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625800
1701625801
整件事都让人很困扰，最好能避开。因此，虽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最终却交了一些福音派信徒和摩门教徒做朋友。
1701625802
1701625803
杰夫在位于波士顿近郊的梅德福的一栋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里长大；他的父亲里克是一名治疗师，母亲苏西是一名接生员。杰夫母亲的家庭很多代都是贵格会教徒；他的祖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拒服兵役，曾在训练营接受过严酷的军事训练。杰夫还是小孩子时，花的钱甚至没有茱莉亚多，不过原因不一样。八岁的时候，他想要在民间音乐节上看到过的一件乐器，于是开始积攒零用钱。他每周可以得到一美元，五周以后，他非常激动地把五张一元的纸币换成了一张五元的。他继续积攒，直到将四张五元的换成一张二十的。但等他能够买得起那件乐器时已经过了太久，那件乐器似乎不那么值得买了，但他将积蓄的习惯坚持了下来。一旦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它就和最初的目的分离开来，变成了他性格中固定的一部分。
1701625804
1701625805
杰夫将茱莉亚带回那个她在Facebook上看到过的家，在走进房子的一瞬间，她就知道自己想在那里生活。那里有和别人待在一起的空间，也有独处的空间，并且有很多书。厨房很大，里面有一张桌子，方便在切菜的时候坐着聊天。屋子里总是萦绕着音乐：杰夫的父亲会演奏小提琴、吉他、贝斯、曼陀林和中提琴。杰夫会弹奏钢琴，他极富感情地演奏民族提琴时甚至会把弦弄断。这次拜访过后不久，有一天，茱莉亚让杰夫在一棵树下坐下，对他说，她想要嫁给他。
1701625806
1701625807
茱莉亚和杰夫很少对别人谈到他们的捐赠行为，因为这令人尴尬。一般来说，人们并不喜欢谈论金钱，但他们也真的不想感到被评判，就因为他们为自己保留了太多金钱。有好几次，当茱莉亚试着谈论这个话题时，有人对她说，她这样做简直是疯了，只会把自己搞得很惨，还有一个人拿她取笑。对此她不知如何应对。一方面，她认为自己所做的最有用的事情之一就是鼓励其他人捐献更多，她担心自己越是勇敢，越是不拘小节，在这方面就越有进取心。她在杂志上读到过约翰·伍尔曼的故事，他是十八世纪的一名贵格派领袖，他发现宣讲正义是一件极其尴尬的事情；他祈求上帝不要让他那样做，但由于上帝坚持，他依然那样做了。如果她是一个更好的人，她当然会进行更多说教。另一方面，她知道不让人倒胃口也很重要，如果说有什么是令人倒胃口的话，那就是说教了。或者那只是她对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合理化而已？她不确定。她意识到，不让自己显得太古板或太拘泥很重要，否则人们会认为她有某种烈士情结，或者认为捐出很多钱而不把自己搞得很惨是不可能的。然而事实上，她发现，多数时候很容易就能生活得很快乐，并不需要花很多钱。
1701625808
1701625809
她想，这世界的需求就如同死亡——每个人都知道，但由于这个想法太具有摧毁性，有些人必须将它从意识中排挤出去，否则他们将被它压垮。她能理解。她不理解的是，那些捐钱的人为什么不捐得更多一些？他们怎么能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权限？他们怎么能忽略这世上的不幸与不公？怎么能不伸出援手？她不是那种从不评判他人的无忧无虑的灵魂中的一个——她评判，她想让自己的人类同胞承担责任。但是她并不因此就判定自己是优越的，恰恰相反，她并不相信自己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在别人都纷纷避开的时候独自承担责任。她想，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做她所做的一切。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卡拉韦说“保留判断是包含无限希望之事”，但是反之亦然：去评判就是相信有人可以做得更好，知道人们可以改变他们的行为，甚至做出相当彻底的改变，来回应他人的期待。去评判就是希望人们的自私部分地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就是人类的处境。茱莉亚在她的博客中写道：
1701625810
1701625811
我从来没有讨论过的主题是愤怒。当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时，我没有任何理由感到愤怒，但当我觉得自己被剥夺时我有时会愤怒。我感到我肩负着沉重的担子，不可能只靠自己。就像是要将一辆汽车拖出泥潭，站在周围的每个人都说，“孩子，车子陷进泥潭里真是太糟了”，或者说，“你正在做的事情看起来真的好难啊！”更经常听到的是，“你听说意大利队输给斯洛伐克队了吗？”我真的认为世界上有足够的物资与人类巧思，没人一定得陷入可怕的贫困中。如果每个人都出一点力，我也就不需要承担那么多了。
