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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令人吃惊，功利主义者非常少，甚至在行善者之中也是如此。很少有人相信自己对陌生人负有和对亲人一样的责任。而多数行善者，就像大多数人一样，认为道德是一些规范和原则，是人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去做许多善事。但另一方面，如果数量足够大的话，即使一个非功利主义者也会开始考虑数量的问题。当一个人询问他是否可以救他落水的妻子时，这个问题令人抗拒，但如果是要救五个陌生人，或者五十个，五千个呢？如果他的妻子是一个在潜逃的疯狂的连环杀手呢？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感情最丰富的、根本没有行善者倾向的反功利主义者也会开始感到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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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者和功利主义者拥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关于你亏欠陌生人多少，以及责任对你能要求多少，大多数日常观念都是错的。一个行善者可能像任何一个正常人一样相信，应该拯救你溺水的妻子而不是另外两个陌生人，但是随着陌生人数量的增加，行善者会比正常人更早开始担心不改变想法是否是不道德的。行善者在生命中感到完全随心所欲的时间是极少的。只有当他完成了自己的责任，不再欠这个世界什么，剩下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才只属于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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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道德要求我们的事是否存在一个限度呢？相信每个人都有义务带来尽可能多的善，等于暗示基本的责任之间没有分别，比如讲真话与自我牺牲的神圣行为之间没有等级差别。这一观念不仅与多数人思考道德的方式不同，更有可能毁掉整个责任观。如果为陌生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与不撒谎或不偷盗一样好，如果买一双鞋和没有从池塘中救出溺水的小孩一样坏，那么，似乎要求谁不撒谎或不偷盗，就可以要求他为陌生人牺牲。责任是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法则，否则就不能称之为责任。要求太多可能会和要求太少一样腐化堕落。要求太多挤压了人的抱负。如果每种好行为都是被要求的，那么就没有行为值得赞赏，也就没有了美德——只有责任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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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格的结论给人的印象极端到近乎疯狂。现如今，这样的道德理论似乎是荒谬的，根据这个理论，几乎人人都失德到了堕落的程度。而值得记住的是，在过去，这种每个人都是卑鄙有罪者的理论似乎完全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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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者认为人有义务像照顾家人一样照顾陌生人，这个信念看起来似乎违背了人类的直觉，但是人类的直觉并非都倾向于舒适和爱。牺牲也是一种人类直觉，为家人做储备以应对未来的灾难是一种直觉，把礼物分发给不认识的人同样是一种直觉。为看不见的和不认识的人付出是令人崇敬的苦行，犹如对看不见的神秘神意的信念。如果采取“普遍的观点”——借用亨利·西奇威克的术语——是不自然的，正如行善者试图做的那样，想象上帝的视角同样也是不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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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第五章 即刻充满理性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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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渴望某种东西，某种能令她即刻充满理性与热情地去行动，并借此充实起来的东西；因为引路愿景和精神导师的时代已经远去，因为祈祷者的渴望增加了，却并没有获得指示，那除了知识之外还有什么明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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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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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茱莉亚·怀斯都怀疑是否有可能遇到另外一个和她想法一致的人。她认识的每个人都认为她关于道德的想法以及她有责任去做的那些事很奇怪。多数人只是觉得她有些古怪。有的人对她说，她或许是对的，但是他们并不愿意做出她所做的牺牲；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她的观念不仅误导人，事实上也并不好。所有这一切都让她担心自己可能是错的。有多大可能大家都是错的，而只有她是正确的？但是她也会质疑这种担心：毕竟，说她错了非常方便——她不用非得牺牲那么多。虽然她的信念对她来说合理且真实，她能够以理性的方式为其辩护，但它们并不完全是有意识的思考的结果：产生其他一切冲动的根本冲动简直就是她的一部分。她会情不自禁地这样想，从孩提时代起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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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相信，由于人人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她没有权利关心自己的幸福超过关心他人的幸福。她相信她有义务花费时间为他人的益处而工作，这就是问题的关键。随着年纪增大，她更加具体地实现着这一原则的含义。大学时代，她认为自己可能想要参与国外某个地方的开发，但随后她意识到，她所能做的最有用的事可能并不是成为一个白人人道救援工作者，告诉其他国家的人应该怎么做，而是挣第一世界的薪水，然后将这些薪水交给NGO组织，用来支付那些比她更知道他们的国家需要什么的本地工人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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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波士顿成了一名社会工作者，她热爱自己的工作。