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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帮助他人最有效的方式。有很多的公共利益设施，比如下水道系统，并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建成的。即使人们知道什么对他们而言是最好的，他们一般也不会这么做。专家们会通过随机对照试验，花费数百万美元来研究一件事情是否有成效，一般人可没有这样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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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我感觉我应该抬抬杠。我想要支援一下消费主义。你给慈善机构的钱并不是凭空消失了，它只是从更大或者运作更有效率的经济体中被转移走了，第三世界的产出并非因为慈善而是因为全世界普遍的经济增长而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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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是一个年轻的超人类主义者，秃顶，嘴唇下方留着一小撮胡子，最近刚从手机公司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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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K.
:是的，我们把所有这些钱用来做慈善，结果发现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是那些全球化的公司。在很多情况下，有巨大影响力的事情完全是不可预期的。如果你在一九〇〇年左右思考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到他人，你可能不会回答可口可乐的全球化。所以，做你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或许是最合理的，请相信不管最好的事是什么，它之所以能够更快地发生，正是因为你做了自己擅长的事情，而不是你认为对他人更有帮助但自己并不擅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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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但是，我们已经通过援助完成了很多工作，多得不可思议。问题是，如果我把钱用来看一场电影，真的会和给贫穷国家的人提供蚊帐一样有益吗？我只是不知道经济论证是怎么让这成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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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在公共场合谈论他的观点时会尽力避免让听众感到愧疚。他相信，不管在哪儿，让人感到愧疚都不能赢得人心。他告诉人们，捐赠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机会。他说：“看到像奥斯卡·辛德勒这样的人拯救了一千两百个生命时，我们会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道德壮举。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用更少的牺牲来拯救更多的人！”有时，人们对托比说他的原则太苛刻了——要求人们捐出大多数的财物去帮助陌生人是不合理的。每当这个时候，他便不再提及奥斯卡·辛德勒。“我认为那是一个糟糕的论证”，他说，“道德可以要求很多。假如你被错误地指控为谋杀者，被判处了死刑，但发现如果杀掉一个守卫就可以逃走，这时道德会告诉你不能杀他，即使这意味着你会失去自己的生命。就是这样。但假设这样做我们可以救一千个人的生命，如果你不这么做，就说明你把自己的价值看得比一个陌生人的价值要高一千倍。这听起来合理吗？我不认为这听起来有多合理。如果你这样想，我只能说你的理论真是太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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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有效利他主义持续发展的阶段，托比的“给予我们能给的”组织的合作者，一个叫威尔·麦卡斯基尔的哲学家，成立了名为“八万小时”的兄弟组织来帮助有效利他主义者思考如何利用他们的工作时间最大限度地帮助他人。威尔想要传递这样一个想法：利他主义者不必非得遵循传统的行善路径，比如在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一名援助者或者医生，而应该考虑从事一个能挣很多钱的职业，然后把这些钱捐掉。威尔将这称为“挣来捐掉”。这个观念开始变得流行起来。彼得·辛格的一个学生去了金融行业工作，他离开学校后的第一年，就为消除贫困组织捐赠了十万美元。另一个学生毕业时拿到了工程学位，虽然他一开始计划搬到非洲去修建大坝，最终却去了伦敦的一家投资银行。他估量着，或许好些人都可以去非洲修建大坝，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干他现在干的事情。“我决定成为一个超人，”他告诉一个采访者，“我看过一个广告，说小儿麻痹症疫苗花三十便士就能买到，那么一英镑就可以买三个人的用量。于是我想，如果我能够得到一份工作，每年捐出六万英镑，那就是十八万人的花费。超人都休想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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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发现这类数字空谈起来让人不快，就像一个利他主义的唐璜在他的床柱上刻了几道凹痕。（托比也是这样。在谈话中，他告诉人们他预期会用他个人的捐赠拯救长达三万年的生命——而“给予我们能给的”的抵押品加起来可以维持一个健康生命的时间则在两百万到一千一百万年之间——鉴于人类从黑猩猩进化为人也才用了五百万年的时间，这捐助数量可以说是相当多了。）茱莉亚担心这会让人倒胃口，但是多数有效利他主义者都不关心这些细节。他们相信，只要对这些数据的联想能够驱动其他人捐出更多的钱，就是一件好事。他们总是在说“有影响”和“带来不同”——不是慈善而是野心勃勃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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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一直想要孩子。甚至在高中时，她就已经想到了她未来的孩子，并开始做计划——他们会在一起玩的游戏，她会为他们做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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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一双儿女。我想在厨房里和他们一起唱《吉尔伯特与苏利文》。我想教他们跳华尔兹，一起种花椰菜。我想给他们讲故事，带他们去森林里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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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总是想，如果要放弃孩子的话，她将感到自己的生活不仅是被迫的，更是被摧残的。