1701625812
1701625813
对她而言，有一件事显而易见，那就是，确定受众非常重要。普通人可能不会接受她的观点，但除他们之外必然有人等待着受到鼓舞。她怎么才能找到他们呢？她决定开一个新的博客，名字叫“乐在给予”，寄希望于明确的标题和经过打磨的主旨能够吸引到合适的潜在受众。在某一时刻，她发现在普林斯顿有一个叫彼特·辛格的哲学家，他倡导一种和她很接近的道德世界观。她从图书馆借了他的《你能拯救的生命》，怀着初次犯罪的激动心情在书里写下笔记，邀请被她的感受打动的人联系她。
1701625814
1701625815
她做这些事部分是因为她感到鼓励大家捐赠是她的责任，但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孤独。除了杰夫，她不认识一个对金钱与责任持有与她相同信念的人，当然更不必说依照这些信念生活了。无意中发现彼得·辛格的作品让她很激动——发现有一个哲学家和她想法一样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一件事，虽然这和拥有一个朋友并不一样。
1701625816
1701625817
这种孤独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随后茱莉亚和杰夫发现了“给予我们能给予的”，这是牛津大学道德哲学系的年轻教授托比·奥德新创立的一个组织，他们传递这样一个观念：捐赠更多来帮助过得最不好的人摆脱其原本的处境，是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的责任。组织成员必须签署一份保证书，在退休前每年至少捐出自己年收入的百分之十。有些人已经超出了这个标准。托比选择百分之十是因为这个数量看上去比较大但又不至于太吓人，就像教会设定的什一税的基准。
1701625818
1701625819
茱莉亚和杰夫在和别人谈到捐献时总是感到害羞，但是托比对此一点也不害羞，他在很短时间内引起了一场公共讨论。报道者听说了他的组织，写了一连串文章；大学生们以此作为论文题目；其他人开始通过互联网找到小组。到二〇〇九年，在成立一两年后，“给予我们能给予的”已经变成了一个焦点，成为其成员心中富有名气的有效利他主义运动。“利他主义”指的是要给出更多的东西，“有效”指的是找出一种调研方法，来发掘能够以最少的钱做最大的改善的慈善机构——理想的调研方法是做随机对照试验，但至少得基于可信的数据。
1701625820
1701625821
托比是一个开朗、内心平和的人。他相信自己应该怎样生活就会怎样生活，所以他从不感到内疚。他捐了很多钱，但他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牺牲。他已经拥有了自己想要的一切——一个他爱的妻子、一些朋友和一份有趣又有声望的工作。他捐钱来减轻他人的痛苦，同时不会被这些痛苦所困扰，因为他已经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他认为同情心最好不要太泛滥，因为如果一直都在体验他人的痛苦，那他就什么也做不了了。有一次，一个“给予我们能给予的”小组在谈论是什么让他们在早晨起床；有些人说他们是被将运动的宗旨传遍世界的观念所鼓舞，但托比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让他早晨起床，他只是爬起来去工作。
1701625822
1701625823
托比瘦削苍白，皮肤紧紧地绷在他的头盖骨上，表情坚毅。他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长大，父母都是建筑师。很多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学生时，他常常在心里盘算应该为消除世界贫困做些什么。在看到印着饥饿孩子的海报时，他会想，我应该对此做些什么。最终他对自己说，好吧，为什么不去做点什么呢？当时他每年的研究生奖学金大约有八千英镑，他生活得非常好。所以，他认为，等他拿到教授的工资时，将八千英镑之外的钱全部捐掉是一件相当轻松的事。他坐下来，计算在他工作期间可能会挣多少钱。他算出他大约会挣一百五十万英镑，他需要为自己的生活留大约五十万英镑——包括储蓄，可能还包括房屋抵押贷款和紧急备用资金——剩下一百万英镑捐给慈善机构。
1701625824
1701625825
这真是让人吃惊——一百万英镑是很大一笔钱！他做了更详尽的计算，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百万英镑可以挽救总共十万年的健康生命。这真是让人激动。他想，我要么去挽救一个长达十万年的健康生命，要么就为我自己已有的快乐生活锦上添花。后者似乎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于是他选择了前者。接着他想，为了挣更多钱，他是否应该追求一份哲学之外的职业。比如当计算机程序员，应该能挣不少。但随后他意识到，如果他在牛津教书，他将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影响学生，而这些学生将会是这个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的一群人。一创立“给予我们能给予的”，他就意识到这可能是他做过的最有成效的一件事，因为在头四年里他就募集了据他估计约有一亿美元的抵押品，这比他所能挣到的多多了。
