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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维持这种希望很难，尤其当帮助很快变得可疑以后。这是他们讲述的自己的故事之一。一开始，社会工作者通常都确信他们会显著地并且永远地改变一些人的生活。他认为他会改变的不仅是他人的生活，也包括他自己的生活：他会感受到以前从没有得到过的认同感和成就感。这些前景是如此令人陶醉，于是他工作起来可能像一个狂热分子，每天十二或十六个小时，牺牲了其余的一切。“我要去二十五公里以外修补一条鞋带，”有个咨询师描述那些令人兴奋的早期岁月，“为了接传呼机我把我妻子扔下了床。”每件事都是紧急的，他感到自己不断地被需要，他的肾上腺素一路走高，他不能休息，也不能停下来思考。对他而言，似乎如果不尽可能努力工作的话，灾难就会降临。他在工作之外没有生活，即使有，他也没怎么注意。求助者的需要是压倒性和决定性的，而常人——比如他的家庭成员——的需要相比之下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他忽略了这个部分。当人们被枪杀并被扔到了大街上，他怎么能够思考数学作业或者看电影呢？其他的人怎么就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呢？他依然相信他能够改变人：他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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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是难以改变的。多数人改变起来是缓慢的，如果真的改变了，也只是轻微的。他们并不总是心怀感激，有的反而还会怨恨。一开始，社会工作者可能过度卷入来访者的生活，当来访者失败的时候他也会很痛苦，一是因为他们不开心，二是因为他们的失败也是他的失败。让他成天面对无法修补的灾难性问题是很困难的，不幸和无助感染了他。对他而言，似乎感到幸福和给自己花钱就是背叛了那些他认识的依然痛苦地生活着的人。他自己的不幸看起来似乎是奉献的标志，或许他变得愤怒，谴责体制和社会，是因为自己不能修复的那一部分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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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逐渐学会了冷漠。他意识到他需要变得坚韧，长出铠甲。但如果他变得过于冷漠，就根本不再会关心来访者。或许他会变得愤世嫉俗和自我防御，因为他感到他的理想和力量萎缩了。办公室的老员工注意到他热情的减退，欢迎他加入他们的自贬式幽默的阵营。工作结束以后，他撤退到冷漠、笑话和酒精中去。但即使周围有与他同样冷漠的人相伴，情况仍然令人沮丧，他在寻找一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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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着改变一个麻烦缠身的来访者的生活是一回事，试着改变一个村庄或整个国家的生活则是另一件要求更高的事。所以，酗酒者的妻子和咨询师遭受的怀疑蔓延到了国外援助工作者身上并不奇怪。人们本该更早意识到，帮助许多不大了解的外国人比帮助酗酒的丈夫更为复杂，更具潜在的灾难性。但是，丈夫亲近而熟悉，失败立刻就能看出来，而透过厚重的文化失真来觉察失败则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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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援助工作者道德错觉的最为人所知的攻击之一，是奥地利牧师和社会批评家伊万·伊里奇在一九六八年对美国年轻人发表的一个演讲，他以一种类似戒酒者家庭互助会的口吻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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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坚持和穷人一起工作，如果这是你的职业，那么至少到那些能叫你滚蛋的穷人中去工作。让自己去影响一个村庄——你和村民们语言不通，甚至不明白你在做什么或人们怎么看待你的存在——对你是非常不公平的。并且，当你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定义为好的、牺牲和帮助时，这对你是极具破坏性的。为了让你重新意识到自己的无能、无力以及不能去做你想要做的‘好事’的无奈，我要在这里挑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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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九六八年伊里奇发表这个名为《让好意见鬼去吧》的演讲时，外国援助工作还不是现在的巨人道德工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援助工作者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渐渐意志消沉，并开始分析什么地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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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乐施会工作了整整二十七年的托尼·沃克斯在《自私的利他主义》一书里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通往大马士革之路”的第一个时刻是在大学时期来临的，当时他正四处拜访同学，让他们捐钱给慈善组织。通常人们都很礼貌，但有个没精打采的男孩轻蔑地命令他滚出自己的房间。沃克斯受到了很大的震动，直到三十年后那一刻仍然历历在目——耀眼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那男孩正慵懒地和一个朋友喝茶。沃克斯并不认为这个没精打采的男孩很粗鲁，相反，他探测到了他头脑中对利他主义的浅薄理解——他，沃克斯，只是一名参加了一场无谓的良心安慰实践的学生——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不配得到那些钱。沃克斯发现，只对穷人做一个空洞的姿态是不够的。