亲留在重症监护病房的花费实在太昂贵了，所以医院把他安置在呼吸机区。信托资金里有足够的钱可以用来负担一台好的呼吸机，但即使这样，这个地方也是凄惨的：床挨着床，上面躺着只能说还算活着的人，每个人都连着一台呼吸机。很多人都处于昏迷状态，根本没有大脑活动。这就像是一个人类的工业化农场，亚伦想。那里既没有家人，也没有来访者。关键是什么呢？他父亲并不处于昏迷状态——他处于垂死挣扎中，即使护士给他用了最强效的镇痛剂，他也依然醒着。他最终再进医院是由于另一次感染，接下来是昏迷。医生又一次对亚伦建议结束这一切，这一次他同意了。呼吸机被摘掉了——然而这一次，他父亲又醒了过来。医生告诉亚伦他父亲将在数分钟内去世，因为这次感染后他的肺已经衰竭，无法自行工作。但是他并没有死，他呼吸着，他有意识，他处于痛苦之中。他不能像之前一样注射吗啡，因为这会加速他的死亡，而这是不合法的。亚伦痛苦地坐在那里，现在的情形似乎是他正在谋杀他的父亲，故意让他痛苦，然而，如果将他送回那个呼吸机农场，结果必定是最糟糕的。几分钟过去了，几个小时过去了，他父亲依然活着。足足花了二十个小时，这一切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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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睹父亲的死亡之前，亚伦主要关心的是动物的痛苦。他看了那么多的录影带：动物在屠宰场里发出可怕的吼叫声，被关在笼子里的残疾动物受到感染并流着血，有些动物的腿伤得非常严重，无法站立行走——这些在他脑海中的影像和声音伴随着他度过了人生中的那么些年，那时在他心目中，痛苦就是人类造成的，弱者和不会说话的动物的悲惨处境是被强加的。而现在，他看到人类身陷的处境和那些养殖场动物所面临的处境一样残酷，人在遭受痛苦时所受到的折磨和那些悲惨地活着只为一死的动物所受到的折磨一样如同末日。他当然知道人类也会痛苦，但是他忘了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一动不动，吃喝拉撒无法自理，也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或者请求减轻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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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在动物权利组织工作后不久就遇到了丽娜，他终生的挚爱，她也在那里工作。他的工作和鸡有关，而她的工作和海豹有关。她是来自康涅狄格州沃特福德的一名纯素食主义者，几乎和他一样节俭。同亚伦一样，她认为自己关于金钱和其他东西的原则意味着她只能独身。她早在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断定生孩子是不道德的，并且从未改变过这个看法；像他一样，她认为家庭义务沉闷无聊，总是试图躲避。在某种意义上，她甚至比他更清心寡欲：她比他更关心环境，所以，当他们一起搬到一所租金包含暖气费和空调费的房子里时，他任由自己享受这一免费资源，而她却关掉了她房间的通风口，寒冷或是闷热都取决于季节。在这段关系的早期，他为她买了一台二手的DVD机作为礼物，她却突然哭起来。她最近才看了一部关于某国童工被剥削的电影，因为这台DVD机是该国制造的，一下就让她回想起童工受剥削的场景，而它很可能就是剥削行为的产物。亚伦被迷住了，他觉得她是如此纯净的物种，对道德如此敏感，他感觉她简直不属于这个堕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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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和珍没了感情以后，他决意和丽娜继续交往。他对她说，在第一年里他会花很多时间和她在一起维护他们的关系，但那之后，他会恢复自己正常的习惯。起初她因此很生气，但终究也没有那么介意，毕竟很多时候她也喜欢独自生活。他们决定在多数夜晚一起用晚餐，并且一年有几次一起过长周末，那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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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权利组织工作若干年后，事情越来越顺利。亚伦在工作上很有一套，不论是在立法还是公司事务方面，都为小鸡迎来了许多重要的胜利。很多巨型公司——西夫韦、好胃口，尤其是好市多——做出承诺，要购买那些以人道方式养育的家禽。星巴克承诺只用散养鸡蛋。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蛋鸡的生活空间必须增加百分之七十，并且禁止其他地方的笼养鸡鸡蛋在此地销售。美国的肉类消费几乎每年都在下跌，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毕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这类消费一直持续增长，但是经过这次以后，肉类对身体有害这一说法终于彻底传开了，整个公立学校系统都接纳了“无肉的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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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意识到，为人们不会变成纯素食主义者而绝望是不明智的。多数人绝不会变成严格素食主义者，甚至不会变成素食主义者，但如果他们吃肉越来越少，那么动物的处境就会越来越好。有时他希望整个国家都按照他希望的方式运作：没有人愿意看见小鸡受到折磨，越来越难以否认工厂化农业经济的可怕之处。