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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讨论过的主题是愤怒。当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时,我没有任何理由感到愤怒,但当我觉得自己被剥夺时我有时会愤怒。我感到我肩负着沉重的担子,不可能只靠自己。就像是要将一辆汽车拖出泥潭,站在周围的每个人都说,“孩子,车子陷进泥潭里真是太糟了”,或者说,“你正在做的事情看起来真的好难啊!”更经常听到的是,“你听说意大利队输给斯洛伐克队了吗?”我真的认为世界上有足够的物资与人类巧思,没人一定得陷入可怕的贫困中。如果每个人都出一点力,我也就不需要承担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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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而言,有一件事显而易见,那就是,确定受众非常重要。普通人可能不会接受她的观点,但除他们之外必然有人等待着受到鼓舞。她怎么才能找到他们呢?她决定开一个新的博客,名字叫“乐在给予”,寄希望于明确的标题和经过打磨的主旨能够吸引到合适的潜在受众。在某一时刻,她发现在普林斯顿有一个叫彼特·辛格的哲学家,他倡导一种和她很接近的道德世界观。她从图书馆借了他的《你能拯救的生命》,怀着初次犯罪的激动心情在书里写下笔记,邀请被她的感受打动的人联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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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做这些事部分是因为她感到鼓励大家捐赠是她的责任,但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孤独。除了杰夫,她不认识一个对金钱与责任持有与她相同信念的人,当然更不必说依照这些信念生活了。无意中发现彼得·辛格的作品让她很激动——发现有一个哲学家和她想法一样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一件事,虽然这和拥有一个朋友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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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孤独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随后茱莉亚和杰夫发现了“给予我们能给予的”,这是牛津大学道德哲学系的年轻教授托比·奥德新创立的一个组织,他们传递这样一个观念:捐赠更多来帮助过得最不好的人摆脱其原本的处境,是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的责任。组织成员必须签署一份保证书,在退休前每年至少捐出自己年收入的百分之十。有些人已经超出了这个标准。托比选择百分之十是因为这个数量看上去比较大但又不至于太吓人,就像教会设定的什一税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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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和杰夫在和别人谈到捐献时总是感到害羞,但是托比对此一点也不害羞,他在很短时间内引起了一场公共讨论。报道者听说了他的组织,写了一连串文章;大学生们以此作为论文题目;其他人开始通过互联网找到小组。到二〇〇九年,在成立一两年后,“给予我们能给予的”已经变成了一个焦点,成为其成员心中富有名气的有效利他主义运动。“利他主义”指的是要给出更多的东西,“有效”指的是找出一种调研方法,来发掘能够以最少的钱做最大的改善的慈善机构——理想的调研方法是做随机对照试验,但至少得基于可信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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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是一个开朗、内心平和的人。他相信自己应该怎样生活就会怎样生活,所以他从不感到内疚。他捐了很多钱,但他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牺牲。他已经拥有了自己想要的一切——一个他爱的妻子、一些朋友和一份有趣又有声望的工作。他捐钱来减轻他人的痛苦,同时不会被这些痛苦所困扰,因为他已经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他认为同情心最好不要太泛滥,因为如果一直都在体验他人的痛苦,那他就什么也做不了了。有一次,一个“给予我们能给予的”小组在谈论是什么让他们在早晨起床;有些人说他们是被将运动的宗旨传遍世界的观念所鼓舞,但托比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让他早晨起床,他只是爬起来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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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瘦削苍白,皮肤紧紧地绷在他的头盖骨上,表情坚毅。他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长大,父母都是建筑师。很多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学生时,他常常在心里盘算应该为消除世界贫困做些什么。在看到印着饥饿孩子的海报时,他会想,我应该对此做些什么。最终他对自己说,好吧,为什么不去做点什么呢?当时他每年的研究生奖学金大约有八千英镑,他生活得非常好。所以,他认为,等他拿到教授的工资时,将八千英镑之外的钱全部捐掉是一件相当轻松的事。他坐下来,计算在他工作期间可能会挣多少钱。他算出他大约会挣一百五十万英镑,他需要为自己的生活留大约五十万英镑——包括储蓄,可能还包括房屋抵押贷款和紧急备用资金——剩下一百万英镑捐给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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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让人吃惊——一百万英镑是很大一笔钱!他做了更详尽的计算,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百万英镑可以挽救总共十万年的健康生命。这真是让人激动。他想,我要么去挽救一个长达十万年的健康生命,要么就为我自己已有的快乐生活锦上添花。后者似乎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于是他选择了前者。接着他想,为了挣更多钱,他是否应该追求一份哲学之外的职业。比如当计算机程序员,应该能挣不少。但随后他意识到,如果他在牛津教书,他将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影响学生,而这些学生将会是这个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的一群人。一创立“给予我们能给予的”,他就意识到这可能是他做过的最有成效的一件事,因为在头四年里他就募集了据他估计约有一亿美元的抵押品,这比他所能挣到的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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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三年的春天,托比在波士顿工作,茱莉亚和杰夫邀请他一起吃晚餐。他们那天晚上举行了一场有效利他主义的集会——部分是由于托比,他们发现了一小群人,对道德事务的想法同他们的一致。他们喜欢不时组织这种讨论集会,主要是为了传播观点,也是因为茱莉亚喜欢为很多人准备食物。她知道,有效利他主义者常常也是素食主义者或纯素食主义者,所以她做了一大锅蔬菜意大利面,用巧克力蛋糕和冰淇淋当甜点。有效利他主义者们装满了盘子,坐在椅子和地板上围成一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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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聚会的参与者通常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技术背景与理性倾向的白人男性,他们将自己看作是有效利他主义共同体的一部分。