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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克:你提到了那些去非洲做一周外科手术而不是在自己的高薪职位上工作并将薪水捐掉的外科医生。我认识很多这样做的外科医生,他们从支援非洲的工作中得到了极大的个人满足,这对他们产生了令人吃惊的影响。我知道我们应该讨论的是怎样帮助他人,但我对于如何充实自己的人生也有很多想法。这可能听起来有些蠢,但我选择我的职业是因为这是我帮助他人的方式。我已经决定为这件事奉献一生,而且我高效工作的原因就在于我对它深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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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克有一头修得很短的黑发,右耳的顶部打了两个洞并戴了一根长银钉。前些年,他花时间去肯尼亚筹办了一个儿童健康中心,发现自己的努力不怎么被有效利他主义者们看重,这让他感到吃惊和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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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塔:我甚至有一个更强的论证。我会说,你去非洲支援也是在帮助他人——同他们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不仅仅是把钱丢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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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但我们并没有真的把钱丢给他们。我们所做的是付钱给其他人去做那些工作——我会资助当地的一名外科医生。去那里与他们见面固然有其好的一面,但是你想想,与免于死亡相比,见一个不同的人会有多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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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克:但是,我选择进入医疗行业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不想再无视疾病、疼痛与死亡,我想站在出事的地方。对我而言,去非洲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毁灭性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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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K.就读于哈佛大学数学系。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长着格劳乔·马克斯式的眉毛,非常爱笑。和其他有效利他主义者一样,他认为是谁减轻了痛苦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痛苦得到了减轻。巴拉克对此很吃惊,有效利他主义竟如此轻易地否定了一个人(在这里是他自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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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L.
:我在自己做决定的过程中发现,设定一个界线是很有价值的,即区分那些为了尽可能帮助更多人而做的事和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而做的事。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我捐了很多钱,但并不感到满足。按下按钮,银行卡里的余额发生了变化,这对我的大脑并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当我想要感受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时,我就去献血。我很确定,就尽可能帮助更多人而言,捐钱可以让我的时间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但那并不是我在那个时间想要的;我想要的是感觉像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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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L.是一名年轻的软件工程师,他穿着紫色的T恤,在茱莉亚的建议下刚刮了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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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起初假设利他主义的部分要比有效性的部分更难推进:他认为说服大家捐更多钱比较难,而说服他们把钱捐到更好的慈善组织则比较容易,因为谁不想用自己的钱行更多的善呢?结果他发现,人们并不是那么理性,真实情况与他想的恰恰相反:你动之以情,说服人们捐更多的钱很容易,但是说服他们放弃多年来所相信的理由却非常困难。对他而言,改变一个从没考虑过慈善的理智型的人比改变一个长时间行善的人要更加容易。有效利他主义的皈依者容易有一种倾向:如果情感或直觉与一个好的论证发生冲突,他们会选择相信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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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利他主义者读过很多关于救助的材料,他们知道NGO组织过去犯过且一直在犯的很多灾难性的错误。他们知道灾难救济有可能带来更多灾难,对战争难民的帮助会带来更多战争。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永远别去假设那些一看就觉得是好事的行为不会带来影响巨大的副作用,比如喂食饥饿者。早些年,“善予”将一个叫“直接给予”的组织列为三大推荐慈善组织之一,其方法就是在给定的地区找出最贫穷的家庭,直接给他们现金,他们可以用这些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通常这些家庭会把钱花在建一个金属屋顶上。“善予”的推荐受到有效利他主义者的密切关注,“直接给予”的工作引起了很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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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我希望“直接给予”不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的救助干预,因为这可能是一种悲哀。这可能意味着,当你运用理智并真心设想如何才能帮到他人时,你并不能比他们自己做得更好。这可能意味着,自己的偏好是人们获得快乐最好的方式,但这并不是一个能得到很好支撑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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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比其他有效利他主义者要年长一些,已经结了婚,还有一个孩子。他为名叫“一个孩子一台电脑”的非营利教育机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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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帮助他人最有效的方式。有很多的公共利益设施,比如下水道系统,并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建成的。即使人们知道什么对他们而言是最好的,他们一般也不会这么做。专家们会通过随机对照试验,花费数百万美元来研究一件事情是否有成效,一般人可没有这样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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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我感觉我应该抬抬杠。我想要支援一下消费主义。你给慈善机构的钱并不是凭空消失了,它只是从更大或者运作更有效率的经济体中被转移走了,第三世界的产出并非因为慈善而是因为全世界普遍的经济增长而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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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是一个年轻的超人类主义者,秃顶,嘴唇下方留着一小撮胡子,最近刚从手机公司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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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K.
