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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麻风病患者工作时，我体验到的快乐是无可比拟的。我以前从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快乐……他们对我有一种不可撼动的信赖，即使我只是拿着一个手持洒水壶站在树下，我相信他们也会涌向我。如果上个星期天你能看到诊所里发生的一切，你就再也不会叫我早点回家了。六十五个病人排着长队等着轮到自己！你能想象吗？这一切都预示着什么？看见他们眼里闪烁着希望是多么让人快乐！……这对你、我和孩子们来说难道还不够吗？这肯定能够帮我们渡过难关！尹杜，他们为了我们的健康和快乐向上帝祷告。我知道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我应该和你一起待在乌拉里坎禅，但是你不会希望我就那样放着他们不管。只有牺牲这些穷苦无助的麻风病人的期待和渴望，我才能得到陪伴你左右的快乐。事实上，遗弃他们的内疚感也会破坏我们的快乐。告诉我，你真的认为在这种情形下留我在你身边是对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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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认为这样是对的。她想：“这世界上的恶是那些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做出区分的人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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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将基督的生平当作实践样板而不是完美化叙事的人来说，对付麻风病是聪明的职业选择。麻风病人的净化被说成是基督的奇迹之一，在日常疗法被发现之前的两千年里，拥抱麻风病人成了圣洁的标志。这个病令人厌恶的特有症状——腐肉和恶臭——和接触性传染，以及认为身体的畸形比灵魂的畸形更可怕的信念，让麻风病人成了爱的狰狞考验。圣弗朗西斯在他的遗嘱中写道，遇上麻风病人深刻地改变了他的生活。出生于一八四〇年的比利时僧侣达米安神父追求最严苛的苦行，请求按照自己的安排被送往莫洛卡伊——位于夏威夷的一个麻风病隔离岛。三十年以后，阿尔伯特·施韦泽感到分担世界的痛苦是自己的责任，于是到加蓬麻风病人中去工作。巴巴写道：“这很奇怪，人们到旧庙宇或旧教堂的废墟中去找寻庄严的启示，但在人的废墟中却看不到有人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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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意识到，作为一名律师，他能为麻风病患者们做的很有限，他决定在加尔各答学院花一年时间学习热带医学。那里有个教授告诉他，这种疾病是无法治愈的，部分原因在于，似乎不可能将它传染给动物，然后进行实验。巴巴为此思考了数日，决定自己来做人体实验对象。他注射了麻风杆菌，等待着命运的降临，但他没有得病。从那时起，他知道自己是免疫的（后来发现，大多数人本就是如此），没什么好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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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后来所发生的，对麻风病的治疗在一九五〇年取得了进展——药物氨苯砜出现了。在加尔各答受训以后，巴巴就搬回了沃罗拉并开始在周围地区奔走发药。他很快发现，即使药物能够治疗多数病人，也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一个吃了药的麻风病患者可能很快就不再会传染他人，但是这个疾病造成的所有可怕的损害——手指和脚趾变形，眉毛消失，鼻子塌陷，皮肤表面留有奇怪的斑块——将在他身上留下永远的印记。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如此之深，疾病的标志是那样明显，即使已经被治愈的麻风病患者也会被他们的家庭拒之门外。麻风病人的亲属会遭到驱逐，不允许结婚，所以，把一个麻风病患者留在家里就意味着要牺牲家里其他人的正常生活。在很多村庄，麻风病人会被活活烧死。甚至被治愈了的麻风病人也面临困境：他不能去工作，不能生活在自己的家里甚至村庄里，除了乞讨别无选择。因此，即使在麻风病的治疗方法被发现以后，麻风病疗养院也依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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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基督教传教士在印度运营着很多麻风病院，但巴巴相信依靠慈善是死路一条。巴巴试着避免像做慈善一样对待麻风病人，后者将病人变成了乞丐，他们为了换取医药援助出卖自己健康的灵魂。他将自己定义为与基督教麻风病圣人典范（如施韦泽和达米安神父）对立的人。巴巴说，施韦泽把麻风病患者放到床上，而他会让他们去工作。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七个手指，那毕竟还剩下三个，还有很多事是可以用三个手指完成的。人可以没有手指而活，但却不能没有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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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中央邦申请土地，在一九五一年分到五十亩荒地——没有水，矮小的灌木长在岩石间。他和尹杜带着两个年龄尚小的儿子、六个麻风病人、一头牛、四条保护他们免于野兽攻击的狗、十四卢比（几乎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去那里生活。他们修了两间棚子——用四根木头棍和一个草顶组成，没有墙——一间给巴巴一家，另一间给麻风病人。随后他们又用树枝和泥搭建了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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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随处都是致命的毒蛇、蝎子和老鼠，每当下雨，老鼠和蛇就会钻到屋子里来。麻风病人醒来时会发现老鼠趁他们睡觉时吃掉了他们身上已丧失知觉的肉。附近的森林里有豹子和老虎，老虎会在夜里过来，从小屋中一只接着一只把狗叼走，但并没有动那两个孩子。到了雨季，小屋会被洪水淹没，有时下大雨屋顶还会塌下来。他们总是没吃的，最近的水源也在两公里以外。当务之急是要挖一口井，但这就花了六周时间，即使他们每天都在挖。