茱莉亚总是希望有更多女性参加,但通常出现的少量新人也是男人——朋友的朋友,或是那些在网上听说了聚会的人——这些门外汉常常并不熟悉这场运动的规范与原则,就直接进入了讨论。托比来参加聚会的那个晚上,三个年轻的以色列人在朋友的建议下到了那里——巴拉克和尤瓦尔是医学院的学生,妮塔是法学院的学生,尤瓦尔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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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克:你提到了那些去非洲做一周外科手术而不是在自己的高薪职位上工作并将薪水捐掉的外科医生。我认识很多这样做的外科医生,他们从支援非洲的工作中得到了极大的个人满足,这对他们产生了令人吃惊的影响。我知道我们应该讨论的是怎样帮助他人,但我对于如何充实自己的人生也有很多想法。这可能听起来有些蠢,但我选择我的职业是因为这是我帮助他人的方式。我已经决定为这件事奉献一生,而且我高效工作的原因就在于我对它深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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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克有一头修得很短的黑发,右耳的顶部打了两个洞并戴了一根长银钉。前些年,他花时间去肯尼亚筹办了一个儿童健康中心,发现自己的努力不怎么被有效利他主义者们看重,这让他感到吃惊和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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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塔:我甚至有一个更强的论证。我会说,你去非洲支援也是在帮助他人——同他们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不仅仅是把钱丢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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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但我们并没有真的把钱丢给他们。我们所做的是付钱给其他人去做那些工作——我会资助当地的一名外科医生。去那里与他们见面固然有其好的一面,但是你想想,与免于死亡相比,见一个不同的人会有多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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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克:但是,我选择进入医疗行业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不想再无视疾病、疼痛与死亡,我想站在出事的地方。对我而言,去非洲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毁灭性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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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K.就读于哈佛大学数学系。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长着格劳乔·马克斯式的眉毛,非常爱笑。和其他有效利他主义者一样,他认为是谁减轻了痛苦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痛苦得到了减轻。巴拉克对此很吃惊,有效利他主义竟如此轻易地否定了一个人(在这里是他自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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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L.
:我在自己做决定的过程中发现,设定一个界线是很有价值的,即区分那些为了尽可能帮助更多人而做的事和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而做的事。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我捐了很多钱,但并不感到满足。按下按钮,银行卡里的余额发生了变化,这对我的大脑并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当我想要感受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时,我就去献血。我很确定,就尽可能帮助更多人而言,捐钱可以让我的时间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但那并不是我在那个时间想要的;我想要的是感觉像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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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L.是一名年轻的软件工程师,他穿着紫色的T恤,在茱莉亚的建议下刚刮了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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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起初假设利他主义的部分要比有效性的部分更难推进:他认为说服大家捐更多钱比较难,而说服他们把钱捐到更好的慈善组织则比较容易,因为谁不想用自己的钱行更多的善呢?结果他发现,人们并不是那么理性,真实情况与他想的恰恰相反:你动之以情,说服人们捐更多的钱很容易,但是说服他们放弃多年来所相信的理由却非常困难。对他而言,改变一个从没考虑过慈善的理智型的人比改变一个长时间行善的人要更加容易。有效利他主义的皈依者容易有一种倾向:如果情感或直觉与一个好的论证发生冲突,他们会选择相信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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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利他主义者读过很多关于救助的材料,他们知道NGO组织过去犯过且一直在犯的很多灾难性的错误。他们知道灾难救济有可能带来更多灾难,对战争难民的帮助会带来更多战争。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永远别去假设那些一看就觉得是好事的行为不会带来影响巨大的副作用,比如喂食饥饿者。早些年,“善予”将一个叫“直接给予”的组织列为三大推荐慈善组织之一,其方法就是在给定的地区找出最贫穷的家庭,直接给他们现金,他们可以用这些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通常这些家庭会把钱花在建一个金属屋顶上。“善予”的推荐受到有效利他主义者的密切关注,“直接给予”的工作引起了很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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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我希望“直接给予”不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的救助干预,因为这可能是一种悲哀。这可能意味着,当你运用理智并真心设想如何才能帮到他人时,你并不能比他们自己做得更好。这可能意味着,自己的偏好是人们获得快乐最好的方式,但这并不是一个能得到很好支撑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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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比其他有效利他主义者要年长一些,已经结了婚,还有一个孩子。他为名叫“一个孩子一台电脑”的非营利教育机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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