他必须认真地做慈善，要么就干脆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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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以后，他在乐施会工作，但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他依然感到他和他的同事们在道德上并不合格。由于自私地沉溺于自己的观念和使命感，他们并没有真正看见他们试图帮助的人：他们将那些人视为饥饿或受伤的身体，无辜的受害者，而非为了或美好或险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而奋斗的人。“为了了解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及其社会、经济和政治处境，我们需要清空自己。”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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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在同僚身上看到的自以为是感到失望：他从事援助工作，相信这份工作是自私与自我的解毒剂，但他发现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在急救工作中有许多男性参与，”他写道，“拯救生命这件事，尤其是在交战地带，对男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救灾人员经常谈到，当行动变得困难，尤其是当他们身处危险之中时，肾上腺素会激增。有的人对此有瘾，没有这种激动就百无聊赖。一个非洲女性最近告诉我，在卢旺达屠杀之后，她惊骇地发现西方的援助工作者渴望越来越多的不幸事件来证明他们的英勇无畏。”作为一名援助工作者缓解战争疼痛的冲动与作为一名士兵造成痛苦的冲动，并没有多大不同。对于有某种政治倾向的年轻人来说，援助工作意味着荣誉和赞颂，这曾是人们描述战斗时用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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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几本书与沃克斯的书在大约同一时间出版，多数人关注的并不是他们被污染的人道主义动机，而是他们工作的无效性或害处。作者知道人道主义援助可能只是拖延了冲突，最终并未减少受害者：援助工作者提供的食物可能释放了武器资源，或者直接被人拿到黑市上交易。迈克尔·马伦在他的《地狱之路》一书中描述了食物援助如何摧毁了当地市场以及让农民破产。食物似乎有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农民供应商，他们倾销自己多余的产出，接受比受赠者还要多的税收优惠。多数非政府组织很少调研他们的援助是否真的有用，甚至当他们发现他们事实上是在制造伤害时，有的人似乎也并不介意，他们继续收集政府的合约，捐赠钱物。亚历克斯·德瓦尔在《饥荒罪行》中认为，国际救济NGO组织通过把持饥饿的所有权，解除了政府预防饥荒的责任。这破坏了民众追究政府责任的政治企图，而问责制的匮乏是导致饥荒的首要原因。而且，NGO组织除了宣传和捐赠的市场之外不对任何东西负责——而这个市场似乎并不关注NGO争夺注意力与金钱到底有没有益处。大卫·里夫在他的《过夜的床》一书中认为，人道主义常常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新形式，一种控制的新形式，只是名义上对目标人群有利。NGO组织就像殖民主义者一样易于相信，由于他们的目标是善的，他们机构的利益就应该被促进，他们的行为方式不应该受到质疑，他们的结果也不应该受到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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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夫认为，总的来说，开发援助是一种失败，不相信这一点的人不是伪善就是自欺。“真相是，任何人幻想还没有破灭都是因为没有听到坏消息。”他写道，“乐观主义真的是唯一合理的道德立场吗？”但是他不能全然谴责援助工作者。“他们是最后的正义者，这些人道主义者，”他总结道，“他们所做的并非微不足道，除非，在悲观主义者看来，所有的努力都是不充分的，所有的荣耀都是短暂的，所有的解决方案对于挑战而言都是不足的，所有的帮助对于需要都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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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里夫并不孤独。同一时间，评论家也指出了人道主义援助的问题，他们多半相信，只要有更充分的理解、更纯粹的动机、更少的意识形态以及更多的经济，总有一天事情会好起来的。什么也不做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无论有多少后殖民主义的傲慢、种族主义和大男子主义混进了援助工作者帮助受难的外国人的冲动中，比起隔离和顽固的自私似乎都没那么可怕。帮助是复杂的，很容易搞砸——现在更为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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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年前，里夫的父亲菲利普·里夫出版了《治疗的胜利》，在这本书里，他为“心理人”的到来而惋惜——二十世纪的新普通人不再担心道德，因为他唯一的正统信仰是要过满足和健康的人生。里夫相信，这种可怕局面的出现是力图建立以自由与冲动为基础的信仰的弗洛伊德遗产遭到扭曲的结果。（弗洛伊德自己寄希望于个体欲望与集体规则永久的休战：他相信，没有这种休战，文明是不可能的。）但菲利普·里夫出于悲观没有预见到对无私的批判与一九六六年的情形相比会变得多么复杂和纠缠：道德的戒律会怎样背叛自己，为何无私的人看起来不仅老派、拘束，还空洞、扭曲、报复心重，甚至危险。菲利普·里夫默哀文化精英放弃了他们旧时代的道德责任，不再为大众起示范和引领作用；戴维·里夫则看到，道德的精英依然存在，只不过他们正在制造可怕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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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里夫在《过夜的床》中的论调和他父亲相似——同样是与放弃有关的威胁——但他的观点更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像关心同胞一样关心外国人的伤口是非人性的和不自然的，但同时，每一个体面人都会更多地关心那些外国人的痛苦，而不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捐钱。