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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981 多亏了斯宾塞巧妙的辩护，利他主义暂时流行了起来。对这个概念的狂热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英国和美国达到了高潮，一些满怀希望的期刊被创建——《利他主义》《利他主义评论》《利他主义的交换》《利他主义者》。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小说《从利他国来的旅行者》催生了从加州到新泽西的大量短命的乌托邦团体。“利他主义”这个词被一部分人采用，他们希望慈善家变得更加实际、理性，更少被感性因素绑架。这一术语也吸引了那些为贫穷所困但又对极端解决方案感到害怕的人。利他主义的魅力甚至渗透到了经济中：在一八八五年，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预测了一次“经济利他主义”的浪潮和由于自我牺牲行为引起的竞争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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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983 但是，人们对利他主义的激情很快就冷却下来。甚至在它风行的鼎盛时期，想要成为行善者的人也会因为他们在穷人中的时髦冒险而被嘲笑。（“‘你必须得开始做些好事了。’珍妮特说。”——珍妮特是一八九五年出版的讽刺小说《利他主义的经验》中的一个人物——“‘你是如此难以相处。当社会和家庭的美德被摧毁时，博爱找不到任何繁荣发展的土壤。’”）很多人很快意识到，有序的政治才是人类进步更有效的工具，而非有闲中产阶级的满心期待。悖谬的是，随着利他主义变得更加利他，利他主义也变得更加可疑。当每个人都信仰上帝和来生时，行善仅仅是一种审慎：放弃一些现在的舒适以避免日后永恒的地狱之火。但现在很多仍有信仰的人都不再相信地狱了，那么过道德生活的动机就显得更加暧昧了。不过这些嘲笑与即将到来的相比还是比较温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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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985 当利他主义在英美世界短暂风靡时，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就已经在竭尽全力摧毁它了。对他而言，基督教的善的观念——谦卑、怜悯、牺牲自己献身他人——是无足轻重的人和弱者的道德。他认为，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可鄙的信条已被广泛接受；但是大多数人却相信这并不那么重要。不，它最有害的影响是，由于它的影响是那样隐蔽和普遍，通过教导人谦卑地思考、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而活，以及抑制自己的天性，就连强者都被弱化了。尼采相信，只有自私——只有崇拜自身，对他人的需要完全无动于衷——才会滋生伟大。尼采鄙视“幸福”这个他同时代的功利主义者们所赞同的道德行为的恰当目标。“可怜的满足，”他写道，“被视为灵魂的宁静、美德、舒适、斯宾塞式的天使般的英国管家的幸福”，是为无足轻重的大众和普通人准备的。为了自己或他人而去追求幸福是一种可鄙的过日子的方式，因为高贵只能通过承受痛苦达到。幸福是无趣的，人的伟大才应该是生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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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987 尼采对自私的鄙视是彻底的，而对不久后出生的弗洛伊德而言，事情要更加复杂。对他来说，一定的道德情感是正常的——这是家长权威下的普遍结果，被内化的对本性的压抑。这样的压抑对于文明而言是必要的。完全不被压抑的人会创造一个暴力的地狱，而不是人堕落前的天堂。但是，只有一定量的内化是善的——正确的量。弗洛伊德认为，过度的德行可能意味着一种道德受虐，以及由于与其性本原相分离而导致的一种极为扭曲的受虐形式。“真正的受虐狂，”他观察到，“一有机会被扇耳光，他就会把脸凑过来。”但是，对于道德受虐狂而言，他不再需要一个能胜任的虐待狂，遭受痛苦本身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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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989 在弗洛伊德看来，无私通常是可疑的。比如自我奉献和牺牲的母亲，他发现其部分是受虐狂，部分是暴君，用内疚的链条奴役着她的孩子。但是，自我奉献和牺牲的孩子也一样可疑。在一篇关于爱的文章里，他观察到，在将父母拯救出危险的幻想中不仅有爱，还有抗争——一种清偿债务的欲望，结算赋予你生命的人的账单以逃避感恩的重负。（在另一个精神分析师后来所写的一篇文章里，这种抗争升级为暴力攻击：毕竟，想象解救也就是想象处于危险和可能的痛苦中的被解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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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991 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甚至比她父亲更怀疑无私。她创造了一个术语叫“利他主义投降”，来描述人只有通过代用品才能满足自己心愿的乖张心理状态。