:是的,我们把所有这些钱用来做慈善,结果发现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是那些全球化的公司。在很多情况下,有巨大影响力的事情完全是不可预期的。如果你在一九〇〇年左右思考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到他人,你可能不会回答可口可乐的全球化。所以,做你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或许是最合理的,请相信不管最好的事是什么,它之所以能够更快地发生,正是因为你做了自己擅长的事情,而不是你认为对他人更有帮助但自己并不擅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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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但是,我们已经通过援助完成了很多工作,多得不可思议。问题是,如果我把钱用来看一场电影,真的会和给贫穷国家的人提供蚊帐一样有益吗?我只是不知道经济论证是怎么让这成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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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在公共场合谈论他的观点时会尽力避免让听众感到愧疚。他相信,不管在哪儿,让人感到愧疚都不能赢得人心。他告诉人们,捐赠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机会。他说:“看到像奥斯卡·辛德勒这样的人拯救了一千两百个生命时,我们会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道德壮举。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用更少的牺牲来拯救更多的人!”有时,人们对托比说他的原则太苛刻了——要求人们捐出大多数的财物去帮助陌生人是不合理的。每当这个时候,他便不再提及奥斯卡·辛德勒。“我认为那是一个糟糕的论证”,他说,“道德可以要求很多。假如你被错误地指控为谋杀者,被判处了死刑,但发现如果杀掉一个守卫就可以逃走,这时道德会告诉你不能杀他,即使这意味着你会失去自己的生命。就是这样。但假设这样做我们可以救一千个人的生命,如果你不这么做,就说明你把自己的价值看得比一个陌生人的价值要高一千倍。这听起来合理吗?我不认为这听起来有多合理。如果你这样想,我只能说你的理论真是太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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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有效利他主义持续发展的阶段,托比的“给予我们能给的”组织的合作者,一个叫威尔·麦卡斯基尔的哲学家,成立了名为“八万小时”的兄弟组织来帮助有效利他主义者思考如何利用他们的工作时间最大限度地帮助他人。威尔想要传递这样一个想法:利他主义者不必非得遵循传统的行善路径,比如在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一名援助者或者医生,而应该考虑从事一个能挣很多钱的职业,然后把这些钱捐掉。威尔将这称为“挣来捐掉”。这个观念开始变得流行起来。彼得·辛格的一个学生去了金融行业工作,他离开学校后的第一年,就为消除贫困组织捐赠了十万美元。另一个学生毕业时拿到了工程学位,虽然他一开始计划搬到非洲去修建大坝,最终却去了伦敦的一家投资银行。他估量着,或许好些人都可以去非洲修建大坝,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干他现在干的事情。“我决定成为一个超人,”他告诉一个采访者,“我看过一个广告,说小儿麻痹症疫苗花三十便士就能买到,那么一英镑就可以买三个人的用量。于是我想,如果我能够得到一份工作,每年捐出六万英镑,那就是十八万人的花费。超人都休想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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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发现这类数字空谈起来让人不快,就像一个利他主义的唐璜在他的床柱上刻了几道凹痕。(托比也是这样。在谈话中,他告诉人们他预期会用他个人的捐赠拯救长达三万年的生命——而“给予我们能给的”的抵押品加起来可以维持一个健康生命的时间则在两百万到一千一百万年之间——鉴于人类从黑猩猩进化为人也才用了五百万年的时间,这捐助数量可以说是相当多了。)茱莉亚担心这会让人倒胃口,但是多数有效利他主义者都不关心这些细节。他们相信,只要对这些数据的联想能够驱动其他人捐出更多的钱,就是一件好事。他们总是在说“有影响”和“带来不同”——不是慈善而是野心勃勃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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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一直想要孩子。甚至在高中时,她就已经想到了她未来的孩子,并开始做计划——他们会在一起玩的游戏,她会为他们做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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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一双儿女。我想在厨房里和他们一起唱《吉尔伯特与苏利文》。我想教他们跳华尔兹,一起种花椰菜。我想给他们讲故事,带他们去森林里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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