尝试帮助他人顶多是无用的，而最坏的情况是造成伤害，但是不再尝试帮助他人就等于放弃自己的人性。人道主义者正屈尊降贵为伪善者，但是他们是我们中间最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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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乐于奉献是否是一种疾病呢？即使在简单的酗酒语境中问题也很复杂。当戒酒者家庭互助会和它的后继者宣称以错误的方式奉献自己来帮助别人可能对双方都不好时，匿名戒酒者协会宣称，试着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最好的方式。比尔·威尔逊很快发现他保持清醒的唯一方式是给别的酗酒者做工作：他迫切需要他们，就像他们需要他一样——这就是匿名戒酒者协会的会议与赞助方式。那么，路易斯的无效帮助与比尔的有效帮助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一个是疾病，而另一个则是通向健康的道路呢？这之间的区别似乎在于，你是在居高临下地帮助他人，还是在帮助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人——你是告诉别人该怎么做，还是告诉别人你已经做了什么。同样的东西，来自罪人就是一种祝福，来自圣人则是一种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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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赖的逻辑显示出奉献常常是一种疾病，因为奉献者并不是自由的。比如，她可能认为自己选择成为一名治疗师是因为喜欢这个工作，但事实上是她需要做这份工作，除此之外她别无选择，因为她不能眼见人们身处困境之中却感觉自己没有义务去帮助他们。但问题来了：她这样感觉错了吗？当她感到有责任帮助他人时，她是在犯一个错误吗？任何承认道德的强迫力量的人都必定要做些什么。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在众多选择中不涉及任何责任地自由选择了道德生活，就像自由地选择把一生都花在向水桶中扔石子一样——他不会更加自由，而只会更加困惑。这个人感到自己不受任何责任的束缚，这不是自由而是反社会。不仅行善者和互相依赖者渴望责任：责任给了生活以意义和结构。没有它，就没有家——只是流浪汉般无目标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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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直觉和所有直觉一样有其来源。假设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感到有责任帮助他人，是因为她善良的父母教她这么做。来自善良父母的责任感与来自不良父母的责任感有什么区别呢？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缺乏自由或真实吗？或许恶在尚不致命的量度内能够自愈，就像抗体能够通过注射毒物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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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溺水：哲学问题？思想问题？道德困境？真实人生？ 第九章 那些属神的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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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爱得越多，就越感到自己有能力去爱。她感到被她所爱的人围绕，就像她为他们分担重负一样，他们也会分担她的，并在她跌落的时候抓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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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内加尔待了可怕的几个月以后，金伯利·布朗-惠尔被主教派到马里兰州埃塞克斯的一所教堂里做牧师。埃塞克斯是从巴尔的摩东面起跨过巴克河的一片并不美丽的随意伸展开去的土地。主干道东大街上的很多店面都被栅栏围了起来，没有被围起来的有酒吧、证券机构、当铺和二手车铺。教堂是一栋大型白色隔板建筑，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这一漫长的历史——加上教区将自己看作是受尊重的劳动人民聚居的郊区，而非任由无家可归者在商厦后面冻死的地方——变成了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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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会是分开进行的。周日早上先是传统的联合卫理公会仪式，有唱诗班和管风琴伴奏；随后是现代仪式，播放录制的流行音乐、DVD和幻灯片。这个分割并非没有包含敌意。较年长的成员不喜欢现代仪式，他们觉得这并不是真正的教堂仪式，但也警觉地看到他们的成员在一年年减少，而现代仪式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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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伯利精力充沛，很难安静地坐下来。她说话像连珠炮似的，很爱笑，常常发自肺腑地笑得很大声。在教堂她总是抚摸和拥抱信众，当音乐响起时则充满活力地拍手或摇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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