所有的利他主义都基于此。她相信，无私总是自相矛盾的，病态的，总是与其原始意图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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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993 安娜·弗洛伊德：你不认为有人生来就是利他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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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995 约瑟夫·桑德勒（另外一名精神分析师）：我也不认为成为利他主义者是出自心灵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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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997 安娜·弗洛伊德：不，这出自心灵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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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5999 约瑟夫·桑德勒：我总是对那些奉献自己来为他人工作的人感到好奇——我们总是在寻找优秀的秘书，他们的一部分气质包含了巨大的奉献精神，我想知道献身于工作和受虐狂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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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6001 安娜·弗洛伊德：我认为利他主义与受虐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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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6003 如果利他主义不是受虐，则它有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内疚和责任，它可能变得有害，尤其是在父母与小孩之间。即使它不被家庭的复杂性所纠缠，利他主义也绝不是它看起来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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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6005 安娜·弗洛伊德：利他主义者是霸道的，因为满足自身愿望的渴望现在被置于满足他人愿望之后。后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满足，即以利他主义者满足自己的那种方式。毕竟，所谓行善者的霸道是众所周知的……起初个体想要攻击性地追求自己的本能目标。“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我要和不给我这样东西的人做斗争。”当愿望的满足变得不可能和被禁止以后，这个攻击也变得不可能和被禁止，但是现在有了利他主义，你就能够用同样的攻击和同样的能量去为满足其他人的愿望而战斗。于是你既获得了本能欲望的替代性满足，又释放了你的攻击性。没有更多的利他主义者出现才是让人吃惊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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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6007 法国心理分析学家安德烈·格林发表了一篇关于“道德自恋”的文章，详述了在放弃中得到快感的自我意识的可疑的转移。“如果弗洛伊德说受虐狂使道德再性化，”他写道，“我们想添加一点：自恋将道德转化成一种自慰式的快乐，在这种快乐中，快乐本身将受到压抑。”道德者的身体是敌人，是羞耻；直接的享乐是被禁止的，于是快乐的唯一来源就是放弃。这些感觉被内疚激起，但也不仅仅是内疚——比这还要复杂，因为道德自恋者的极端谦卑掩饰了一种阴郁的骄傲。正常人能够接受自身是有缺点的，而道德自恋者不行。对于格林而言，这一道德变形并不值得赞扬，而是灾难性的，因为道德自恋者会通过行动去保持自己的纯洁，即使这么做要付出可怕的代价。人和基督一样是无辜的羔羊。“这不仅仅是被钉上十字架或割断谁的喉咙的事，它暗示了当屠杀来临时像羔羊一样纯洁无辜，”他写道，“我们知道，无辜者常常因为他们为了保持纯洁而允许发生的罪行受到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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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6009 更多的心理分析学者开始研究这个主题，新的限定词出现了：“假性利他”是对隐蔽的施虐受虐狂的掩护，“心理性利他”是基于错觉的、奇怪的照顾行为与自我否定。此处存在大量可疑的理论。在童年时期失去慈爱的父母可能会导致病态的拯救幻想——长大后的孩子试着为世间所有无助的生物扮演深情的保护者角色，就好像他的父母对他似的。这似乎是对不幸环境的良性适应，其实不然：外显的激情与同情掩盖了无意识的害怕与敌意。面对他认为他想要减轻的痛苦的成因，这种害怕与敌意会表现为气愤与仇恨。