有时他觉得自己处于某种公民权利运动的风口浪尖，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也许要用一生去完成这一事业，最终让大家看到工业化农场和奴隶制一样是反动的，是让人不可思议的可怕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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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样想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很棒，不管是已经做了的还是正在做的都很棒，因此早年驱动他工作的内疚感和根深蒂固的亏欠感也明显减轻了。他依然需要每天积攒一定数量的绩效来自我安慰，这让他感觉履行了自己的责任，但因为他的工作非常顺利，这些绩效也越来越容易得到。早些年他绝不会想到，他生命中会有一个时期让他觉得自己做得已经够多了。大多数时候，这种感觉很不错，但是他也对此起了疑心。要是他的高效并非意味着他应该稍微放松一下，而是意味着既然能完成更多的工作，他就有义务比之前更加努力地工作，他该怎么办？这可能是更符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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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种成就感是一种幻觉，假如他就像人们在变老时常常会发生的那样，正变得软弱和容易满足，那怎么办？毕竟世界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依然有无数人在挨饿，对于多数动物而言生命依然是可怕的。他依然感到痛苦的沉重负担，那种可怕就存在于他心灵的房门之外，那扇门哪怕只打开一道缝隙，都可以窥见这痛苦的可憎与无尽。他看到很多素食主义者都觉得不吃肉是很大的美德，以至于不再鞭策自己为更伟大的事业而工作。他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他告诉自己，不应该把自己和任何其他人进行对比，因为多数人为这个世界所做的实在太少了，以至于他会感到他在这场比赛中还是领先的。不，他必须只把自己正在做的和自己所能做的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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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过去常常回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父母的年代，那时很多人被激励着成为行动主义者，拒绝自私。他想：那些人怎么样了？他们在他现在所处的年纪溜到哪儿去了？他们不再是行动主义者了。他们必定告诉自己一些故事，说明挣钱和拥有一个家庭是多么自然，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也已经过去很久了。他很确信这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可能他们也曾经这样认为，也许到了一定的年纪，人们就会遇上一些生理意义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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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他很开心。他热爱他的工作，因为他做着只有他才能做的工作。他积攒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他和一个女人相爱，这个女人并不想从他这里得到比他所能给的还要多的东西。他和一些关系不错的行动主义者朋友开玩笑说，如果他们看见他过得太轻松，忽略了自己的责任，可不要让他就这样心满意足地活到老，而是要拿一个枕头将他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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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第四章 责任和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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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人奉为圣人其实是一种切割和疏远，暗含的意思是，作为普通人的我无须像您那样行事。称赞其实只是伪装的借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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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者的标准有多奇怪呢？假设你并不渴望成为一名行善者，道德又能要求你多少？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你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日子就好，还是说你对其他人有所亏欠？如果确实有所亏欠，那么是多少？这里的道德问题不是质的问题：我该怎么办？而是量的问题：什么时候可以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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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行善者说，他们只是在履行责任，只是在做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多数人觉得他们的责任感古怪而不合理，那只能说明多数人是错的。他们拒绝别人将其所作所为看成是神圣的或英雄主义的，因为对他们而言，这只是换了一种说法来表达多数人无须做这些事情。称赞其实只是伪装的借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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