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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去世那段时间，普拉卡什的项目开始为外面的世界所知。十七年里，普拉卡什几乎没有离开过贺莫卡萨，也没有休过一个假期。当时这很适合他——他喜欢将自己埋在工作中，不需要出去和人们交谈。但现在他获了一个又一个奖，被请到海外的马拉地会议上发表演讲。普拉卡什不喜欢说话，即使在私底下也是这样。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也不在乎别人是不是批判巴巴。让他们说去吧，有什么要紧的呢？他从不谈论巴巴，而维卡斯会。但是他听说讲演可以换来工程所需要的经费，于是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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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目光开始注意到他们的工作，而这时，普拉卡什和曼达基本上已经退休了。狄冈和他的妻子阿娜哈运营着医院。阿尼克特认定，为了募集资金，项目需要有一定的公开性，于是他致力于通过社交媒体和巡回展览散播消息。他的妻子萨米沙在学校工作。游客过来参观时，普拉卡什会带他们到动物孤儿院去转转，向他们展示：他和豹一起玩耍，把自己的手放到它们的嘴里；喂熊吃东西；把一动不动的蛇捡起来，绕到自己孙子的脖子上。不过多数时候他都坐在屋外院子里那把塑料椅子上，烤着他在寒冷的早晨点燃的一小堆篝火，和顺便来访的某个人聊天。有时全家人会在黄昏的时候去河边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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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卡什依然很健壮，能够继续工作，但在印度，六十岁退休是个惯例，而且他也希望狄冈能够不受他干涉地将医院运营下去。他并没有感受到驱动着巴巴和维卡斯的那种总是想修正这个世界的激情。他在丛林里开办了一家医院，并在那里工作了三十年，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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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第八章 醉汉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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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如果一个人有点小钱，他可能去买醉。生活中艰难的部分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温暖。然后不再有孤独，因为他可以在脑海中想象朋友的存在，也能够发现自己的敌人并消灭他们……他喜欢一直这样醉着。谁说这样不好呢？谁敢说这样不好呢？牧师？他们也有自己的沉醉类型。瘦弱无趣的女人？她们太不幸了，不会理解这些东西的。改革者？他们生活得不够深入，也无法体会。不，星星是那样近，那样亲切，我与世界结成了兄弟。一切都是神圣的，一切，包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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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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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者的近代史，至少在西方，是与酒精史分不开的。在过去的很多世纪中，圣者与性断绝了关系：性是人们常会沉溺其间的快乐，意味着失去自制力，这种断绝显示出他们和其他人的不同。贞洁是一条更高的、神圣的路，为侍奉圣者而保持着力量和纯洁。但贞洁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它看上去更像一种病态而不是一种美德。随着时间的推移，贞洁的美德被替换为节制。放弃酒精对现代行善者而言是一种禁欲主义，饮酒和性一样，是一种人们常会沉溺其中的快乐，意味着失去自制力，断绝酒精与性显示出他们和其他人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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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和喝醉，都是为了好交情而有意降低自己。你一时放任自己沉湎于生活和命运，允许自己变得更愚蠢，没那么独特。你的界限变得模糊，你打开自我，感觉与周围的人连接了起来。你甩开道德上的顾忌，并怀疑就是这些顾忌阻断了这种连接的感觉。你对你的同胞感受到更多的同情，但与此同时，因为你醉了，你也让自己陷于爱莫能助的境地。所以，喝酒就相当于在说，我是有罪的，我选择不去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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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禁酒令——短暂而注定失败的禁止酒精生产与销售的尝试——看起来像是关于道德界限的具有象征性的一课。禁酒令失败以后，你能指望的唯有这些美国人自己意识到这点。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人的快乐，但试图把整个国家朝圣洁的方向推得太远可能会适得其反，将它的公民变成不尊重法律的愤世嫉俗的伪君子。试图把一种过分的美德强加到一个民族身上只会得到更坏的结果，让罪恶在地下秘密滋长。禁酒令是一个里程碑，然而酒精对行善者还有另一个更持久的影响，这一影响是与禁酒令大约同时模糊地出现，而后成长，被压抑、扭曲了几十年，才逐渐清晰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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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禁酒令在美国产生效果的时候，一个美国路德派传教士在英国创办了一个基督教团体，后来被称为牛津小组。它为成员设置了很高的道德标准，他们得努力去达到所谓的“四个绝对”：绝对真理，绝对无私，绝对纯洁，绝对的爱。这个小组信任严格的自我审查，给他人造成伤害要予以赔偿，并相互帮助，在道德的道路上保持前进。