过度的利他主义会导致杜绝与他人发生真实亲密关系的倾向，因为亲密关系是给予与接受的交易，而一个过度道德的人只能给予，不能接受。真实的亲密关系意味着懂得他者，但是对全心全意拯救他人的人而言，他者可能只被看作是他自己遭受过的痛苦的表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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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6011 即使行善者并不是有意阴险或嗜虐，他的行为对于精神分析学家们来说似乎依然是不健康的。一篇关于“利他主义者心理学”的文章调查过五位行善者，其中包括一位麻风病人的支持者、一位残疾儿童的收养人和一位有抱负的医生。这些调查显示，这些行善者乐于助人、谦逊、迷人、友善，但也具有强迫倾向，易于认同寻求帮助的受害人，认为处于危难中的人想得到他的援助。他们倾向于轻描淡写地描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这些利他主义者总是盘点着自己受到的眷顾，提醒自己想着那些正在挨饿的亚美尼亚人”），文章作者感觉其中隐含着过度的防御。他们在自己被帮助时感到不适，精神分析学家猜想这是因为他们在帮助的行为中觉察到潜在的敌意。确实，她推测，对这类人来说，掩饰自己的敌意与贪婪可能是利他主义的功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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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6013 达尔文和弗洛伊德引领了这个方向。在二十世纪的大半时间，利他主义在人文学科中被人以一种深深的怀疑眼光看待，究其根本，通常被看作一种伪装的自私。只存在少数例外。一位早期的精神分析学家威廉·麦克杜格尔试着将人的帮助本能解释为“一种温柔的情感”，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被当成了一个笑话。皮季里姆·索罗金创建了“利他主义的整合与创造性”哈佛研究中心。他相信，如果人类想要存在下去，利他之爱的增加是必要的，为此，他信奉所有这类研究，从常规的到古怪的，从心理学到生物学再到心灵学（研究爱与超感官知觉之间的可能联系）和数学（一种利己与利他行为的数学理论），通过运用脑电图使对精神变态的洞悉变得可能。但是这种道德理论家并不多。一个早期的心理分析师相信，在社会科学中存在着一种逃离柔情的倾向，这或许是由对神学的过度反应所引起。研究攻击比研究爱看起来更加客观：如果一位社会科学家相信利他主义，他可能会被认为是感情用事的人或者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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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6015 在人类学领域，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礼物》（对互换礼物的分析）一书中重新建构了利他主义的概念，为这个故事增加了一个原始主义的侧面，即给予绝不是它所声称的那样。在莫斯研究的古代社会，给予总是相互的：交换是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东西。给予的要点不是慷慨，而是家庭与部落的融合，家庭和部落部分地存在于它们的所有物中并随之循环。没有预期回报的给予并不被看作是更高尚、更无私的行为，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攻击，它将给予者设定为优于接受者的一方，让接受者丢脸；它将感激的重负强加于别人，而没有允许对方通过交换减轻这种负担。因为礼物自身蕴含着某种给予者的本质，礼物给了他控制接受者的权力。在有些社会中，礼物被留下而不是被再次传递可能会导致对接受者的严重伤害——甚至死亡。在某些古代语言中，礼物这个词有第二个意思：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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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6017 达尔文试着将利他主义整合进他的进化理论中，但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用于解释它的群体选择机制，即认为相互合作的群体比不合作的群体更有可能繁荣的观点，已经从权威生物学话语中被驱逐出去了。美国生物学家乔治·C.威廉斯从数学上给予了证明，他宣称，即使合作有其好处，自私也终会胜出，因为总有人想要搭便车。他总结道，道德不是一种适应，而是“在某种生物学过程中被无限的愚蠢偶然催生的能力”，而这种生物学过程又与这种能力有着截然相反的表述。生物学家们用亲缘选择理论（帮助你的亲属是繁殖自己基因的一种好办法）和互利利他主义（帮助他人，尤其是非亲属，是有益的，因为如果你已经帮助过他们，或者他们知道你是个乐于助人的人，人们更可能给你帮助）来解释利他主义。换句话说，利他主义在生物学的层面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私——一种确保自我生存的更精明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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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6019 一九六四年，发生了著名的凯蒂·吉诺维斯事件。一个年轻的女人在纽约自己的公寓附近被强奸和谋杀，当时——或者人们相信在那时，最后发现并不准确——有三十八个人听到了她的尖叫声，但并没有提供帮助。很多社会科学实验企图去解释这件可怕的事是如何发生的。证据显示，人类比我们所估计的还要糟糕。