1701625826
1701625827
二〇一三年的春天，托比在波士顿工作，茱莉亚和杰夫邀请他一起吃晚餐。他们那天晚上举行了一场有效利他主义的集会——部分是由于托比，他们发现了一小群人，对道德事务的想法同他们的一致。他们喜欢不时组织这种讨论集会，主要是为了传播观点，也是因为茱莉亚喜欢为很多人准备食物。她知道，有效利他主义者常常也是素食主义者或纯素食主义者，所以她做了一大锅蔬菜意大利面，用巧克力蛋糕和冰淇淋当甜点。有效利他主义者们装满了盘子，坐在椅子和地板上围成一个圈。
1701625828
1701625829
这些聚会的参与者通常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技术背景与理性倾向的白人男性，他们将自己看作是有效利他主义共同体的一部分。茱莉亚总是希望有更多女性参加，但通常出现的少量新人也是男人——朋友的朋友，或是那些在网上听说了聚会的人——这些门外汉常常并不熟悉这场运动的规范与原则，就直接进入了讨论。托比来参加聚会的那个晚上，三个年轻的以色列人在朋友的建议下到了那里——巴拉克和尤瓦尔是医学院的学生，妮塔是法学院的学生，尤瓦尔的妻子。
1701625830
1701625831
巴拉克：你提到了那些去非洲做一周外科手术而不是在自己的高薪职位上工作并将薪水捐掉的外科医生。我认识很多这样做的外科医生，他们从支援非洲的工作中得到了极大的个人满足，这对他们产生了令人吃惊的影响。我知道我们应该讨论的是怎样帮助他人，但我对于如何充实自己的人生也有很多想法。这可能听起来有些蠢，但我选择我的职业是因为这是我帮助他人的方式。我已经决定为这件事奉献一生，而且我高效工作的原因就在于我对它深沉的爱。
1701625832
1701625833
巴拉克有一头修得很短的黑发，右耳的顶部打了两个洞并戴了一根长银钉。前些年，他花时间去肯尼亚筹办了一个儿童健康中心，发现自己的努力不怎么被有效利他主义者们看重，这让他感到吃惊和迷惑。
1701625834
1701625835
妮塔：我甚至有一个更强的论证。我会说，你去非洲支援也是在帮助他人——同他们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不仅仅是把钱丢给他们。
1701625836
1701625837
托比：但我们并没有真的把钱丢给他们。我们所做的是付钱给其他人去做那些工作——我会资助当地的一名外科医生。去那里与他们见面固然有其好的一面，但是你想想，与免于死亡相比，见一个不同的人会有多重要呢？
1701625838
1701625839
巴拉克：但是，我选择进入医疗行业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不想再无视疾病、疼痛与死亡，我想站在出事的地方。对我而言，去非洲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毁灭性的经验。
1701625840
1701625842
1701625843
本·K.就读于哈佛大学数学系。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长着格劳乔·马克斯式的眉毛，非常爱笑。和其他有效利他主义者一样，他认为是谁减轻了痛苦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痛苦得到了减轻。巴拉克对此很吃惊，有效利他主义竟如此轻易地否定了一个人（在这里是他自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意义。
1701625844
1701625845
本·L.
:我在自己做决定的过程中发现，设定一个界线是很有价值的，即区分那些为了尽可能帮助更多人而做的事和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而做的事。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我捐了很多钱，但并不感到满足。按下按钮，银行卡里的余额发生了变化，这对我的大脑并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当我想要感受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时，我就去献血。我很确定，就尽可能帮助更多人而言，捐钱可以让我的时间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但那并不是我在那个时间想要的；我想要的是感觉像一个好人。
1701625846
1701625847
本·L.是一名年轻的软件工程师，他穿着紫色的T恤，在茱莉亚的建议下刚刮了胡子。
1701625848
[
上一页 ]
[ :1.701625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