他们相信应该将生命交给上帝，并相信醉酒是一种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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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深秋，做过投资顾问如今整日酗酒的比尔·威尔逊被一个曾经酗酒的朋友介绍进了牛津小组的纽约分部，他的朋友相信这个团体能帮他摆脱酒精。威尔逊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和死不悔改的老烟枪，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去参加了一次聚会（醉着）。几天以后，他在一家医院看到了令人心醉神迷的宗教幻象，就再也不喝酒了。次年，威尔逊与另一个酗酒者鲍勃博士创办了后来被称为“匿名戒酒者”的协会，在制定新协会的策略时采取了牛津小组的一些思路：自我审查，做出赔偿，把生命交给更高的力量，通过帮助其他酒鬼来保持自己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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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从牛津小组向匿名戒酒者协会转变的过程中，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匿名戒酒者协会的成长与其前身有很大的不同，并且催生了一个更加不同的针对嗜酒者家庭的姐妹组织——戒酒者家庭互助会。首先，匿名戒酒者协会把本是一种罪恶的醉酒重塑为一种疾病。若干年后，戒酒者家庭互助会把本被认为是善行的事情——努力让一个酒鬼停止饮酒——看作是相同疾病的一个症状。这两者都是相当激进的创新，但后者有着更深远的道德上的影响。毕竟，不论酗酒是一种疾病还是一种罪恶，两种定位都是不受欢迎的——无论把酗酒说成什么，它都是糟糕和有害的，没有它世界会更好。但如果某些类型的帮助——尤其是酗酒者配偶那纠结的、磨人的与投入的帮助——也被认为是疾病的一种表现，是某种应当被治愈的东西，这会让道德行为的领域显示出惊人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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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威尔逊的妻子路易斯是戒酒者家庭互助会的共同创始人。当路易斯第一次遇到比尔时，比尔滴酒不沾——当时他的父亲酗酒，他很害怕自己走上同样的道路。他们结婚后不久，他开始少量地喝点，后来越喝越多，但路易斯并不为此担心。比尔爱她，而她富有魅力，她确信自己可以让他停下来。作为一个年轻女孩，路易斯做着可以将坏人变成好人的白日梦。她曾经有这样的幻想，当她抓住一个正在把她的家当装入布袋的窃贼，她不会生气，而是会温柔地同他讲道理，她闪烁着光辉的道德魅力，最终激发出他想要成为好人的欲望，把她的家当放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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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从法学院毕了业，但因为酗酒未去领取毕业证。路易斯有过三次宫外孕，但比尔总是醉醺醺的，没能去医院看望她。因为他嗜酒，他们最后只得去领养孩子。比尔下决心要成为一名投资分析师，因此去全国各地出差对公司进行评估。他们没什么钱，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他们骑摩托车、住帐篷旅行。这期间，路易斯可谓忠实可靠。她通过工作来补贴家用，当比尔想继续上路时，她便毫无怨言地辞去工作，离开住所。当比尔没能去医院看她时，她感到内疚，因为她怀疑是自己怀孕失败导致他去喝酒。她试图去帮助他，当她失败时，她想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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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责备他喝酒了吗？”她想，“他有一次告诉我，他小时候曾收到过一把小斧子作为圣诞礼物，然后立即在他的橡胶玩偶苏西身上试了试。那之后，每次他瞥见玩具盒，看见玩偶的头部被一根绳固定着时，都会流泪说道：‘可怜的苏西！我差点砍掉了她的头。’他后来有时管我叫苏西，我很想知道他这是把我放在了一个怎样的位置。他是基于某些微妙的原因在潜意识里对我有所怨恨吗？又或许原因在于我明显做错了什么事？这令人迷惑和困扰，于是我努力不让自己泄气，把注意力集中在我正在做的工作上。”她的工作是阻止比尔喝酒，而她的武器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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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比尔清醒的时候，路易斯起初是很开心的。但是他立即就变得和醉酒时一样，只是换了一种沉迷的对象，他沉迷于清醒——他总是安排聚会，参加聚会，和其他酗酒者谈话。他几乎不再花时间单独和路易斯在一起。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不敢承认，自己并不像应该的那样幸福。当某天他对她说，她得快点，否则聚会就要迟到了，她将自己的鞋子朝他扔了过去，并喊道：“去死吧你的聚会！”他吃了一惊，但是她比他还要吃惊。就是在那个时候，当她试着理解到底是什么让自己这样生气时，她才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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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酗酒的这些年，当她认为自己不幸福的时候，她也曾经感到高兴过。她觉得他需要她：她是负责的那个，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而他是坏的、弱的一方，一切都得依赖她。要是比尔是清醒和独立的，她就丧失了目标，因而怨恨上帝和酗酒者们在她所不能及的地方给了他帮助。她看到自己不仅没有治愈他，反而要不是她，他或许早就痊愈了。她通过试着帮助他改变来阻止他改变自己。她以前没有孩子，所以她对比尔像妈妈一样。