她不擅长闲谈，但她与来访者的对话常常让人深切地觉得触及了一些真实的东西，她希望至少有时候它们是有用的。去同情和帮助某个需要帮助且就坐在她对面的人感觉不错，但是她知道，生活在世界上其他某些地方的人处境更糟，甚至比她在监狱和精神病院工作时遇到的那些人的处境还糟——他们可能年纪轻轻就将死于本可预防的疾病，可能没有足够的食物或干净的水——所以她推断，她给慈善机构捐助的行为会帮助到她从没见到过的陌生人，这比她的社会工作更加重要。她相信，如果她想要尽可能多地帮助他人，就必须思考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她想要给予什么。重要的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并不是她现在正在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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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自己的花费缩减到一个绝对最小值，以便能把挣到的大部分薪水都捐出去。她将钱捐给在她看来用最少钱减轻最大痛苦的慈善组织，通常是指第三世界的医疗干预。她拿的是一份社会工作者的薪水，所以捐不了太多，但是年复一年地积累一辈子的话也是相当多的，大约有几十万美元，而这意味着很多年幼时可能会死于某些容易治愈的疾病的孩子将得到救治，获得正常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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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过去经历过抑郁，即使已经快乐地生活了好多年，悲伤的阴影依然抓着她不放。她谨慎而保守，可以想象她的心门紧紧地关闭着，没有光亮可以进入。痛苦可能让一个人变得内向，变得只关注自己的疼痛而看不见其他人，但在茱莉亚身上却不是这样。她的抑郁使她从内心深处本能地意识到他人的痛苦，而大多数人并不会这样。她很年轻，才三十岁，但已经过了仅用青春热血就可以解释任何信念的年龄；那个多数人开始遗忘、扭曲或反抗他们孩提时学到的质朴得可怕的规则的时期，她早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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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极度俭省，茱莉亚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她和其他人一样喜欢物质生活。她喜欢烟花和冰激凌，喜欢烹饪，喜欢缝衣服和用边角料做精致的老式帽子。她从这些事情中而不是从捐赠中获得快乐。对她来说，给予仅仅是一种责任，和不偷盗一样，并不会让她生出道德感。如果这世界一切安好，她会愿意生活在某处农场，养一些动物，在花园里种一些南瓜、红花菜豆和向日葵。她会缝窗帘，阅读，烤苹果派，养孩子。但这个世界一点儿都不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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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还很年轻的时候，茱莉亚认为结婚是件可怕的事。她不愿意在道德问题上妥协，这意味着，比如，她不愿意在那些正常夫妻结婚会花钱的事情上花钱。然而，二十二岁时，她和一个叫杰夫·考夫曼的年轻人陷入了爱河，她向对方求婚，两个人就订了婚。杰夫了解她的原则，但是金钱的问题还没有浮出水面，当时他们还在上大学，食宿方面都是被照顾的。所以，直到毕业，他们共同生活的第一次道德检验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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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九月里一个晴朗的日子，他们当时和茱莉亚的莫里斯舞蹈剧团一起在波士顿郊外的一个苹果园里。有人在卖焦糖苹果，茱莉亚想要一个。正常情况下她会告诉自己她不能为这样花钱找借口，但是杰夫告诉她，她想要任何东西，他都会用自己的钱买给她。那时他已经找到了一份电脑程序员的工作，而茱莉亚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也没有任何积蓄，因为她把夏天挣到的钱悉数捐给了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杰夫买了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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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这个可能得花四美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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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很吃惊）：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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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这是在果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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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一个四美元的焦糖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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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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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那让人觉得很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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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可能是三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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