五月份时气温在46℃以上——挖井的时候比站在太阳底下还热。他们挖了九米才发现水。巴巴将这个地方命名为阿南德万，意思是“快乐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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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外面的生活对于麻风病人而言是多么可怕，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这个地狱般的地方——之后的两年来了超过五十人。他们挖了更多的井，清理土地，种植庄稼去市场上卖。刚来的时候多数人都很凄凉，他们被自己的家庭赶出来，被朋友拒绝，但是工作让他们恢复了活力。麻风病人们管尹杜叫“泰”，意思是“大姐姐”。泰依然很虚弱，正在从肺结核病中慢慢康复，但她整天都在工作，做饭和送饭，给奶牛挤奶，打扫卫生。巴巴的医生曾建议他卧床休息一年，但他却夜以继日地疯狂工作，清理和包扎麻风病人的伤口、劈柴、挖地、修房子。他推动麻风病人们实现了令人惊讶的成就。他们的庄稼种得特别好，辣椒像拳头一样大，茄子比得上南瓜——巴巴是个狂热的农业实验者，但附近的村民由于害怕得病，不敢买他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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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和泰将贫穷加诸自身是一回事，但他们的孩子却没有选择这种生活。他们太穷了，维卡斯和普拉卡什几乎没有足够的食物来抵抗饥饿。因为当地人都害怕麻风病，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和阿美特家的孩子一起玩，所以他们没有朋友。他们也没有玩具，普拉卡什喜欢玩毒蝎子。他们没有暖和的衣服，多数时间里，他们甚至没有父母，因为巴巴和泰从天不亮一直工作到深夜。孩子们整日在丛林中闲逛，巴巴对此并不忧虑，他认为这样可以令他的儿子坚强，但是泰感到内疚，因为她和巴巴小时候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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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孩子的年龄相当：维卡斯出生于一九四七年十月，普拉卡什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维卡斯喜欢说话，普拉卡什通常比较安静。维卡斯在学校表现更好。家里的理解是，维卡斯继承了巴巴在语言方面的天赋，而普拉卡什则继承了他的勇气；这两样巴巴和泰更为看重哪一样是毫无疑问的。普拉卡什才六岁的时候，有一回，巴巴听到附近井边有老虎的吼叫声。作为考验，他让普拉卡什去打一桶水回来。普拉卡什毫不犹豫地去了，当他提着水桶回来时，巴巴极为欣喜，从后面轻轻地拍了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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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进入阿南德万数月后，一支国际志愿者队伍从甘地的静修所塞瓦格拉姆来到这里，帮助建造诊所和其他建筑。那么多欧洲人在那种卫生状况下与麻风病人生活在一起的景象让当地人相信，阿南德万的蔬菜是安全的。蔬菜被接受改善了阿南德万的经济：现在它可以产生收入了。巴巴创建了一个牛奶厂，一个纺纱厂和其他车间。他下定决心，阿南德万应该变得自给自足，两年以后，除了糖、油和盐，它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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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关注每个人和每件事。他曾试着寻找愿意在阿南德万工作的医生，但最终没有找到，因此他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将蛆虫挑出伤口，每天为每个病人穿衣、包扎，清理便盆，下午的时候为大家准备晚饭。每件事都要安排得井井有条，每样东西都得是干净的，每件事都得像他想的那样高效与准确，否则他就会生气。他脾气很不好，当他觉得泰做的菜太咸时就干脆不吃。他对精准记账有一种狂热，会花几个小时来确保每个卢比都被计算在内。喝酒是不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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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巴巴据以生活的准则是自己发明的，但他严格遵守，就好像它们是来自上帝的命令一样。这不是清教主义——他绝不是像甘地或巴韦一样的苦行者——而是一种个人原则。在他还是一个苦行僧时，他就决定不吃糖、辣椒和牛奶，他现在也依然这样坚持，即使这会伤害那些为他准备餐食的人的感情。没有什么能够让他对自己的观念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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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对待自己的宗教仪式非常顽固和坚定，其中包括必需的印度教祈祷和她自己发明的额外仪式。如果斋戒要求一定的时间，她会斋戒得更久；如果读经要求一定数量，她会读得更多。有一次，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她发誓要供十万八千片蒌叶给商羯罗王，这意味着要准备一千捆每捆一百〇八片的蒌叶。她没有理睬不信教的丈夫劝她更理性地对待宗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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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阿南德万摆脱了极度的贫困，巴巴就变得不安分起来。他对阿南德万的野心扩展到了产业之外。身体的治愈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对于麻风病人来说还不够，他想，他们也必须在文化上受到激励。阿南德万将是快乐森林，一个模范共同体，而不是济贫院。他启动了一年一度的文化节，邀请音乐家、艺术家、哲学家、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来参加。他修建了剧院，舞台剧要一直演到凌晨四点。对他而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必须得是美丽的——他相信美丽是人类幸福的基本元素。