她想到未来，当她的父母和杰夫的父母都去世了，又没有新的一代到来，只剩下她和杰夫独自生活在一个租来的小公寓里时，那将是多么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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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后她又开始质疑。很多人告诉她，一旦有了孩子你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你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你的观点会发生改变。这是件细想起来挺奇怪的事。显然，世界一直在影响着你，不论你是否愿意，但是做一个她已经知道会在极大程度上以不可预期的方式改变她生活的决定则是另外一回事，况且这还有可能会破坏她所确信的对陌生人的责任。把家庭的价值看得重于陌生人的价值这一点从来不会让杰夫感到困扰，但是茱莉亚对此很矛盾，她清楚地知道，孩子是一个终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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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这边有两个孩子掉进了水里，而那边杰夫也掉进了水里，你是否认为应该去救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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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杰夫可能会捐出比孩子们更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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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我觉得无论哪个决定都是可以得到辩护的，并且无论哪个决定都让我觉得可怕。因为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人都认为，你应该首先照料好你自己、你的家庭以及那些和你亲近的人，所以很少有人能和我分享对这类事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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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那么他们中的一方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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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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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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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我的决定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即其他人会因为我像照顾自己人一样照顾陌生人而评判我。我确定我们有了孩子以后，别人会更加严厉地评判我，因为我把其他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而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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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把茱莉亚的价值看得比其他人重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也并不是把她看得无比重要。所以如果说，要我选择救茱莉亚还是一万个其他人，我会选择那一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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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她到底有多大价值？十个人？二十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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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具体数目很难说。你可以试着从我同意给茱莉亚多少钱与捐赠多少钱来进行推论，但我觉得那也不一定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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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令营工作时，茱莉亚遇到了一些举止糟糕的孩子，让她意识到自己早先关于做母亲与建立家庭的想象不仅不是建立在自己所属的家庭的基础上，甚至可以说毫无基础。她想象中的孩子只存在于少儿书中，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想要小孩。在某种程度上，她怀疑曾经打算用孩子填满的情感区域如今已被杰夫填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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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茱莉亚开始意识到孩子或许不是必需的，一旦她在自己的道德列表中把孩子从至关重要的一项变成可自由选择的，她便意识到一个孩子意味着多么大的开支。孩子可能是她拥有的最昂贵的非必要的东西，所以，拥有自己的孩子在结果上相当于杀死其他人的孩子。除此之外，为第一世界国家增加一个新人口，从环保的观点来看是一件可怕的事。与这个损害相比，任何你可能做的试图弥补它的事情——回收、堆制肥料、避免包裹、不用热水——都无足轻重。杰夫相信，普通人对这个世界有一种净影响，至少从人类幸福的观点来看是这样，但是她不确定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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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和杰夫就此讨论过，这让她非常不安。一旦放弃孩子的预期感觉很真实，就让人感到害怕和痛苦。他们开始思考折中的方案。他们打消了国际领养的想法，这太昂贵了，但是他们认为抚育一个从美国寄养所领养来的孩子还是可以得到辩护的。她知道生活在寄养所而没有被领养的孩子的结局是可怕的——无家可归、自杀、吸毒。当然，因为这样的原因，领养这样一个孩子是有风险的——你真的不知道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茱莉亚在十二岁时就有了领养的想法，但是当她开始认真调查时才发现，事情发展成灾难的可能性有多高，她迟疑了。而且，你绝不会知道自己的最终结局会是如何，即使是和自己的亲生孩子一起生活；拥有任何一种孩子都意味着将自己置于被摧毁的危机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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