在各种各样奇怪和不太可能的情况下，人们进行了很多模拟袭击受害者的实验，就为了弄清楚实验对象是否会帮助这些“受害者”，而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些实验给人一种感觉，即利他主义并不是人类品性中的重要部分。“旁观者研究”发现，人们更愿意在没有其他可能的帮助者时挺身而出，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伸出援手的意愿很弱，这可能取决于最琐碎的抑制因素。有一个著名的实验是让学生准备一个关于“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寓言的演讲，然后在下一次赴约的途中让他们碰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那些被告知迟到的人与那些相信自己还有几分钟时间的人相比，更不可能停下来帮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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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6021 但到了二十世纪末，潮流开始翻转，人们对利他主义的态度又一次发生了改变。一九九〇年，一篇发表在《社会学年度评论》上的文章观察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开始，社会科学领域似乎发生了一种思维范式的转变，人们不再确信表面上的利他行为必然源自隐秘的自利动机。推动转变的因素之一是社会学家翁林纳夫妇——塞缪尔和珀尔，他们在作品中描写正直的外邦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帮忙拯救犹太人性命的非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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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6023 塞缪尔·翁林纳的家人在大屠杀中被杀害了，但是塞缪尔自己却活了下来，因为在继母的催促下，他十二岁时就离开了家。一位波兰农妇冒着生命危险将他带到自己的房子里，并教他模仿非犹太人以渡过难关：她给他起了新的名字，换了新的衣服，教他阅读波兰文以及背诵教理问答。翁林纳夫妇估计大约有五万名外邦人冒着生命危险——通常也包括他们家庭成员的生命——不计回报地搭救犹太人。为什么在那么多人没有这样做时他们却这样做了呢？和一般的利他主义的例子不同，这风险甚至已经大到不能由社会认同来补偿的地步。这与环境相关，还是与人的品格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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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6025 翁林纳夫妇拒绝情景假设，他们认为这关系到品格。他们发现，救助者被他们的父母教导要关心他人，而非救助者则受到教育要好好工作或者要听话。非救助者在事实面前感到无助乏力，而救助者则认为他们对自己的生命及自身所处的环境有一定的掌控力，且愿意承受失败的风险。救助者和非救助者同样易受到他人情绪的影响，只不过非救助者更多地受到幸福的感染，而救助者则更多地被痛苦所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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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6027 在心理学领域，情况也发生了转变。社会心理学家C.丹尼尔·巴特森寄希望于打破舆论对自私的绝对支持，并着手调查利他主义是否总是假性利他主义，还是它也会被真正的同情和减轻他人痛苦的欲望所唤起。“如果我们可以是利他主义的，那么我们目前所有关于个人心理学、社会关系、经济学和政治的观念在某个重要的方面几乎都是错的，”他在一九九一年这样写道，“普遍利己主义的假设是如此根深蒂固，在我们的文化中广为流传，就像是水之于鱼一样很难被意识到。”决定真正的利他主义是否存在的不仅仅是科学的旨趣。自私的预设是自我强化的，毕竟，有什么比怀疑人本就是自私的更可能阻止利他主义呢？如果做困难的利他之事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私，仅仅是让自己感觉良好的途径，那好，有很多更容易、更舒服的方式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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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26029 在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中，群体选择作为对真正利他主义的解释而复苏。由于自然选择在群体之间和个体之间一样起作用，即使利他主义对于个体而言是个坏策略，进化也会确保利他主义的持续活跃。在经济学中也一样，理性自利的预设开始转变。一九八九年，一位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说，人们捐钱给公益事业不仅仅是出于对那些会得到好处的人的关心，也是为了这件事给他们带来的自我满足的“光热效应”。经济学家们曾长期预设，就公益事业而言存在着搭便车的问题：如果人们无须付出代价就能分享公益事业的话，他们会这样做的。但是很多研究显示，这个假设只有当受试对象是经济学家时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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