他建造了一座玫瑰花园，将花种得到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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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阿南德万来说，即使没有慈善也能运行是不够的，它还要施舍他人。该地区需要一所盲人学校，巴巴就筹建了一所寄宿制学校，住得远的孩子也可以来这里上学。随后他兴建了一所聋人学校。他和泰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小姑娘，于是又修建了一所孤儿院。他们还建了一个老人之家。阿南德万周围地区最迫切的需要之一是更高等的学校教育，但那附近没有任何学院，送孩子到远方城镇的寄宿制学校上学实在是太贵了。那好，巴巴说，他们会在这里建一所大学。在阿南德万的土地上，在这里读大学的学生都会和麻风病患者一起生活，并应该感谢他们给了自己受教育的机会。阿兰德·尼可坦学院于一九六四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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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南德万的故事开始四处流传。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令所有著名人物都好奇的地方——剧作家、诗人、演员、政治家。巴巴也变得有名。之后，首相英迪拉·甘地来这里进行了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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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卡斯和普拉卡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从高中毕业，并在阿南德万的大学拿到了学位。后来，维卡斯想学工程学，但因为阿南德万需要医生而不是工程师，于是巴巴让他去学习医学。普拉卡什一直就想成为一名医生。为了上医学院，兄弟俩搬去了那格浦尔。他们在那里住了四年半，但他们并不喜欢那样的生活。他们感到作为巴巴·阿美特的儿子并不自在——总得小心翼翼地避免做可能破坏父亲名声的轻佻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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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时候，已经有六百多人生活在阿南德万了，但这还不够。巴巴不能容忍稳定的进展——感觉像是停滞，这对他来说等于死亡。他需要开启新项目——他感到总是有更多的人需要他的帮助。他开创了奥修克万，一个麻风病人在里面工作的农场，位于那格浦尔南部据称是被土匪盗贼占据的地区。有天夜里，强盗闯进农场偷走了食物、盘子和煮锅；随后他们惊恐万分地得知，这些食物和锅具都是麻风病人用过的。“他们跑回来了！”巴巴兴高采烈地告诉大家，“他们归还了一切，直到最后一个盘子！”这种危险令他激动。他在老虎栖息地附近创办了第二个农场，好几夜都在森林里野营，等着看一眼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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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项目持续的时间可以比他的人生还长，能持续一百年。他有两个儿子，他们会继承他的工作，但那还不够。他需要不止两个儿子，他想要开启一个运动，让从全国各地来的年轻人被激励着和他一起工作，像他一样启动项目。他决定运营一个为期一周的学生夏令营：在白天高温时，他们会去田野里工作或者修造建筑（他觉得，让他们学着去尊重体力劳动，知道这并不容易是至关重要的），晚上则为他们安排讲座、讨论和音乐表演。他会唤醒年轻人去辛苦劳作，对他们发表有关麻风病人、贫困和印度未来的激情演讲，夏令营的目的是劝说人们跟随他来做事，但他并没有看上任何人——他先是测试他们，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巴巴不想要行善者，那种认为自己在为无助的麻风病人而牺牲自我的人。他们应该出于自己的原因从事这个工作，如果不理解这一点，他们最好不要来。有个人本来在政府里工作得好好的，听了巴巴在夏令营的演讲以后，主动表示愿意辞职并离开家乡，来为当时的项目之一——一所尚不存在的学校工作。巴巴对他说：“别期待我给你任命书，你来任职是你自己的事。你准备好了就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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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开始称巴巴为圣人。有时他会拒绝这样的说法，有时则不。他说，他从事有关麻风病的工作“不是为了帮助任何人，而是为了克服我生命中的恐惧。为他人工作只是一个副产品罢了”。他知道神圣的观念是一种托词：叫他圣人会让人觉得他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生物，因此普通人不需要去模仿他的行为。他并不信神，不能忍受有组织的宗教，拒绝让牧师进入他的房子。但是他的激情充沛到难以用世俗词语比如“社会工作者”或“活动家”来描述。“我想成为那些‘显眼疮疤之主’——基督、达米安、甘地——的同时代人，”他写道，“每次我跟麻风病患者站在一起，我就看见基督的吻落在他额前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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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指责巴巴成了一名独裁者、麻风病人的皇帝，用残疾人的劳动力来增加自己的荣光。有个人申请到巴巴的一个农场工作，在他问到将来的蓝图时，巴巴被惹恼了，回答：“耶稣基督的门徒当年跟随他的时候也问他要蓝图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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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让人生气，但那些爱他的人并不在乎。人们愿意追随他，那些辞职离家追随他的人不是被麻风病人吸引，而是被巴巴吸引。他们意识到，在他身边日子会过得更激动人心，更冒险，有更深的感受，也比他们正在过的日子更有意义。甚至和他短暂相遇的人也能感到被理解，并被炽烈地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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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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