过去，酗酒者的罪过在于拒绝控制自己，而现在控制本身看起来就是问题——一方面，酗酒者想象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疾病；另一方面，酗酒者的配偶试图帮他们来控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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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下定决心，她需要做比尔清醒时会做的那些事：将自己的缺点列成清单，将自己的人生转交给更高的力量，不再认为自己能够控制他人以及她自己。他需要匿名戒酒者协会，而她看到自己也同样需要帮助。她于一九五一年与人合作创办了戒酒者家庭互助会，意在支援不幸福的人以及纠正酗酒者家人的错觉。她断定自以为是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罪恶之一，因为它坚不可摧，将人封闭在自命不凡的盔甲中，远离他人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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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戒酒者家庭互助会的首要目的是帮助酗酒者的家人以一种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对酗酒者进行支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重点越来越转向家人自己——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缺点，他们精神上的错误。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家庭成员的行为受到日益加强的详细审查。家庭成员们开始将自己叫作酗酒者同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互相依赖”这个词逐渐流行起来，用以命名他们相信自己正在遭受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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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互相依赖的概念变得比戒酒者家庭互助会更加普及，人们用它来描述任何沉迷于控制他人行为的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某个不可靠且爱空想的伴侣。自从路易斯嫁给比尔且试图拯救他之后，道德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路易斯生于一八九一年，而比尔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他们那代人眼中，无私就是一种美德，没有什么复杂的。但是到匿名戒酒者协会成立时，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弗洛伊德的质疑和戒酒者家庭互助会的教诲结合在一起，使无私成了被污染的和可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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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以这种坦率的新视角看待来自妻子的帮助的书——非虚构作品（小说总是让人产生怀疑）——是出版于一九八五年的罗宾·诺伍德的《爱得太深的女人》。诺伍德是一位花了数年时间接受成瘾者咨询的治疗师，她吃惊地发现，虽然有些成瘾者来自混乱的家庭，有些不是，但是他们的伴侣却大多来自混乱的家庭。这些伴侣在长大后会无意识地寻找成瘾者或其他类型的怪诞而不可靠的配偶，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他们可以重现并试图掌控他们童年时所受的创伤。在孩提时感觉到不被爱与关怀的经历会促使他们通过照顾有需要的人来填补自己对爱的需要。“我们想要打破符咒，将人们从我们看见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诺伍德写道，“我们把他情感上的无能，他的愤怒、沮丧、残忍、冷漠、暴力、不诚实或成瘾，都看作是他没有得到足够多的爱的表现。我们用爱来与他的缺点、他的失败甚至他的病态相抗衡。我们决定用我们爱的力量拯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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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忙于照顾那些不让她们省心的男人，这些女人就能够避免面对自我。她们需要感到自己像拯救者一样。她们沉溺于那种感觉，就像他们的伴侣沉溺于酒精或者毒品一样，为了保持这种感觉她们愿意经受苦难。她们指望她们的爱和盲从会让对方产生感激之情，但即使对于能够忍受依赖感的成瘾者而言，这个时间也实在太长了，或早或晚她都会产生怨恨，然后离开。但这些女人会去寻找新的同样糟糕的伴侣。她们关于爱的观念不能离开痛而存在：爱就是痛，痛是激动人心的，痛苦越大，爱越深刻。如果没有痛苦，如果她们的伴侣亲切地对待她们，她们会感到无聊和缺乏情感连接，并跑去找其他人。对她们而言，感觉像爱的东西其实只是受苦而已；感觉像无私的东西其实也只是一种强迫性的对控制的需要。诺伍德总结道，这些女人需要学习的是接纳：按其本来的样子接纳自己、他人和现实，不用帮别人的忙，不用感到负有责任，不需要改变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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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爱得太深”的女人都是酗酒者家庭的孩子。她们的人格是在早期形成的，为了回应成瘾的父母，她们在成年以后变成了互相依赖的转移性利他主义者。因为酗酒者的孩子生长在成年人不能被依靠的家庭，他们常常感到要靠自己来应对一切。他们总觉得，家庭的不幸是他们的错，他们会努力变成完美的小孩让事情好起来——在学校好好表现，打扫房间，煮饭，尽可能多地照顾他人。当这些小孩长大以后，他们会对自己的不完美感到内疚。由于在孩提时代没有得到很好的爱，他们长大以后会很渴望赞扬和爱，指望他人承认自己。他们感到有责任照顾他人；由于在无法控制自己生活的混乱家庭中长大，他们会渐渐渴望控制自己和周围的人。同时，他们也渐渐习惯了如此极端的、戏剧性的生活与无序状态，平凡的生活会让他们感到空虚和枯燥。他们习惯了残忍的行为，害怕被抛弃，所以他们忍受伴侣可怕的虐待，依然忠诚并发誓无论如何都要拯救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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